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穆斯林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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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穆斯林的一部分吗?

来源:中国清真网 时间:2007-10-24 点击: 我来说两句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千百年来,在这56个民族同生共育的神州大地上,回回民族作为10个扎根中国泥土、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以其傲骨丹心,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又一独特风采。

        回族,其族源可溯至公元七世纪中叶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其族体,是以一种世所罕见的特殊形式,由中外多个民族以伊斯兰教为纽带融合而成的。“回回”一词来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集中的有两种:其一,为顾炎武、陈垣、王日蔚、杨志玖等学者的“转音说”,认为“回回”一词源于西域古代民族“回鹘”(亦称回纥)的转音和俗写。最初见于北宋沈括(103l—1095)的《梦溪笔谈》,时指居住安西(今新疆库车)、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尚未伊斯兰教化的“回鹘”人。十三世纪初,再见于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则泛指葱岭东西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地区和国家。 称伊斯兰教地区为“回回地面”,称伊斯兰教国家为“回回国”、“回回大食”等。其二,为钱大昕、马以愚、陈汉章、马肇曾等学者的“反转音说”。称“回回”一词始见于《辽史》中的回回大食部,后见于《宋史•兵志》和《宋史•曹友闻传》,认为“回回”与“回鹘”是同时并存的两个王国。 

        元代,“回回”原指迁居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和阿拉伯人、波斯人。称“色目人”(对中亚、西亚各族人民的统称)中信仰伊斯兰教者为“回回人”。在元代官方文书、诏令及私人著述中亦有“回回军”、“回回工匠”、“回回商人”、“回回掌教”、“回回令史”等很多冠有“回回”的称谓。

        清代,“回回”系指概念不清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和伊斯兰教。称回族人为“回人”、“回民”,维吾尔族为“缠回”,东乡族为“东乡回”、“蒙古回”,保安族为“保安回”,撒拉族为“撒拉回”,达什干(原苏联中亚塔什干)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为“撒蓝回”。称伊斯兰教为“回教”,伊斯兰国家为“回教国”,伊斯兰信徒为“回教人”。

        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所说“回族”实指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后国民党政府为推行“大汉族”政策,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把回族称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支,“回回”仅作为伊斯兰教的代称。

        中华大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按照广大回族人民的意愿,将“回回”一词正式确定为民族称谓。从此,“回族”作为民族称谓与“伊斯兰教”在概念上有了明确区分。

        “回回”之称,虽原意并不费解,但随着千百年来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共同使用,已经注入了具有伊斯兰教色彩和表达回族人心理的若干新的含义。仅在沧州一带,大致就有三种译解:

        其一,“回回”乃“回悔”(图头、悔过)之意。意味着作为一个“回回”要以诚为本,以德为重,为人处事要多思多虑,“回心向善”,见人见“主”,俯情就理。倡做好事,禁做坏事、横事、狠事、绝事、损事、混事。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要知错必改,“回转补过”,反思懊悔。时刻不忘人人都有回归真主之日,倘作错事应知回首。

        其二,为回报、回赐之意。即做一个回族人要知“主”之恩,明人之情。“主恩”当知感回报,人情当加倍回还。施恩于人勿望图报,相信一切善功都将得到真主的“回赐”。

        其三,“回”字,乃“大口”套“小口”,双“口”相合而成,暗隐“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和“表里如一”之意。明示人们要“大口不吃无益物,小口不言小人言”,做人要心干口净,身正影直,光明磊落,洁身自爱,方为“回回”本色。

        上述民间对回回二字的解释,充满“伊斯兰”色彩,进一步说明回回民族的信念追求;也充分反映出回族的生活习惯、心理素质、道德情操、节日礼仪等诸方面无不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气息。即是—向不信教,并为反对封建道统和假道学奋斗终生的中国著名古代回族唯物主义思想家李贽,在其临终前也曾遗言(伊斯兰葬俗)“死后不用棺木,而以白布盖身”。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重大影响。“穆斯林”这个原意为“伊斯兰信徒”的宗教专用词,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早已冲破了宗教与民族的界限,被广大回族人民所接受,成为回族人民引以自豪的美称。尤其沧州地区回族群众,无论伊斯兰信仰浓、淡,都把穆斯林作为对自己的尊称。

        回回民族,即是一个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优秀民族,又是一个特点明显,个性突出,受压迫最重、反抗精神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回回民族人才济济,功勋卓著,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科学、文化、艺术等诸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

        在军事政治方面,唐朝平息安史之乱、元朝平金灭辽、明朝开创基业、清朝抗击外强,以及在国内革命、抗日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历史史册中,无不载满回族人民的丰功伟绩。

        在元朝,回回将领轧八儿火者曾九次出使金朝,并引军突袭金军,迫使金主迁都汴凉(今开封)。 大丞相回回人牙刺瓦赤(牙老瓦赤、牙鲁瓦赤、瓦刺洼赤)曾与其子马思忽惕共献治城之策,并先后在燕京主管“汉民公事”和“综理财政”,对元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初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历任多处要职,在开放、治理云南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逝后,“百姓巷哭”,并立祠祀之;交趾王遣使诔祭,“使者号哭震野”,祭文中称其为“生我育我,慈父慈母”;元世祖忽必烈思其功, 追赠咸阳王,“诏云南省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 直到现在赛典赤在云南兴修水利、治理农田的事迹仍然广为传颂。除上述人物外,在历次征战中屡建奇功的怀孟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攻无不克、献身疆场的阿刺瓦尔思,勇冠诸军、命号拔都鲁(勇士)的伯德那,以善骑射著称的名将铁迈赤,战功卓著的马马与哈只祖孙等很多名将皆为回族人。仅名垂史册有据可考的元代回回名臣世家就达约50家之多。

        明代,功高盖世,流芳千古的回回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不胜枚举,明业定鼎之始,就有“十回保明”之说。在明太祖朱元璋帐下。回族将领比比皆是,其中常遇春、胡大海、铁铉、沐英、丁德兴、蓝玉、冯胜、冯国用、汤和、邓愈等很多大将皆为世代闻名的开国元勋。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六年(1431),回回太监郑和奉命7次“通使”西洋,历时28年,先后到达37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航行中绘制的《郑和航海图》,为我国早期海洋地理珍贵资料;随行回族翻译家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及随员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各国风土人情,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这一伟大壮举,在当时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航海史上,早于哥伦布、华斯格•达•伽马等人的远航半个多世纪,堪称世界奇迹。中国历史上著名古代法家代表李贽、著名清官海瑞,亦为明代回族人。《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等海瑞断案的故事,被世代传为佳话。

        清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也是国难深重的时代。面对种种迫害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甘肃、青海、陕西、云南、山东等地回族。人民相继爆发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回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难当头,顾全大局,挺身而出,浴血抗敌。在禁烟和抗英斗争中,回族将领马辰作为禁烟大员林则徐的得力助手,“昼夜稽查,不辞劳瘁”,参与“收缴熔化烟土二万余箱”,参加抗英战役多次,屡立战功。林则徐曾三次为其奏请褒奖,称“收缴趸船鸦片以迄毁化竣事,皆任其劳”、“多次亲赴外洋剿夷获胜”。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回族爱国名将左宝贵率部进援朝鲜。守卫平壤城北玄武门,与日军激战4昼夜,于牡丹台英勇殉职,追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回族名将马福禄于六月与汉中镇总兵姚旺在廊坊设伏击败了八国联军;八月守卫京城正阳门,与英军激战,破敌栅七重,歼敌无数,后趁雨夜亲率敢死队袭击敌军亡于阵前。 除上述著名爱国将领外,清代著名回族军政要员还有很多。如:宁夏的马宁,甘肃的马瑜、马麟,山东的马新贻、张端,四川的许世亨、冶大雄,河北宣化的郑魁士,河间的哈元生,肃宁的哈攀龙、哈国兴等皆为清代名将重臣。

        辛亥革命后,回族人民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云南赵钟奇、沧州马凤图等皆为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的主要成员。赵钟奇曾在日本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参与创办回族进步刊物《醒回篇》,参加领导上海起义,受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陆军中将,为朱德、叶剑英、崔镛键之师。 马凤图曾组建“中华武士会”以对抗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共先驱李大钊、于树德等许多爱国志士都曾在其门下学习八极拳。后任冯玉祥部中将参议,多次掩护中共地下人员;在谢觉哉组建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宁夏和平解放谈判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如,陕西马玉贵、南京沙善余、北京丁竹园、上海伍特公、奉天营口尹神武、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马骏、河北大名郭隆真、河北盂村刘格平、天津刘清扬、涿县长辛店吴祯、陕西西安马德涵、四川成都马宗融,山东临清马天英等皆为全国著名的回族爱国志士和革命精英。1949年11月,随着全国解放,原国民党政府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同时宣告起义,使72架飞机及许多器材难返大陆。在此关键之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回族爱国志士端木杰,不为百万美元利诱所动,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周旋,终使“两航”在港将数以亿计的财产全部回到人民手中。

        在早期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前赴后继,英雄辈出。1931年在湖北宣化店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先遣队总队长金孚光,1929年在昆明被敌杀害的云南第十个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马登云,1935年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的红军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袁良惠,1940年在吉林蒙江(今靖宇县)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和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同年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的山西代县抗日自卫队队长金方昌,1941年为抗日绝食身亡的英雄之母白文冠,1942年弹尽被俘、宁死不降、英勇就义的渤海回民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张凤亭,1945年在战斗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山东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义,1949年迎着曙光走上刑场的上海地下党“应变委员会”委员穆汉祥等很多回族革命英烈都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在经济文化方面,回族人民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史料载,唐、宋、元、明四代海口贸易很多都掌握在回回巨商手里。宝货、犀象、香药三大类贸易都以穆斯林为主。宋代的蒲寿庚、蒲寿宬,元代的佛莲等回回巨商在当时都是全国有名的富户。宋代市泊获利多时年达200万缗(一缗即一千文),这笔由回回人赚来的巨额收入,在国家经济命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明时期回族经济在持续海口贸易的同时,以“贡赐”贸易的形式恢复了一度因战乱萧条冷落的丝绸之路;以敢闯“蛮烟瘴气、虎豹匪患之夷方”的民族精神,在与缅、老、越等邻国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兴起了与东南亚之间艰苦卓绝的“马帮贸易”。当时云南回族开采经营的玉石明珠“光珠”(亦称“红珠”)非常有名,时称“回回石”。泉州回回识宝的散事还曾被辑入《拍案惊奇》。 全国最贫困的西北边地,也由于回族人民的落居屯田,出现了“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和“三边岁时屡丰,菽粟屡盈”的局面。故在一些史书中常见“富贵回回”、“识宝回回”之称。回族人民的这些成就都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奋斗中取得的。至清朝,由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回族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民国时期,尽管孙中山先生具有良好愿望,但宏愿终未得偿。因此旧中国所推行的民族不平等政策使回族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和艰难困苦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回族经济不断发展,在现代经济领域,不但出现了白沟、窦店等全国闻名的回族经济发达地区,同时涌现出很多优秀回族企业家。如,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张通、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经理李伍全、北京穆斯林大厦总经理穆成杰、天津大站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孝杰、中国石化总公司大庆石化厂厂长杨久礼、上海合成洗涤剂厂厂长马立行、福建拖拉机厂厂长洪锦汀、云南昆明钢铁总公司总经理马玉康、当代“识宝回回”原上海文物商店副经理薛贵笙皆在全国具有较大名气。1993年,国家民委表彰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厂长(经理)152名,其中回族就有66名,占表彰人员总数40%以上。

        自古以来,回族是一个文坛活跃的民族。继唐末五代我国最早的回族词人“士生波斯”西蜀回人李殉之后,相继出现了萨都刺、伯笃鲁丁、买闾、丁鹤年、马从谦、金大车、金大舆、闪继迪、马上捷、马继龙、丁澎、丁景鸿、丁潆、马世俊、孙鹏、沙琛、赛屿、马之龙、马汝为、蒋湘南等很多回族文坛巨匠和著名诗人、词人。据当代学者白崇人先生考证,清代文学巨匠、《聊斋》作者蒲松龄,系般阳(现属淄博)回族总管蒲鲁浑,蒲居仁之后,当为回族后裔。 在现代文学队伍中,回族人才、佳作俱丰。张承志的《黑骏马》、查舜的《穆斯林儿女们》、马明康的《十二寡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薛恩厚的《金沙江畔》、《苦菜花》、《野马》、《回劝》、《芦荡火种》等剧作,高琛、金紫衡的诗作皆为赏心悦目、脍炙人口之佳品。

        在史志撰修方面,我国早期地理志书《大元一统志》即由元初回回人扎马鲁丁主编。明末清初,回族进士张端亦曾职授《明史》纂 修官、《太宗文皇实录》总裁,官至国史院大学士。此后,马福祥著《朔方道志》、《蒙疆纪要》,马以愚著《中国回教史鉴》、《嘉陵江志》、《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马坚著《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马良俊著《阿汉合壁天文地理志》、《回教考证历史》,蒋湘南著《江苏通志》、《陕西府志》、《同州府志》相继问世,对中国及回族的历史研究皆有很高价值。在当代史学界,回族专家学者更是数不胜数。如白寿彝、陈垣、马通、胡振华、杨志玖、杨兆钧、丁毅民、辛智、杨怀中、余振贵、丁文楼、马启成、李佩伦、白崇人等皆为成果丰硕的名家,他们的作品均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珍藏价值。

        “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重要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回族“经”(《古兰经》)、“书”(汉文)兼优,阿、波、汉三文俱佳的阿林(学者)。其中,明代胡登州首开经堂教育先河; 清代王岱舆被称为“穆斯林刊行中文著作第一人”;常志美首创山东学派;马注被尊为“仲翁马老师”;刘智世称“多产的翻译家、著述家”;马德新一生译著涉及教义、教法、语法、修辞、天文、地理等多种知识著作30余种。此外,明末清初的张中、伍遵契,清中末叶海思福、刘光宇、马联元,清末及现代马良俊、杨仲明、王静斋、达甫生、马德宝、马坚、张子文、马松亭、安士伟、马贤、刘品一、刘麟瑞等皆为具有卓越贡献的伊斯兰学者。

        回回民族诗文称盛,书画亦精。以瓶、壶、花、草、几何图形为基调绘制的各种经字书画,历称穆斯林独家艺术。早在元初,回回画家高克恭就有“画坛盟主”之称;同代回族画家丁野夫亦称“一代名流”。清代回族画家改奇素以“词作清流质朴,书法天然丰秀,画墨秀雅洁净”著称。在近现代,名震画坛的“江南布衣二郑”郑珊、郑琳,“米竹”画家米建凯,书法家穆紫岩,美术史论家、书法家穆孝天,著名四大画虎大师之一张悲鹭,举世闻名的内画壶大家马少宣皆为著名回族画家、书法家。其中马少宣被外国人誉为“内画艺术当中的毕加索”、“他的内画瓶画像应列为最佳内画艺术”。其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伊宾•沙特与王后内画像的两只玻璃瓶作为中国朝觐团礼品赠送该王后,深得赞扬,并以微型袖珍《古兰经》及圣水、蜜枣为回敬,以示两国圣洁甜蜜之友情。

        回回民族不崇拜偶像,但并不拒绝艺术。其民间表演艺术,崇尚口头文学、声乐和非生命性造型。自十三世纪初叶,衢州路达鲁花赤、回回散曲家马九皋就与关汉卿齐名,时称元代散曲八大家之一。元中统(1260—1263)年间,回回音乐正式进入宫廷,与西夏乐、汉乐并称“宫廷三大乐”,朝廷礼部始设管领回回乐人的常和署。 现代,民间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民间舞蹈《花儿与少年》,歌舞剧《曼苏尔》等回族表演艺术节目皆为当代民间艺术精品。西北回族民歌“花儿”,已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口头文学,并形成了流派和传统歌会“花儿会”。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回族人民在精神生活中出现了宗教与艺术的心理调和,形成了一种既不丧失信仰而崇拜偶像,又喜爱形像艺术的特殊心态。明末金陵回族艺人马锦(绰号马回回)曾为扮演《鸣风记》中的严嵩,在天启(1621—1627)年间,特赴北京顾秉廉宰相府为仆三年“察其举止,聆其语言”,得将奸恶权臣表演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从而名震艺坛。北京现代回族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奥,系三十年代“四大须生”之一,艺创独家,世称“马派”。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亦为回族,她所导演的影片《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大型音乐舞蹈片《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皆为传世佳作。曾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得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勋章。在现代文艺界,回族艺术家比比皆是:马三立、马泰、侯喜瑞、王桂英、张平、张世祥、宋克君、哈魁明、戴涯、杜矢甲、雪艳琴、达式常、李默然、李德伦、穆怀虎、刘苗苗等皆为艺坛名家。

        武术、体育,是回族文化的鲜明特点之一。上海、北京、天津、西安、兰州、郑州的回族武术都很发达。沧州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力毙俄国大力士的武术大师丁发祥、三破少林寺的八极祖师吴钟、著名回回武侠大刀王五、名扬四海的“千斤神力王”王子平等很多著名武术家都是沧州回族人。在首届国际武术锦标赛中,回族运动员赵长军连获四项冠军。1986年3月,回族摔跤运动员康小伟出访日本,分别战胜了日本大学生冠军和全国冠军,引起轰动。

        在一些国家和国内省级运动队中,拥有很多回族主力队员和教练员,他们在各项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国家男子篮球队总教练刘贵乙、女子篮球队主力队员陈月芳、著名游泳健将穆成宽、穆祥雄父子,多次出任国家柔道队(集训队)主教练和总教练的刘玉琪、优秀武术运动员赵长军的培养者马振帮、中国青年武术队首任女教练“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奖”和“武术贡献奖”获得者王菊蓉、《中国武术大辞典》主编马贤达等都是回族。他们的成就永载中华体育史册。

        在科学技术方面,早在科学被西方视为异端的中古时期,穆斯林先民就遵照“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终身不渝的天职”、“求知要从摇篮到坟墓”等圣训,在希腊科学著作横遭排斥、濒于绝灭,人类文化处于前进或倒退的紧要关头,毅然举起科学文化大旗。 中世纪,穆斯林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成为欧洲文化的灯塔,唤起了欧洲声势浩大的科学文化复兴。故美国历史学家希提称“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 自唐朝起,阿拉伯科学随着回回先民始入中国,至元初,在中国形成“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 之盛况。据有关资料载,宋朝“应天历”、“元朝万年历”、明朝“回回历”的修编,元都(北京)及故宫的最早设计,元代“撒答刺欺”西锦、“纳失失”织金锦缎的织造,回回炮、浑天仪、斜纬仪、平纬仪、方位仪、地球仪、天球仪、观像仪、回青磁、滑车、绞架、泥模铸造新工艺的发明,中国第一个铜火车模型的制作,首创用量天尺制作瞄准装置在火炮上的应用等,皆表现出回族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才能。在现代高科技领域,回族科学家同样不乏其人。如,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成功的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核心仪器的高性能三元线列硅探测器,就是在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回族副主管设计师张忠堂的率领下研制成功的。这一成果的获得,使“风云一号”实现了一星多用,亦使我国航天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在中国医学界,回族名医、医著历来驰名。唐末五代词人、医学家李殉所著《海药本草》六卷,具有极高价值,宋朝唐慎微《政和证类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均引用该书药品百余味。 古代遗著《回回药方》(年代无考)三十六卷,对内、妇、儿、骨诸科及针灸、药物、制剂等方面均有详述,现残存四册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元末明初,著名回回诗人丁鹤年便以行医、卖药自给。北京“鹤年堂”的丸、散制剂名扬全国,“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古今闻名。元大都和上都分别设制“回回药物院”都掌回回药物事务。太医院下还设有“广惠司”,负责“掌修御用回回药物及合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 在元代私人著述中,记有很多 回回医馆给人治病和“老回回”动手术的故事。回回医学家为“以惠斯世”辑著的名医药方《瑞竹堂经验方》15卷,世传至今。

        在现代医学界,回族名医也很多。如,扬名京津的赵炳南、吴兆祥、哈荔田、安阿朋,誉载西安的马芾轩、穆少卿等,皆怀诊治绝技。其中,赵炳南曾受到毛泽东接见,其著《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兆祥专治疑难杂症,闻名京师。哈荔田所著《妇科内经术指》、《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等均具较高研用价值。穆少卿的《穆氏医学丛书》120卷,在中国当代医学界享有盛名。1991年,安阿玥创制的“安氏化痔液”和“安氏肛痛宁”,在比利时第40届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亦称“尤里卡”)上,一举夺得本届展会大奖“社会事务部长奖”奖杯和个人发明最高奖“军官勋章”与项目金奖。

        以上事实,不可辩驳地说明,回回民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卓越贡献的伟大民族。

        沧州,是河北省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沧州回族,是中国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沧州回族和全国回族人民一样,与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相依为命,真诚团结,齐 心协力,共同创造了沧州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相继颁布落实,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抚今追昔,谱写历史,不是旅途的终结,而是前进的动力。当笔者忙于拙寻笨掘之际,沧州回族人民正在与汉族及各兄弟民族携手并肩,奋力拼搏,以划时代的开拓精神,大踏步走向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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