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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历程
来源:中国清真网
时间:200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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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历程
回族的伊斯兰教育,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松散教育,到明代中叶以后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再到20世纪初开始的以学校为主要阵地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以院校教育为特征的伊斯兰现代教育。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适应社会的进步进行着调试。特别是回族的伊斯兰现代教育,尽管起步并形成全国性的教育规模,不足20年的时间,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回族伊斯兰教育是历史产物,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在回族及其先民中的传播与发展形成的。关于回族教育的历程,1990年10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侧重讨论回族教育问题的“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纪要中曾写道:“回族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回民先民时期至本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第三阶段。”① 已故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在《回族人物志》(清代)的题记中写到回族教育的形式时说:“包含传统的家庭教育、手工业的师徒传授、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②
已故回族学者冯增烈认为:“历史上的回族教育,基本上是以三种形式在进行:其一,是阿拉伯模式的教育;其二,是汉化教育;其三,是这两种教育的交叉。”③尽管划分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肯定了回族教育始于回族形成为民族之前,即回族先民时期就有了最初的伊斯兰教育。这与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的伊斯兰教育的历史是相吻合的,与伊斯兰教崇尚知识、鼓励求知、奖励有学问的人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古兰经》中几十处提到寻求知识的重要性。如“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58:11)“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3:7)④等。更重要的是: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进入异国他乡的穆斯林们,首要的是通过伊斯兰教育来保持自己的信仰,并教育后代延续这种信仰。中国的伊斯兰教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一.回族先民的伊斯兰教育
早在回回民族形成之前的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们(从阿拉伯、波斯等地来华的穆斯林蕃客),就在他们留居中国组成的家庭中进行一种自发的、原始的穆斯林家庭宗教教育。这种教育形式没有组织性和系统性,完全是每个家庭的个人所为,实际上是家庭长辈向晚辈灌输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方式。其教育内容主要是教会子女们按伊斯兰教义、教律的要求,进行沐浴、礼拜、斋戒,以及饮食方面的禁忌等等,这种教育方式是适应当时来华穆斯林们侨居生活的需要的。有的学者还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育归纳为以下几点:
1.穆斯林在自己的家中向自己的子女和新入教的穆斯林口头教授阿拉伯语,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过宗教生活,口头教授基本教义、教法知识。
2.来华传教的阿訇和宗教学者向穆斯林群众口头传授伊斯兰知识,传诵《古兰经》,教授他们生活用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3.阿訇和宗教学者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⑤。
家庭伊斯兰宗教教育之所以成为回族先民们最早的伊斯兰教育形式,是因为回族的先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而且人数很少,分散在各地,集体活动的宗教场所也未普遍建立起来,彼此也没有经常的必然的联系。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些回族先民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特征,只能通过家庭教育的形式教育后代,使自己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延续,并一代代保持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二.回族经堂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元末明初回族在中华大地上的形成,回族社会不断健全和发展,回族伊斯兰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堂教育取代沿袭了唐、宋、元三朝的家庭宗教教育,逐渐成为回族伊斯兰教育的主要形式。经堂教育是指在清真寺里,由开学阿訇招收穆斯林子弟,学习伊斯兰经典,传授伊斯兰教义、教法等基本的宗教知识,培养宗教宣教接班人和穆斯林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经堂教育是16世纪在回族中首先创设的,其创始人一般公认为是陕西渭城回族人胡登洲。胡登洲之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比较著名的有陕西的周良隽阿訇、山东的常志美阿訇、云南的马复初阿訇、河南的张万东阿訇。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陕西学派包括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以周良隽阿訇为代表;山东派包括山东、河北及东北三省,以常志美阿訇为代表。陕西派注重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而山东派提倡阿、汉、波斯语并重,注重“博而熟”。后来云南人马复初自海外游学回来后,改良经堂教育,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
经堂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清真寺是推动经堂教育的重要场所,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多附设有经堂教育的学堂,这种传统保持至今。经堂教育的老师均由清真寺负责聘请,或者由开学阿訇担任,一切教学费用也由清真寺开支。各地的经堂学校,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中写道:“所谓寺的教育,有大学,造就阿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之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机关也。凡此,皆以请经为课,率读阿拉伯文、经课之外,概非所习”⑤。其中小学和中学比较普遍,大学则主要分布在穆斯林比校集中、经堂教育发达的城镇。如清同治年间以前,长安为经堂教育大学的集中地,各地阿訇多赴该地学习,同治年间之后,河州成为培养阿訇的重要地区。经堂小学主要是向回族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学会念“清真言”,学习穆斯林沐浴、礼拜、斋戒、信仰等宗教礼仪的常识,并学会简单的阿拉伯字母拼读。小学采取松散的管理办法,学童可自由地入学或退学;学习不分级别班次,随来随学;也无一定的学习年限,以学会基本的宗教常识为标准,一般是三至四年。中学的教育对象是从小没受过宗教教育的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古兰经》文选读,时间上无严格地规定,农村多在农闲时学习;城镇也多选择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学习的时间进行。有的观点认为:在经堂教育中,中学这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并不明显。大学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法、文法、修辞、教法、教义、《古兰经》注、圣训等科目。大学里的优秀生,多被清真寺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堂大学往往是培养阿訇的重要园地。
经堂教育所用的课本,在小学主要是:《古兰经》文选读、《摘要注解杂学》、《古兰经》,在小学要求学会诵读和背诵有关章节。大学所用的课本,各地并不完全统一。民国以前,北方常用的经堂大学课本有学习阿拉伯语法的《基础知识》五卷(亦称“连五本”)、《拨亮的灯》(“连五本”的概括和总结)、《语法大全补注》;修辞学方面的主要教材是《白亚尼》3卷,分别讲授阿拉伯语语言规律、各种修辞格的效果、论述语言与意义之间的修辞美化问题等;逻辑学等方面的教材是《伊萨乌机》和《吾祖亦夫》两种;教法学方面的主要教材是《伟嘎业》4卷,分别讲解从沐浴到五功的规定、婚姻、贸易关系和宰牲、社交原则等内容;教义学方面的教材有《凯俩目》(讲授伊斯兰教认识论、宇宙观、认主学、善恶观等)和《昭元秘诀》(伊斯兰哲学与认主学);经注学方面的教材有《加拉尼古兰经注》、《嘎最》、《候赛尼》等;圣训学方面的教材有《虎图布》(圣训详解)、《艾尔白阿》(40段圣训注解);文学方面的教材有《真境花园》和《蔷薇园》。
由于各地经堂教育的发展程度不同,在办学形式和使用教材、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呈多样化。但以清真寺为中心,弘扬伊斯兰教思想、文化,在培养中、高级宗教职业者等方面的教学目的都是一致的。
经堂教育是中国回族教育史上影响最深远、延续时间最长久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这种学制对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内容有所取舍,并且增加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内容。它在形式上又采取了中国私塾教育的设置,并结合伊斯兰教的经济和宗教制度,建立了它的一整套的教学组织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说:“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教育体系⑦。”
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兴起
经堂教育作为回族社会中自发的民间教育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回族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堂教育的局限性也逐渐表现出来。当社会历史发展、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它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创办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回族伊斯兰教育,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由“念经”向“念书”过度的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形式,在回族社会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光绪末年,江苏镇江回族知识分子童琮在全国回族中率先于当地创办了伊斯兰新式教育的“穆原学堂”,并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后来,童琮又发起组织“东亚穆民教育总会”,以后又改名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1906年,为回族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湖南邵阳人马邻翼,在邵阳创办了“偕进小学”,开设国语、笔算、珠算、社会、自然、体育、手工、音乐等新型课程。
北京牛街礼拜寺教长王浩然(又名王宽)阿訇,是开创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在1906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育。回国后倡导普及教育,提倡经汉两通,主张改革经堂教育陈旧的内容和方法,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1907年,王浩然阿訇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由他的弟子达浦生阿訇任校长,改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除设伊斯兰学科、阿拉伯文之外,兼授其它文化课,以培养新时代的阿訇和师资人员。
自王浩然阿訇开创了中国经堂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后,各地纷纷效仿。辛亥革命前后,各地穆斯林在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创办了不少新式的伊斯兰教师范学校。其中著名的有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后西迁甘肃平凉,改称平凉伊斯兰师范)、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等。这些师范学校除了传授传统的经堂教育课程外,还增加了普通教育的学习内容。著名的成达师范以培养“三长”(教长、校长、会长)人才为目标。高级班开设的宗教课程有《古兰经》注、圣训、阿拉伯文学、阿拉伯文法、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史、阿拉伯地理、伊斯兰哲学等;社会学科有社会学、法学通论、国文、历史、地理、哲学纲要、伦理学等;教育学科有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学校管理法、实习教授等⑧。
这些新式的伊斯兰师范学校还选派了一批留埃学生,培养了像庞士谦、马坚、纳忠、刘麟瑞、张秉铎、马宏毅等著名阿訇和教授。
此外,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还建立了一批具有回族特色的普通中学,如北平的西北公学(1938年又分别在成都、兰州建立分校)、新月女中(回族的第一所女子中学)、云南昆明明德中学、南京的钟英中学、杭州的穆兴中学、甘肃和青海的云亭中学、青云中学、知行中学、力行中学等。这些中学的校长都是回族,都开设阿拉伯文课,有的中学师生还礼“主麻”拜。
与此同时,全国各回族聚居区还建立了数百所新式回民小学,也具有回族特色,如70世纪30年代,甘肃临夏地区设立的一所回民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教义、历史、地理、生理卫生、美术、劳动、体育、音乐等。另有15%的宗教课程。
还有一类伊斯兰新式教育学校是由宗教团体所创办。如甘肃省张家川阿阳小学,是由哲赫林耶北山派宗教上层人物与当地绅士所办;张家川南后街回民小学是由哲赫林耶北山派教权继承人马重雍所办。西道堂教派一直重视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先后兴办了“临潭普慈小学校”、“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级小学校”、“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子小学校”,筹建了“私立启西中学”;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创办了全日制的“临夏大拱北学校”;穆扶提门宦创办了“ 廷养学校”(后改为道家学校)等。
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从辛亥革命后兴起,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40余年的时间,是回族伊斯兰教育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新式伊斯兰教育开阔了回族年轻一代的眼界,使他们获得了比经堂教育更为广泛、更为实用、更接近时代发展所需的知识。也是对“多读书即远教之由”的守旧意识的否定,并且对传统的经堂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伊斯兰新式教育绝大部分脱离了经堂教育的模式,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办学方式,都与清真寺没有必然的联系,教员也大多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学生毕业后,就职于各行各业。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新文化知识的学习。
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从创办到结束,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校,无不突出回族伊斯兰的特色。这种教育刚兴起时所创办的学校,其校名前多冠以“清真”二字,所有学校无一例外都开设了阿拉伯语课,传授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平凉伊斯兰师范等学校的学生,每天坚持五次礼拜,宗教专业课的比例也占重要位置,使回族学生既学习了文化,又不妨碍虔诚的信仰。伊斯兰新式教育也开始关注穆斯林女生的教育,既有像北平新月女中这样专门招收女生的学校,也在各地的穆斯林学校中普遍招收女生,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
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兴办,还得到了回族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支持。各类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创办者们,无论其办学的动机和主观愿望是什么,客观上都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回族穆斯林受教育的程度大大加深,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产物,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对社会影响的作用在于,它揭开了在我国回族伊斯兰教育中,经堂教育向伊斯兰新式教育历史性转变的序幕,开始了广大回族群众既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又重视学习适应社会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时期,从而也培养了新一代的回族知识分子,为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其历史贡献值得肯定。
四.回族伊斯兰现代教育的开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贯彻执行,伊斯兰教育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1955年,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创办了以“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高伊斯兰教学识和阿拉伯语、汉语文化水平的伊斯兰教专业人才”为宗旨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这标志着我国伊斯兰教教育进入到了一个以现代专业学院教育为标志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全国性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坚持“在教言教”的教学方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课程设置分为宗教课和文化课两大类。宗教专业课设《古兰经》学、《古兰经》注释、《古兰经》诵读学、《古兰经》原文选讲;圣训学、圣训原文选讲;认主学、教义学、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教法学、伊斯兰教法原理、伊斯兰法学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教史;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法学、阿拉伯文书法、阿拉伯语修辞学等。文化课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政治、哲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以及英语、计算机、体育等科目。宗教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比例设置为70%和30%。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又陆续兴办了北京、沈阳、郑州、昆明、西宁、兰州、银川、新疆、河北等地方伊斯兰教经学院,除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外,其它伊斯兰教经学院都以招收回族学生为主。这些伊斯兰教经学院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穆斯林民族聚居区与散居区,照顾到了各地对伊斯兰教教职人才的需要。
多年来,上述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爱国爱教、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有一定宗教和文化造诣的新时代伊玛目和专业人才,保证了伊斯兰教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并为发展伊斯兰教方面的对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在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培养了师资队伍,积累了在新形势下办好伊斯兰教育的经验。
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全国各回族聚居区还兴办了一批民办阿拉伯语学校和中阿学校,采取伊斯兰教现代教育的方式,用新的专业院校阿语教材、新的院校教学方法,脱离清真寺独立办校,培养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伊玛目和其他专业人才,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从目前回族伊斯兰教育总体的现状来看,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和院校模式的现代伊斯兰教育都存在于当今社会,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回族的伊斯兰教育,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松散教育,到明代中叶以后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再到20世纪初开始的以学校为主要阵地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以院校教育为特征的伊斯兰现代教育,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适应社会的进步进行着调试。特别是回族的伊斯兰现代教育,形成全国性的教育规模,不足20年的时间,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做好伊斯兰教教育工作关系到中国伊斯兰教未来面貌和各级伊斯兰教团体的自身建设事业。我国目前有36000多座清真寺,400多个伊协组织,各族穆斯林人口达到2100多万。这一客观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做好伊斯兰教育工作,为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未来发展培养出相当数量和高质量的教职人员。新的形势要求教职人员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教务活动中,对各族穆斯林群众进行各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讲出富有时代气息、有说服力的“卧尔兹”,真正达到以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教育人,以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引导人、塑造人,逐步提高穆斯林大众的宗教文化素质,保证伊斯兰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
注释:① 山东省民委编《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第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 ②、③ 同上书,第76页,第4页。 ④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伊斯兰文化研究》第2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⑥ 《禹贡》第5卷第11期。 ⑦《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第24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⑧《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第25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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