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訇哈德成

     哈德成（1888-1943）是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达浦生、王静斋、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哈德成名国桢，以字行，经名希拉伦丁。回族。祖籍陕西南郑。父希龄先生早遭离乱，只身抵沪，遂家焉。德成幼年时，父亲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三掌教。见其聪颖，不忍废其学，父亲节衣缩食，要他去读“儒书”；稍长，复亲授以阿拉伯文，使其略具经学根底。16岁，奉父命赴外投学，先后负笈金陵、京江、河南、陕甘诸地，访名师，习经典，历三年，学业大进。旋因闻父病危，自清化星夜驰归。希龄公临终遗言，嘱德成“敬事真宰，毋堕先业，毋徇流俗”。德成“谨心志之”。
    父归真后，浙江路清真寺执事见德成品学兼优，聘其继先父职。因月入不足以养家自给，他刻苦学习英文，赖给人打字所得以补生活所需。与此同时，他未曾一日忘习经学。只要有时间，总要手捧一卷经书，边读边记；遇有外来经师、国外同教，他就虚心求教，共相切磋。因此，其学问大进，且能熟练地掌握阿、波、英、乌尔都等几门外语，为日后大展鸿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寺中公推德成任副教长。
    此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回耶辩教”事件，引起年青的副教长哈德成关注。上海耶稣会印行一本小册子，是英人季理斐1911年所著《回教考略》。它“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颇有诋毁之处”。[⑧]如书中诬回教“附会耶稣”，“无非托古以自立”，信其教者“恃强好斗，战法凶勇”；“其教得一点真理，系自犹太国传来者”；称穆罕默德初受启示时“未敢遽信也，恐是鬼迷其心”；“其所定之例，如一人可娶四妻，而己之阃内则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诘之者，则诿为上帝所默许。”[⑨]上海穆斯林见其“语多诬蔑，群情激愤”。耶稣教士李佳白设立尚贤堂，声言要“协合各教之旨”，其实意在辩教，扬耶抑回。哈德成阿訇乃往尚贤堂访李佳白，“旁征博引，条引书中乖谬诸事”，一一批驳。“佳白无词，卒焚书毁板以谢。于是风波顿息，阿衡之声誉遂远播矣。”[⑩]
    1913年，哈德成赴麦加圣地朝觐。面对着亿万穆斯林心中的圣地克尔白，他默默地立下誓言：献身正教，弘扬伊斯兰精神！翌年归国，遂纠合马晋卿、刘彬如等教中同志，共谋裕款储才兴学之计，创办了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发展穆斯林经济，冀以赢余为兴学之资。不久，受公司委派，哈德成出任驻锡兰、埃及经理。因业务所需，他得以赴中东各国，访硕彦名宿，讲学论道，考察各地的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历史、法学、古兰学等。他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一年，向那里的专家教授学习经文典籍，进行伊斯兰学术交流，其学问益加博深。他从国外带回大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后来经印行，在我国各地获广泛传播，推动了国内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1924年，哈德成结束了长达11年的国外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考察，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被聘任作浙江路清真寺教长。满腹经纶的哈德成大阿訇开始一步步实现其振兴伊斯兰教文化的宏伟计划。在每周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礼时，他常常即席以几种不同的语言讲“卧尔兹”，以满足不同国籍穆斯林的需要，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群众的好评。他对《古兰经》经文的娴熟记忆与准确理解，尤令人叹服。每逢有人咨询求教，他立刻举出经中某章某节为据，侃侃而谈，无须查书检阅，从而获得“《古兰》活字典”的美誉。他在寺院内开办了阿拉伯文补习学校、《古兰经》补习班，兴办了普通的回民学校，倡办伊斯兰教育基金会，将自己振兴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思想逐步付诸实践。
     1925年，哈德成与上海穆斯林闻人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沙善余等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回教学会，发行《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这是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马刚侯为干事长（会长）、哈德成为副干事长（副会长）的中国回教学会，“硕彦名流，云从雾集”，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篷勃发展的崭新篇章：在学会《月刊》上，不仅逐期连载伍特公、沙善余等合译的《古兰经》前三卷译文，更发表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伊斯兰教学术著作。如：伍特公（天真）的《振兴回教之管见》、《宗教顺时维新说》、《精神兴教说》、《明道达变说》，达浦生的《振兴回教刍议》，王孟扬的《哈德成阿訇讲演录》，一善的《伊斯兰之教诲》，守愚的《伊斯兰与社会主义》、《伊斯兰与基督教之比较观》（译著）、《回回教与摩尼教》，泽农的《伊斯兰之罪恶观》，啸渔的《伊斯兰与欧洲哲学》（译著）、《阿拉伯简史》（译著），尹伯清的《回教与回族辨》等。这些文章鼓吹顺时维新、发展教育，反对泥古守旧，批判蒙昧主义，提倡研究经义，推动《古兰》汉译事业，阐释教长职责，抨击“以经卖钱”的陋习等，在宣传新思想及伊斯兰文化方面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回教学会同仁的共同协助下，哈德成与达浦生等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1938），达浦生任校长，哈德成任教务主任并担任义务教学工作。在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骨干力量方面，该校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坚、胡恩钧、金志晏、定仲明、马有连、林兴智等6位高材生，赴埃深造，即是上海伊师努力的结果。1939年，在马晋卿先生资助下，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学会译经委员会。为译经，哈德成阿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据《上海宗教史》记载，1941年10月学会出版了《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译解》一书，全书约10万字，伍特公（道隐）译著。实际上，这是“由哈德成阿訇口译全文，并依据有关《古兰经》本子，对原文逐节、逐字讲解，伍特公笔录，并参照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译出初稿，撰写讲解全文，由沙善余校对，反复斟酌，最后复请哈德成阿訇审定。”“1940年学成回国的马坚先生参加了译经工作，在哈德成教长帮助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已译出《古兰经》13卷，迫于当时形势日见恶化，译经暂停。”[11]白寿彝教授也曾指出“阿衡虽未执笔其间，而字义之斟酌，训释之商定，恒与一再往返，不惮烦劳也。”[12]1932年，在反对《南华文艺》、“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的斗争中，以哈德成为首的中国回教学会、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领导上海穆斯林同反动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民族尊严，受到鲁迅先生的敬重与称赞。
    1937年，日寇侵扰上海，流离失所的难民日众。哈德成阿訇以上海租界为屏障，同达浦生等共办难民收容所于清真寺中，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难民因以得济。“自是五年，阿衡处惊骇浪涛之间，屹然自持，恒相机示教胞以忍辱待时、救国家救民族之道……我教胞之得以巍然独维正气于人间鬼域，是因正教感召之伟大，抑阿衡宣导之力有足多也。”[13]
    1941年12月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因哈德成声望素孚，敌伪欲利用之。但哈德成置敌人威逼利诱于不顾，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别妻离子，化名马国成，乔装作商人，于1942年3月悄然离沪。他历经皖、豫、陕、蜀，辗转数月，抵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委以编译委员会主任之职，意欲拉拢哈阿訇为其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服务；但哈德成对那里庸俗的官场作风极为反感，又兼气候不适，不愿久留，决定离开。1943年1月，在欢度“古尔邦”节之后，他取道昆明，直奔云南沙甸，寻其高足马坚（子实），共同从事译经工作。
    在沙甸的日子里，哈德成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为译经，一为授课。致力于《古兰经》汉译工作，可以说是他毕生一大心愿。限于条件，虽未亲自实现这一愿望，但他始终不懈地为之努力着。他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得意弟子马坚身上。这次，他离开重庆到沙甸，就是要与马坚一起实现长期以来埋于心底的这一夙愿。在沙甸，他住在白亮诚先生家中，终日与马坚、马元卿、张子仁等人一起，探讨经文奥义，切磋疑难问题，以马坚的译稿为底本，逐词逐句地推敲译文。他对《古兰》经文的熟练掌握，对经义的深刻把握，令人折服与敬佩。因此，可以说，后来马坚先生汉文《古兰经》译本中，同样也凝聚着哈德成大阿訇的无数心血。
在沙甸，哈德成还参加了当地养正学校的教学工作，为培养伊斯兰教的新一代人材做出了积极贡献。沙甸私立养正学校，1940年4月由白亮诚先生独资创建。其建校之意在于改革旧式经堂教育，提倡中阿并授的新型学校教育，以“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为宗旨，以粗通阿拉伯文学、精通阿拉伯语言、能通读伊斯兰教经典、有自学阿文能力和较好的中文基础、毕业后选送埃及留学深造为目的。哈德成阿訇全力支持这一教育事业，欣然应允在养正学校担任《古兰经》诵读课，每周2节。他那纯正清晰的读音，抑扬顿挫的诵读，极富感染力，使受课学生大受其益。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为当地的阿訇、乡老们讲解经典、答疑解惑，要学生们列席旁听。他渊博的学识，正直的人品，平易近人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令沙甸父老难以忘怀。
    哈德成大阿訇一生以振兴伊斯兰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培育伊斯兰教人材为己任；以“爱国、爱民、爱教”为处事指针；以“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为严格要求自己的座右铭。虽文字著述不多，但他发表的那几十篇演讲，如《回教与社会之关系》、《回教的要旨与道德》、《就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宣言》等，以及主编的小丛书《回教初步浅说》等，在社会上都颇有影响。
    1943年10月25日，身心交瘁的哈德成大阿訇因病医治无效，弃世归真，年仅56岁。白亮诚先生偕沙甸同教将其安葬在鱼峰山麓，使其长眠于沙甸的土地上。6个月后，伍特公、沙善余先生以古汉语译《古兰经》脱稿；又4个月，马坚的语体译稿亦成；50年代，马坚译本前8卷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马坚的通译本《古兰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哈德成大阿訇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矣。扬与发展注人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