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回族文学创作的主要美学特征

　　通过对哈宽贵、白练、张承志、霍达等一批当代回族作家及作品的介绍分析,反映了回族文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中,回族作家对于本民族文学创作意识的觉醒与复苏,对民族生存方式、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和体验,折射出当代回族文学的精神走向及追求悲剧与崇高的美学特征。
 
   　 “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人们所心爱的文学类型,把这一类型,视为一切文学作品的准则。”(巴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每个时代也都有一种美学风尚,这种风尚是构成这一时代文学艺术风格特征的基础。而文学批评对审美价值的选择,同样离不开这种统一的文学类型和美学风尚的影响。对当代回族文学来说,悲剧和崇高则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类型和美学风尚。对崇高和悲剧的追求,是当代回族文学创作的主要美学特征。综观新时期以来的回族文学创作,可以看到悲剧性的作品占据了压倒优势,最优秀的作家,绝大多数是悲剧作家。这种现象同我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受压迫最深的民族,回回民族更是如此。她一方面遭受着统治者的歧视,一方面背负着自己历史因袭的负重。她的觉醒和解放,伴随着屈辱的眼泪,痛苦的自我否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挣扎和反抗,伴随着血的洗礼。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民族生活的历史,其次是民族心灵的历史。民族的苦难感和危机感在文学上所形成的折光,就是悲剧的文学审美要求和作家的悲剧。进入当代社会以来,虽然回族人民争得了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解放,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没有摆脱贫穷的地位,在精神上更没有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的回回民族来说,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依然艰难而滞重。渴望民族的独立、自强和跨入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与前进道路的曲折、坎坷所形成的反差,带来了当代回族人民渴求民族进步、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创新的新要求,从而造就了该民族生活和精神上的悲剧内容,而追求崇高和悲剧的美学风尚也正缘此而起。对回族当代作家来说,它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它对于生活和文学的强烈的使命感,它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性基点,都使得当代回族作家必然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这种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生活中去,从而形成自己同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相契和的审美心态。当代回族作家这种崇高与悲剧的审美心态表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显示出社会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展示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激烈过程,体现了一定的“史诗”意义和价值的作品被人们所看重,并获得较高的评价。

    一

    　沿着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大河溯流而上,我们就会发现,在跨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门槛后的50年代,祖国大地上经历着史诗般的变革,新的时代动摇着旧文学观念。历史运动的这种剑与火的史诗性质,投射到文学领域,它促使各民族作家“写中心”、“赶任务”和歌颂光明,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极其淡化。相形之下,回族作家哈宽贵的短篇创作闪射了独树一帜的光彩。虽然哈宽贵后来有新的探索,但他的小说《金子》在回族当代文学史上有其无可代替的重要性。这篇小说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思想内容,而且在于它首次正面描写了本民族生活,塑造了本民族的人物形象。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把长期受宗教思想桎梏的回族妇女金子的精神面貌予以鲜明地表现。哈宽贵的创作生涯与回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传统心理、风俗文化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1958年当他从上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就以极大的热情深入到回乡村镇,体验和观察生活。他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使他能够把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与回族文学的艺术性高度结合起来,这在他的另一个短篇《夏桂》(宁夏文艺,1962年第7期)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再现。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根据回族妇女的一般特点和心理,没有将夏桂写成轰轰烈烈的人物,而是突出了她的倔强和求实精神:“大跃进的浪潮把她从家庭的小圈子里涌了去。她并不比别人家姑娘聪明,她的生活经历使她能领着众人改变了荒滩;她的谨慎踏实的作风使她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她不善于说话,关于这段身世,她从未向谁说过,就是克强也知道……”夏桂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养媳成长为人民公社的妇女队长,机遇使她脱颖而出,内向的性格、过人的智慧和谋略使她成为一位百折不挠的带头人。但作为一位生活在世俗困扰中的回族妇女,传统性格又使她不能做出更有效的抗争,被迫承受着一种为谋求真正翻身解放,呼唤人的价值而忍辱负重的深深痛苦。她与丈夫克强的矛盾也是以特殊方式处理的:一方面是善良的谅解,一方面是真挚的等待:这几年来,夏桂不是没想到过他。有时她记起他那冷淡而蔑视的目光,她就更发奋地劳动。她不相信在农村就没奔头,更不相信离开他就活不成。有时,出于她善良的心,多少带着有些谅解的心情想到他。特别在党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建设家乡的时候,她还一度希望他能回来,因为他到底是个能写会算的人。这种双重性格恰恰是回族妇女在实际生活中蒙受的社会与封建家庭双重压力所铸成的典型性格。

　　哈宽贵触及到回族妇女真正的心理特征和民族生存方式,这是一种“非概念而有哲理,非目的性而有意向”的追寻。他带给回族当代文学的历史冲击力,至少发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许,正是基于对本民族生活的这种窥探,这种思索,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们在短篇小说领域里看到的“回回写回回”的作家还有:黑龙江的韩统良、新疆的白练、北京的马连义、甘肃的郝苏民、宁夏的丁一波等。十年浩劫里,回族文学园地一片荒芜,回族当代文学———“没有小说”。到了70年代末,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吸纳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新鲜空气的当代回族作家,他们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探索人性的历史发展过程,追踪民族精神的历史蜕变,冷峻地反思民族的生存状态。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光明、积极、美好的颂歌,还有困惑、阴暗、丑陋的人生图景。我们已经出现的小说集合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新时期回族小说的深化体现在三条线上,一是对民族命运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是对自己民族痛苦的叙写,对自己民族灵魂的反思),二是对历史文化的深化,三是对民族深层心理的深化。对民族命运的认识,是从文革创痛中引见的,文学开始是直接向文革反思,接着超越文革的反思到注意文学的主体意义,它既是对社会政治事件的反思,也是对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思。最初的回族小说承担了社会自我意识的担子,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有一个模式:通过写人的坎坷遭遇表现一种反思,另一方面却包含着回族作家对文学形象的更高审美价值的追求。如以发表处女作《掐线》步入创作领域的回族当代作家白练,他以含蓄的手法率先写出了新时期第一篇反映回族生活的短篇小说《尕文化》。这篇小说创作于1978年,从作品所描写的中心事件及其思想倾向看,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再如马兰生的《叶尔孤白阿訇》、冯福宽的《母女》、马进祥的《阿英舍奶奶》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十年动乱时期,文革倒行逆施给回族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创伤。这些作品摆脱不了对路线斗争的批判,所以借以超出路线和政治的限度,对历史作出反思。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张承志的《心灵史》、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石舒青的《苦土》、白先勇的《台北人》等,虽然这些作品在描写内容和表现风格上各具特色,但就其反思历史、观照社会现实生活和思维模式、艺术表现手法上却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是他们抛弃了过去那种从政治思想观念去描述历史现状、描述社会现实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的传统模式,而且站在当代回族文化的制高点,站在世界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上,以人性的烛火去映照历史、现实;从文化的视角、生命本体的视角去透视、分析社会生活,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文化审视与社会历史审视相结合,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思想相融合,通过对民族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及其人的灵魂和命运的描写,来折射社会历史、反映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这些作品显然已超越了具体历史政治事件,在生命主题中,对苦难的深刻体验拓展了人们对回回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同以往的回族小说相比,它们就显得更富有本民族特色,也更惨怆、更实在。

    二

    　小说艺术是人生方位的写照,它构成的社会是全方位的社会,小说本身具有多义性,应从多方位进行探讨。它可以从社会政治文化来切入,也可以从生命体验切入。当代回族在生命的思考过程中,大都展现出一种强悍意志和悲剧状态。对于张承志,这是一种自我燃烧的生命张扬和不倦的民族寻求。《残月》、《终旅》就是为了“这口气”,回族人民前仆后继,义无返顾。即便是“这沙山是给血浸红的”,“河滩的石头蛋都被血腻住了”,也“灭不了这口气”。《黄泥小屋》写出了苏尕三、老阿訇、韩二个、丁拐子、贼娃子这五个回族人物,尽管他们的年龄、经历、性格各异,有着不同的痛苦和内心渴求,而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块“软肉”,为“护住自己心里那块怕人羞辱的地方”,宁肯去死,也不愿受辱。作品中的苏尕三当他无法再忍受官家的威逼、欺凌时,割了官家的脖子。他逃到偏僻的山区,帮人打工,没有奢望,只盼“主是答应了庄稼人的,就算是进不得天堂的人,也不一定非进火狱。黄泥小屋是主造化的,人不该失了这个念想。我离家三年啦,并不是为着我杀下了人,是为着那件事。”作品写人的命运遭践,实际是在昭示回回民族过去的坎坷道路和求生欲望。《金牧场》则是这条巷道中继续进行纵向挖掘和横向拓展的一片“黄金牧地”。它在表现现实生活中渗透的民族文化更为宏阔和壮观,使作品具有浓重的历史纵深感和当代开放性。作品塑造的人物是在淡化的背景中,着重表现人的灵魂,在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和诗化的故事中,弥漫着一种昂扬、豪迈、冷峻而又温馨的气息:哀伤悲怆只向这旱渴的蓝空倾诉。当“苏热”被吟唱起来的时候,古老的阿拉伯不再费解。它只是个包含着今世和现实不能达到的追求。世界和彼岸,憧憬和来世就这样为你打开了大门。西海固,你贫瘠的陕甘宁青边区,你坚忍苦难的黄土山地,你在杨阿訇为悼念先烈的“苏热”中松弛了,打开了紧锁着的心扉,把一腔感情向这雄浑的大陆倾诉。这里,民族的气质再不是作为一种本能的潜流,而是成为一种作者醒悟到的所崇敬的民族精神,是一种一经发现便再也不可能沉默不可能平静的催动。在杨阿訇身上蕴含着根深蒂固的民族生活方式和执着虔诚的人生观念,信奉着历史沿袭下来的宗教,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韧性。这些无疑都蕴含着回回的民族历史文化基因。对于霍达,生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视角,一种窥探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一种充满宗教信仰的生生死死的运动过程,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自我认知。《穆斯林的葬礼》这部50余万字的长篇,以其深刻、冷峻的笔墨展示了回回民族独特的心理结构,塑造了梁亦清等人的生命境遇,就是中国穆斯林由过去向现在进化中的痛苦的历史,他们经历了近代历史上的民族灾难的困惑彷徨,由此才更加凸现出民族灵魂搏斗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普遍性和长期性。

    　《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海文高中毕业回乡,起初信心十足,在同群众一起参与改革家乡的实践时,他的思想敏锐、深刻,善于集思广益,刚强的性格和过人的智谋使他成为本村改革的引路人。但艰难的致富道路,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传统文化和宗教意识的影响,尤其是每当爱情遇到挫折、人身受到陷害时,潜藏在他灵魂深处的种种困惑、苦恼和痛苦也就明晰可见。在马存惠老汉身上,作家将他作为土地和道德的化身,他奉行“要向安拉在《古兰经》中谕示至圣所说的那样‘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这种对待生活的哲学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崇拜,没有超出传统的小农道德规范。作家对他没有表态,似乎有些默许。在小说的结尾,马存惠老汉和海文又回到了古老凝重的道德范围,回到了父辈的生存方式上:这天傍晚,马存惠和海文又一次来到了东山坡上给老队长“消夜”坟。是的,他们都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喜悦而忘记了这位亡人。他坎坷了一生,痛苦了一生,他们一次次祈求安拉给他以宽恕和怜悯。杜石朴的坟和海中山的坟紧紧挨着。每次来坟上,总叫人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海中山的坟前原来就栽着棵沙枣树,枝儿一个劲地往东伸展着,这次杜石朴的坟又设在旁边的不知谁早已栽了若干年的另一个沙枣树跟前,这棵树的枝儿又一个劲儿地往西伸展着,两棵沙枣树的枝儿交织在一起,象是在做着紧紧的拥抱。把生命置放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民族生存方式背景中,或许是作者出于某种艺术的考虑,人只有在“极境”中才可能迸发出自己全部辉煌的生命本质(象杜石朴最后为救仇家女儿而献身的心理历程)。然而更为重要的也许在于他不再把生命理解成一种单纯的乐观存在,而是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奋斗本身。查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回族乡土作家,他对民族意识的这种开掘在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中已有显露,但他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已超越了那种肤浅的“乌托邦”思想,作家以赤子的笔墨在开拓和诉说着一个民族———回回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历程,填补着文学百花园中一个少数民族心灵史的空白。

    三

  　  同样,新时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对当代回族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8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创作实践陡然转向了“根”的文学创作实践。如马连义的《回回代表》,表现了一种民族情谊。作品通过一个回族老人哈松对居住在回乡村汉民族的尊重,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回民代表”的形象,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马知遥的《古尔邦节》从场景入手,直接描写了回族人民欢庆节日的动人情景,又揭示了马文庆等回族群众高尚、纯洁的美好心灵。在题材的开掘上,更显得大胆、新颖。金万忠的《小河湾湾》则表现出主人公对生命本体的建构欲望,这便是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永恒不死的理想追求。而马兰生的《索拉桥上的爱情》把桥变成了埋葬回族青年爱情的墓地,给人以痛苦的触动。马治中的《西域回回》、《方迷新传》、《“业余社员”轶事》,在探寻回族特有的心态历程和塑造回回性格方面,揭示出特有的时代与文化环境积淀的民族性格与命运,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反馈出历史谬误的悲剧性思想内涵。杨少青的《阿依舍》集中展现了回族青年索里哈与阿依舍为追求纯洁的理想婚姻而殉情。从阿依舍身上看,她追求并希望得到索里哈,同时,又要协助索里哈完成道德选择,当遭到家庭的反对后,这种道德重量就超出了她与索里哈的爱情,超出了要走出传统的意念,沉积成一种悲剧情绪,这说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种融化力。陈村在诸多的小说中,在构成回族当代文学现象的重要作家中,白先勇的小说,马群的散文虽没有涉及到本民族生活,但他的作品较早地思考了生命的价值。张宝申的《小镇花魁》描写了新时期年青一代的追求和开拓精神。其他的如冯军的《回乡》、李栋林的《不能生娃的马尤如斯》、李春俊的《回回马魁》、马忠骥的《苦干草》、石舒清的《苦土》、高深的《清真寺落成的时候》等,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新时期回族人民的多样生活。这些短篇小说作品作为尖兵和前卫与《心灵史》、《穆斯林的彩虹》、《穆斯林的儿女们》、《金牧场》、《穆斯林的葬礼》等长篇构成了回族当代小说“巨细高低、相依为命”的历史关系。

  　  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把一种个人心态的崇高感、悲剧感融合到对作品题材和内容的把握上,用理性的声音和文学表达人们对崇高与审美理想的追求。因此,崇高与悲剧的审美心态为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带来的是一种充满了深沉与阳刚之气的创作风格。代表着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两大精神特征的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反思精神,都是基于对当代民族命运的深深体验而形成的。回回民族自近现代以来悲壮的历史以及在这段历史上几带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艰辛,熔铸了该民族精神深沉、阳刚之气的内涵。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当代回族作家正是从这里吸取了一种精神源泉,从而显示出一种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艺术风格。五六十年代对英雄的崇拜是一种苦难的升华,作家把这种升华看作是生活的必然价值竭力歌颂和倡导。这既是一种对时代精神和文学精神的发扬,也是对自我心灵存在的价值确认。正是在这种确认中,当代回族作家找到了一种灵魂的栖息地,找到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作者简介:王锋(1961-),男,回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