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回族伊斯兰文物现状调查简析

作者：沙存善  来源    回族伊斯兰历史文物是回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实证的方式给我们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回族物质、精神生活的真实风貌及其艺术创造和审美情趣，使我们能够以视觉、触觉、品味的方式去认知回族历史的一个个真实片段。较为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的理论研究并未与回族历史文物这一有形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考证得到充分融汇。

    回族伊斯兰历史文物的存世状况可谓历尽沧桑，弥足珍贵。从目前发现和搜集到的情况看，分布区域与回族的分布特点一样，同样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西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南留存了许多极具典型性的回族伊斯兰历史文物。其中江南地区保留了唐、宋、元时期一系列不可移动文物，如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广州怀圣寺等，这是回族先民从海上“丝绸之路”、“珠宝之路”入居中华最直接的见证。而西北、华北、华中、西南地区，以元、明、清、民国时期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见多，如清真寺、拱北建筑遗迹和具有民族特征的宗教生活器皿、古籍文献、宗教著作、书法、绘画、纺织品等。 

    现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回族历史文物存世现状择其代表，进行分类，并予介绍如下。 

一、宗教生活器皿类 

    形制为汉式，雕嵌和绘写内容为伊斯兰题材，阿拉伯文书法在器皿上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应用发挥，这与伊斯兰教规定不崇拜偶像，肖像绘制受到限制有着很大关系。代表性文物如下： 

    1、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阿拉伯文带座铜炉”。通高22.3厘米、口径24.1厘米。铸造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炉腹部饰阿拉伯文两组，一组意为“安拉乃唯一真主，”，另组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炉底有楷书“大明正德年制”款识。据考这是明政府赠予清真寺的用品。 

    2、甘肃省博物馆藏“嵌赤铜阿拉伯文铜香炉”。高13厘米，腹部前鼓处长16厘米。以铜炉身和浮雕抽象纹理的紫檀木盖组成，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一面意为“使者说”，另一面意为“最完美地祈祷真主”。炉底刻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另一方为“臣马大臣”。香炉色泽明润，阿文精细流畅，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品。 

    3、宁夏海原县个人收藏“阿拉伯文宣德炉”。高6厘米，口径12.5厘米，口敞，平折沿，束颈，鼓腹。腹部雕刻三组阿拉伯文，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钦差。”炉底镌铸“大明宣德”双龙环抱印款。 

    4、甘肃兰州古玩城存古斋藏“阿拉伯文铜香炉”。形制、阿文意与3款近似，底款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 

    5、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藏“罐式阿拉伯文香炉”。敛口，鼓腹，无耳，形似彩陶罐。腹部刻四大圆圈，内刻流畅飘逸的阿拉伯韵文，意译为：“阿丹是真主的廉仆；易卜拉欣是真主的密友；尤素夫是真主的朋友；尔萨是真主的精神；穆萨是真主的对话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的使者。” 

    6、甘肃临夏市穆斯林个人藏“清真寺、阿拉伯文浮雕洮砚插牌”。通高20厘米，宽10厘米，材质为洮砚，由插牌和底坐两部分组成。面雕中国式清真寺宣礼楼和阿文圣训，圣训意为“人的举意胜过他的功修”。浮雕凸现处髹绿松石色。 

    7、阿拉伯文瓷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莲七空花插”，高19.6厘米，圆径16.8厘米。器呈圆球形，中空，顶有7个圆空，下连镂空坐。球体前后两面作圆圈，内画斜方格，其内书阿拉伯文，通体装饰图案，通体装饰花卉。 

    8、波斯文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明正德年制”抹红波斯文款文盘。侈口窄辱，浅壁，矮圈足。盘心为“始终吉凶”四字，四周分列上、下、左、右也为“始终吉凶”四字，外壁书五言诗一首：“满腹皆文章，玑珠宝库藏，敌人不用问，朋友来沾光”。另外，该院还藏有“明正德青花波斯文梅花图罐”，高11.3厘米，口径16.8厘米。敛口，短颈，硕腹，矮圈足。器面四开光，各书波斯文，加饰如意云，隙间画折枝梅花，底有“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另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无挡尊。体身用阿拉伯文书“感谢安拉赐福”。 

二、书法类 

    回族书法作品分阿拉伯文书法和汉文书法两大类。以下选择西北地区留存的代表性作品的作者予以介绍。 

    《古兰经》中约有一百多处提及书法问题，阿拉伯文书法被赋予强烈的宗教色彩。在西北地区，目前比较能够见到的是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教主马元章的阿文中堂和对联；甘肃临夏马经邦（上海人）阿訇的阿文中堂和对联；兰州依斯哈格.穆罕买德.买素迪的阿文中堂。三人书法内容主要为太思米、雅穆斯特发、赞主赞圣词等。笔法飘逸流畅，字体丰硕，运笔深受中国传统软笔书法的影响。 

三、绘画类 

    绘画作品主要分伊斯兰题材和中国传统绘画两种。

    1、伊斯兰圣地工笔中堂、对联。此类作品以中国传统的中堂、对联形式来反映伊斯兰圣地景点，中堂为麦加圣地，对联五言处以五个圈形工笔画面表现。这种中阿合壁的绘画作品现在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各有收藏。 

    2、中国传统绘画。存世的作者作品主要有： 

    改琦，字再芗，清代松江（今上海）人。精鉴赏，善花卉，间作仕女，道光六年（1826年）绘著名的红女醉颜图。甘肃省张家川县博物馆现藏中堂“仕女图”一幅。 

    马文炳，字虎臣，清同光间兰州人氏，精山水花卉，尤善牡丹，人咸以“马牡丹”称之。其作曾受清太后慈禧、将军穆图善赏识。“雪景图”、“墨牡丹”等现藏于甘、宁、青穆斯林家庭。其弟马文焕亦善绘事，作品有存世。 

    杨焕章，字文卿，兰州人，清末民国时期甘肃著名画家，民国时期曾在南京举办个人画展。善摹清初王石谷笔意，其中堂、横披多为山水，着彩明快。作品在甘、青回族中多有收藏。 

    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英国散郡汉皇家行宫现分别收藏29幅清代西北、西南回民起义战图粉本。据考这是慈禧传旨由宫廷绘画班子绘制，以纪念清军在19世纪中叶的三次军事胜利，其中包括镇压西北、西南地区的回民起义。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污蔑同治年间陕西羌白镇（今临潼）回民起义的组图中堂，亦称“回乱图”。这些战图粉本为研究清代回民起义战事场面和统治者制造“信史”的卑劣手段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阿拉伯文、波斯文手写体、印刷体经书。 

    1、阿拉伯文、波斯文手写体经书。从目前发现的手写体伊斯兰经书看，书写年代主要集中在明末及清代，书写内容包括《古兰经》、《滩不随勒》、《亥停》、《圣训》等，经书手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木版和石印刻制工程浩繁所致，其中也包含书者对阿文、波斯文书法的表现意欲和对伊斯兰经书的崇敬之情。手写体经书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北、西南地区保存较多，但近二十年来，由于伊朗、叙利亚等国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的需要，许多精美的回族手写体经书被留学生带往国外不再回流。而国内因对民族文物的认识观念滞后，缺乏征集保护力度，所以，保存的精品并不多。目前，甘肃省博物馆、临夏州博物馆藏有描金《古兰经》。兰州存古斋藏有一套彩绘描金《古兰经》，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一本《滩不随勒》。除此，一些清真寺、拱北和穆斯林传统家庭还有藏本，但不轻易视人或出售。手写体经书的共同特点是装帧皆为牛皮包面，首章“法体海”惯用五彩描金，书法严谨而流畅，文中有许多阿拉伯文、波斯文互释注文。 

    2、印刷体经书。1949年以前的印刷体经书根据存世情况看，分别有木刻、石印、铅印等板本。其中铅字印本基本上为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等国印刷。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几本在我国发现引起国内外瞩目的微型《古兰经》。1988年外电报道阿尔及利亚发现“世界最小的《古兰经》珍本”消息之后，国内新闻媒体先后报道过我国发现微型《古兰经》的消息。 

      2002年年初河南郑州一白氏工人收藏的《古兰经》，经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被列为“世界上最小的书”。该本长25.708毫米，宽19.517毫米，厚9.62毫米，重4.318克，约为200年前印刷，这比阿尔及利亚本还轻5克。 

      2002年新华社报道，收藏于宁夏博物馆的一本《古兰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小的《古兰经》。该本长19.6毫米，宽13.2毫米，重1.1克。书封面由紫红色硬牛皮纸作外装饰，上印民族图案，扉页印有埃及国徽和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意译为“这是尊贵的《古兰经》，只有外清内净的人才可以抚摩，伊历1312年”（即1892年）。 

       2002年笔者曾在兰州一穆斯林家庭见到了一本微型《古兰经》，该本长25.5毫米，宽18.5毫米，厚10毫米，重5克。封面为紫红色牛皮纸，上有民族图案，30卷，114章。装在髹金铁盒内，铁盒盒面雕有民族图案，盒盖上部装嵌有一圆形放大镜，经书后附土耳其文印制说明，印刷时间为1894年。从目前发现的微型《古兰经》看，该本应是继宁夏博物馆藏本之后目前发现的第二本世界上最小的《古兰经》。 

      微型印刷体《古兰经》据考是中国回族穆斯林从麦加朝觐时带回，为穆斯林清净之人随身携带的吉祥之物，它之所以珍贵，在于其体积微小，却容纳了《古兰经》114章，30卷的全部内容。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兰经》版本学和当时的印刷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其文物价值与现在阿拉伯世界用高科技印刷的微型《古兰经》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回族历史文物杂项类 

    主要包括伊斯兰题材的纺织品、印章、牌匾、碑铭、牌示等。存世情况如下： 

    1、甘肃省博物馆藏阿拉伯文绣袍、绣帽。一套，袍长114厘米，袍面为绿色锦缎制作，衬布为兰色，袍前各有一圆形黄底缎，上绣阿拉伯文，为传教者的道号“穆赫买迪?色汗沙黑”，前襟有一圆形玉石扣。绣帽高30厘米，呈圆锥形，上半锥体部分由五瓣黑色缎子制成，每瓣上各绣一组阿拉伯文，字为白色丝线绣成，为《卯路提》中的五段韵文，下半部帽体用白布制作。 

    2、甘肃临夏市大拱北辖太太拱北藏和田青玉印章。 一枚，高4.6厘米，印面直径宽2.7厘米。印面雕刻阿文，意为“安拉乎”，“穆罕默德”，“罕那菲耶”。此印文据考为临夏大拱北辖东乡县峡口罕百里教法学派的标志。 

    3、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阿拉伯文银制印章。一枚，纯银制作，印面直径4厘米，印面雕刻阿文，意为“穆罕默德.尔萨.穆罕默德法官”，并有刻制于回历352年的纪年。据考此印应为阿巴斯王朝时期遗物，流传至中国内地。2002年，此印为甘肃省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4、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清振威将军马公神道碑铭》。民国三年石印版，长23厘米、宽34厘米。为原甘肃省副省长马鸿宾为其父马福禄（1854―1900年）刻印，碑铭内容追叙了马福禄生平及随董福祥入京，统领简练军卫戍京畿，抗击八国联军，殉身正阳门的过程。 

    回族伊斯兰内容牌匾、碑碣、牌示在西北、西南、江浙地区多有发现，在此不再赘述。 

    抢救和保护历史文物是重塑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工程，只有文化活着，这个民族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历史上回族伊斯兰文物的际遇就象回回民族一样历尽沧桑，经历了世事的变迁。回族伊斯兰文物因其世代相传的特点，传世过程中自然损坏和流失情况较多，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歧视和“十年浩劫”，现存回族伊斯兰文物无论数量和品质都比国内汉藏等民族逊色。抢救、保护、陈列手段滞后，国内尚无专门的回族历史、民俗博物馆，这种窘况与一个拥有千万人口民族的地位极不相称。同样，回族伊斯兰文物的研究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况极为堪忧 。所以，回族伊斯兰文物的抢救和保护是一项前无古人，造福子孙的事业，应该引起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尤其是回族自治区、州、县各级人民政府和民族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