东方“乌玛”――西道堂 (图)

      西道堂以伊斯兰教初传时的“乌玛”模式，把不同姓氏、不同民族、不同血缘关系的穆斯林，用宗教信仰的巨大凝聚作用和感召力团结在一起，用一整套规章保证“乌玛”制度的实行和发展，体现了它遵循圣道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强调民族平等，重视民族团结。对穆斯林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歧视，不排斥。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在旧时代，只有堂道能够妥善解决。因而，在道堂，人人都有一种祥和、安定的幸福感，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大家庭，巩固、发展、前进、壮大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她符合人们的心愿。

      创建中国式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实践“乌玛”制度，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在清朝末年回回民族深受压迫、处境艰难、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她从人们的灵魂到生命，拯救了一大批罹难者，成为黑暗社会里引人翘望的亮点。

      专家学者认为，西道堂是一个“穆斯林宗教公社”，西道堂人的敬业精神，就比一般社会群体的成员要强烈得多。对于西道堂人来说，这种勤奋的敬精精神，不只是一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或者是一种迫于形势的谋生手段的需要，而是一个信仰者对主命的恪守和遵从。显示出西道堂在实践“乌玛”的多样性内涵时，紧紧抓住信仰的纽带，在两世兼备中去实现穆斯林的人生价值。“乌玛”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精神，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文化，它要在中国穆斯林中扎下根来，就必须适应于中国的国情、民情，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取不断成长的营养，从而形成激发“乌玛”成员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力量。西道堂提倡学习汉文化，鼓励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正是为“乌玛”在中国的实践打下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培育丰厚的文化沃土，使“乌玛”的中国化过程不是简单的表面化的临时组合，而是中西文化融合出新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这样，“东方乌玛”西道堂才会产生勃勃生机。

      西道堂立足于中国，成长于西北，体大公，本真诚，树立“真主独一”的坚定信念，也树立做人以真诚为本的信念，这又使西道堂在“乌玛”中除宗教内容外也包孕了更深刻的国家观念和社会内容。

马启西创建东方“乌玛”

      马启西先生精通诸子百家之学，经过领悟比较，他认为孔孟之说“备天伦之道，而无穷神知化之学，老子之道近玄虚，不切实际，惟清真天方之教，认主独一，至贵至大”。他觉得西北回民因历史原因，普遍缺少文化，在乡村及边远地区，不知书者更多，而在临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所以向群众宣讲教义非常吃力，个别识文者，又与劳苦大众相去甚远。马启西先生在回族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佼佼者，他弘扬伊斯兰教“以儒诠经”，与刘介廉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刘介廉先生的著作在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所体现的宗教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包容性、多样性和撰述中的构思立意，选材谋篇等都体现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特点，这是马启西先生推崇介廉学说的重要原因。“走圣人传教初期的路，方是坦然正道”的结论。从撒马尔汗回来后，便将“金星堂”正式改名为“西道堂”，希冀藉助道堂这一远离世争的名称继续避躲锋芒，探索实践“乌玛”的具体道路，以便进行艰难的改革。

      西道堂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是马启西先贤在继承穆圣“乌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大西北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穆斯林的渴望，创立起来的，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成功创举，它把人们追求精神归宿的心灵向往和世俗生活的务实态度，如此成功地结合起来。在他所创建的宗教大家庭中，号召大家“体大公而遵主命；本真诚以履圣行。”在拜功、赞念之余，努力做好自己分工与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大家庭的建设与发展中，无论经商、务农、做工、读书念经，还是为父、为妻、为子等人伦纲常，均严守伊斯兰教义定夺取舍。教民的情操、志向、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等，无一不依伊斯兰之道。在马启西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道德涵养、忠诚于教门的优秀教生，成为后来开拓西道堂事业的中流砥柱。

西道堂的产业之路

      西道堂作为一个完整组织，而一切工作、生活、教育、婚丧、赡养等，概由道堂支配，所有属于道堂经济，均为公有，悉用于本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公共事业。

      林业、农业、商业是西道堂的三大支柱产业。１９０５年（光绪三十一年），西道堂逐步建立坐商和行商，在临潭县旧城开设“天兴隆”总商号，在外地另设天兴隆分号。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南和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等几乎全部安多藏区，资金由启西先贤殉难前的十万两银子积累发展到百万两资财。这与马明仁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马明仁先生主持教门之初，西道堂正处在危难存亡的关键时刻，创始人马启西和丁全功先后罹难，以身殉教，道堂财产被军阀洗劫一空。马明仁先生接任于危难之时，他不畏道路艰辛和处境险恶，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明确提出农、林、牧、商、学同时并举，“养精蓄锐，十年图治。”西道堂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了财富，也为教门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甘肃的洮州（今临潭）和岷州早在明代就是甘、青、川边界四大茶马市场之一，临潭回族“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的传统，打开了与藏区贸易的通道。他们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忠实地和各民族友好往来。至１９４６年，商业发展到了二十个商队，共有驮牛一千七百多头，乘马两百多匹，驮骡三十多匹，骆驼六十峰，资金十六万多银元。范长江先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描述西道堂经济情况时说：“商业势力，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东至察哈尔等地，操这一带的经济大权”乃为真实的反映。

       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对农业也很重视。鼎盛时期的西道堂共建有１３个农庄，参与人员近千余，耕地７７１１．８２亩，光耕牛就有４９０头之多，其它牲畜也增加迅速，呈现一派兴旺之势。年产粮油２００多万斤，农业用地主要是教民原有的祖业，加入集体生活后，捐献给集体。各农庄农作物的收入，除每年留足本农庄人口的食用外，剩余部分归入道堂经济的总核算，口粮不足部分，由道堂总收入中供给，因其耕作合理，肥料充足，经营有方，保证了正常年景下的农业能获较好收入。农业是西道堂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盈余又推动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之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林业经济的建立，推动了西道堂整体事业的发展。西道堂居住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开发洮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和广袤荒原，足够的人力是实施开发建设的不竭资源。教民们以坚定的信念深入林海、荒漠安家落户，风餐露宿种植培育，在他们的生息繁衍之地，用勤劳的双手营造出了一片片林茂草丰的秀美风光，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西道堂拥有森林面积多达七万余公顷，分布在洮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覆盖卓尼、临潭、夏河、碌曲等县的广大地区，大多连山通壑，成片为林，单独成林的有十五处之多。

创办教育，提高回民素质

      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对于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风尚，都有相当的贡献。”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则每况愈下，使人忧心，文化低落，社会政治地位不高，经济上蒙受剥削，民族情绪受到挫伤。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回族中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兴办教育才能振奋民族精神，才能把人们从愚昧颓废中唤醒过来。清光绪年间，就有人提倡举办中阿学校，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辛亥革命后，回族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自强精神得到发扬，为“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提高文化成为时尚”。地处西北边陲的临潭西道堂，也满怀信心地迎接了这一文化潮流的到来，不惜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兴办由村学、完校到中学的各类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学校中还有一所女子学校，名叫“启西女校”，这在当时确是独树一帜的。在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却出奇地培养造就了一批后来在新中国的社会活动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作用的妇女知识人才。西道堂把民众接受教育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大事联系起来。在启西女校的筹备会上马明仁先生说：“立教化民，要顺应时代潮流，提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立于社会的根本。”于是一面振兴民族教育的旗帜，在西凤坪上高高矗立了起来，启西女校的校歌唱道：

    白杨青烟旧城晓，西坪风光好，

    骏马牛车驰古道，叠山重峦当屏障；

    草原森林四季青，遍山梯田条条美，

    西倾地理早，洮源翻波涛。

    昔日李晟故里，而今有启西女校，

    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壮志吾侪茂。

    西凤坪，校旗飘，文化光芒万丈高。

    高！高！直上青云霄。

      这首歌词鼓励广大学生，特别是被阻于校门之外的女性们砥砺志向，学习文化，向知识讲军。西道堂马明仁先生提出：“妇女也要走向社会，不但要参加劳动，而且也要象男人一样知书达理，今后的社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我们宣扬伊斯兰教，就是要遵循《古兰经》上的一切信条，通过‘克塔布’这把钥匙去学习，去领会，这是一条捷径”。马明仁、敏志道等西道堂的贤哲们，成功谱写了民族教育发展史中光辉的一页。

      西道堂在历史发展的积淀中为社会创造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