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宗教比较
基督教在西方得到承认不久后，在世界另一方出现了引导人类走向正道的伊斯兰教，它迅速地在全球传播开来，并建立了版图辽阔的强大政体，为人类缔造了辉煌的文明，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新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人人皆知的，就连伊斯兰的敌人对此也无法否认。
在东方这片大地上，真主为人类派遣了一位先知，让他号召人类在天启的基础之上建立富有精神和社会生命力的政体，真主降示给先知的这些启示，经汇集成册，成为《古兰经》，代代流传。这是自希腊之后，西方新文明出现之前，西方与东方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东西方都以真主的言语——天启为基础。无论是在伊斯兰教中，还是在基督教中，真主都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万物的中心，他降启示于人类，真主是绝对真理，因而他给人类降示的启示必定是真理，没有任何超天启的真理存在。
当然，我们将东西方的这段历史加以比较，并不意味着这两个社会的历史是相同的。令人遗憾的是，东方社会史至在近两个世纪内，被人们忽视，即使有人了解一点东方史，那也是通过阅读西方学者的作品得知的。西方人大胆冲破中世纪的束缚，努力寻求新的空间，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明。这一文明不仅影响了西方人，而且对全人类也产生了影响。很自然，这一文明成了人们评论西方的标准。西方对自己的这一文明引以为豪，其它民族对西方文明也惊叹不已。那些热衷西方文明和对西方文明感到惊叹的人们最终被西方文明所征服。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愿接受西方文化，甚至与西方对峙，但因不合适宜，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只好面对这一历史潮流做出让步，那些保守派也被孤立了起来，而普通的人们只关注日常生活，重视生活的表面。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些社会思想家（与西方相比微不足道），但因其思想没有历史根源，只能东施效颦，即使其思想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但不符和时代的需求和发展。因此，要么被孤立（这一点前面已说过），要么产生本质矛盾和危机。其结果是，现代文明的奠基者——伊斯兰文明曾因拥有高度精神和物质文明而控制世界，如今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在此情况下，世界变成了西方人的世界。否则一个既没有坚实的文化底蕴和浑厚的文明基础，也没有辉煌的历史，且四分五裂，陷入相互间你争我夺的危机之中的社会，怎么能够展望未耒,创造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新文明呢?
将中世纪的东西方进行比较并不意味着也可以将东西方在中世纪前后的历史与社会状况进行比较。对穆斯林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的伊斯兰世界命运进行详细研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出值得信赖的结果，即：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应根据伊斯兰世界各民族所存在的共同点和分歧点来预测穆斯林的未来命运。
尽管我们不完全接受西方对历史研究所取得结果，但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当然在社会事务方面很难得出果断和普遍的结果，因为在研究社会事务方面选择的“始点”，确定判断标准对得出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选择“始点”，确定判断标准是非常困难的。鉴于此，西方在此方面的研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不全面的，至少应对其持怀疑和谨慎的态度。
应注意的是把我们的一段历史与其它民族的历史进行对比，不能因为两个民族有相似之处就断然做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对东西方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只是为了作为回答下面问题和提出新观点的一个前提，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才能得出可靠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难道东方一直被独裁专制统治？难道以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为基础的政体（如希腊）来到东方就会变成独裁专制？难道受专制国王统治的东方人民所面临的苦难少于古希腊之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东西方对待妇女、儿童、敌人、俘虏的行为和所持的观点，哪一个比较接近人性，值得维护呢？宗教、道德、神秘主义与政治体制和人民的生活之间有着什么样联系？在此方面东西方有什么不同点？揭示真理的基础就是希腊哲学所谈论的“理性”吗？理性是否象当代文明提出的“自由”，从而成为一种“思想习惯”和判断原则？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作出回答将有助于我们从东西方的历史比较中得出结论。其目的是，我们不能只看两个社会的共同点，而依据总的原则来阐述一个社会的未来命运。要知道社会和历史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人，任何时候决不能对此作出全面完整的判断。一切问题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解决。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研究家自我认识，重新从各个方面重视我们的社会，对过去和未来进行详细的研究。这是产生思想的开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思想，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中世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共同点是以“天启”为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启”内含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东西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不一样。因此，“天启”对东西方人民的生活、社会体制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相比之所以没有关注政治思想的一个原因。但从整体上说，伊斯兰世界的思想研究，无论从其深度还是广度来说，远远超过了西方，如果有机会，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此值得研究的是，在伊斯兰世界，对知识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科学领域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伊斯兰世界对政治哲学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除法拉比外，没有一位哲学家认真讨论过政治，然而对形而上学、神学、伦理道德等其它所有学科却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留下了许多宝贵书籍。在此我们有必要询问一下象伊本·西那和其他著名哲学家，拥有渊博的知识，聪明的才智而不关心或很少关心政治的原因何在？在此方面，伊斯兰的哲学家比不上西方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在伊斯兰世界除法拉比和华哲·纳赛尔·丁·图斯等寥寥无几的哲学家外，没有任何哲学家对政治进行认真思考！即使有人关注政治，那也不是哲学家。象知识渊博的安萨里虽然精通哲学，但在后半生却反对哲学，只有法拉比可以说是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就政治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拉比是伊斯兰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他之前，一些哲学命题和观点已在穆斯林之间提出来进行讨论，但法拉比是唯一放弃哲学提出系统全面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
在此，首先让我们概括地认识一下法拉比的哲学思想，然后再对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所存在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研究，然后从中得出符合我们社会状况的结果。
法拉比在政治领域著述颇丰，其中最主要的政治观点是其著《城市哲学》一书中的十点内容。在此，我们只简单概括地介绍法拉比《城市哲学》一书中的政治思想。
法拉比在《城市哲学》一书中，一开始对“存在物”的基础进行研宄，他认为从第一因（安拉）流溢出第二因，最后流溢出“能动理智”。这一“流溢进程”以最低级的存在物——位于第六品的物质而结束。法拉比认为“能动理智”惟独人类所有，它的作用是促使人类完美发展。“能言的能力”是人的一种特性，这一能力以及其它一些潜在能力使人产生了生命和运动，但这一切都在对人们的生存起着主导作用的“能动理智”的控制之下。
法拉比还谈到了实体与非实体的本质，他认为实体由“形式”和“质地”构成。在社会学方面，法拉比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承认人类社会的自然性。
法拉比将社会分为大、中、小三组，并认为家庭、小区域、巷道的居民是“残缺的团体”。他反对古代关于城邦是完美的终点的观点，而是认为，城邦只是人类社会趋于完美的开端，最理想的社会是中型社会，他还认为大型社会由许多民族构成；而世界民族则是世界各民族的统一体。可以说在阅读法拉比的社会政治思想时，会使人联想起古希腊“世界社会观”和古罗马兴盛时期的政治思想。
当然在法拉比观点中，“完美团体”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各民族的自然特性和“理智”的运用不同导致的。
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幸福与至善，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是美好的，但是社会给人类带来美好，并不是因为社会本身，而是因为它是通向幸福的媒介。“善”或是“自然”的，它来自“天体”，或是“意志”的。与自然和意志的善相对的一面是自然和意志的恶。
意志的善与恶，即美与丑是来自人的“能言力量”和其它一些潜能，认识、感官、幻想等对善恶的产生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人的幸福根源存在于人的秉性之中，这一点是具有健全秉性的人共有的特性。尽管每个人的秉性有强有弱，正因为人的秉性各有所异，其潜能有强有弱，人们在社会中担任的职务就有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的国王。第一等级的国王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他不需要其他人的引导，在他之上没有任何统治者，他知识渊博，不仅知道“整体”而且知道渐趋发生的具体事务及其特性。他拥有强大的统治力量，知道把某项工作交给谁最适合。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与“能动理智”联系在一起，毫不间断地吸取它的光泽。法拉比把他称作国王，这一国王实际上就是接受启示的（先知）。
由这样一位国王统治的社会一定是高尚、美满的社会。这一社会就是“理想 国”换言之，在理想国中一切法律都是上述所说的“第一国王”制定的，如果在某一时期没有第一国王，那么必须遵守第一国王制定的法律，并根据这一法律管理国家，在第一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肩负实施第一国王制定的法律的人被称作“传统国王”。
在法拉比的观念中，与“理想国”相对的是“愚昧、作恶和迷误国”，在这样的国度里，善与幸福的原则，因人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或由于人们的私欲而隐敝了起来，不被人们认识，他们只能借助幻想认识幸福，或者即使认识到善与幸福，但因言行不一致而无法达到幸福。当然在法拉比的理想国中，人们并不完全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善恶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人们要谨防导致出现愚昧犯罪国的各种因素。
法拉比的“城市哲学”产生于他的世界观，他的政治理论主要在“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他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清算者，人作为大地的主人，虽然有理智，但只有理智与“能动理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把人们引向幸福的道路。
法拉比也象古希腊著明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政治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政治的基础是真理，而真理则要通过思维的努力和求证才能得到的（柏拉图与法拉比认为哲学论证及其行为是通向政治真理的途径，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政治的实践性，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政治需要理智去揭示，鉴于此，政治与自然不是相互对应的）。法拉比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的哲学和世界观的产物，鉴于此，他首先讨论的命题是“存在”的基础，然后以一位大哲学家的眼光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理想国的第一国王。第一国王与“能动理智”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地从他那里得到真理，其实第一国王指的是先知，中间媒介就是天启，法拉比的哲学使命就到此结束。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证了国家和政治的自然性后，接着讨论理想国的特征、确定理想国的界限，阐明人民和政府的职责，并谈到了市民交往和联系的准则。换言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阐述政治哲学，然后才阐述人民应遵守的法律。然而法拉比至少在《城市哲学》一书中，只论证了政治是自然事物这一原则，并阐述了理想国国王所具备的主要特征，但没有论述个人的行为和社会交往的准则，因在他看来，这一切真主巳经规定好了，不是哲学家的责任。法拉比认为，背离真主的国家，是愚昧和迷误的国家，是犯罪的温床。
自法拉比之后，象伊本·西那、谢赫伊什拉格（伊斯兰光照学派创始人）和毛拉·萨德拉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从未涉足政治基础及其原理，他们把毕生的精力用才在了逻辑、神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而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则对哲学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微，其结果从事政治的人没有哲学思想，或者懂得一点哲学，那也是用来反对哲学，而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出任何哲学观点。谈论政治的人只是以“政治记”和“法学记”的形式来服务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
当然在这些“政治记”中，谈到了统治者的公正和仁慈。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让所有的人服从统治者，这样统治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百姓。但是要知道，人民绝不会成为压迫阶级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因此，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最好的途径是公正地对待人民。
“政治记”的作者们所强调的是维护教律，维护学者的尊严。最令那些撰写“政治记”的作家担忧的是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们，他们认为这些人的信仰有问题，国王应将他们消灭掉。其实他们所谓的邪恶思想，实际上是那些反对有政治意图之人如什叶派、伊斯马仪派这些具有政治远见的教派当作自己的敌人。在此方面西方的基督教却恰恰相反。东西方都反对和诅咒离经叛道的异端势力，然而在西方的基督教徒中离经叛道的人指的是那些反对基督教教义与信仰的人，而在伊斯兰世界，离经叛道的人则指在实践方面带有政治色彩的人（即谁反对国王统治，就被当祚离经叛道的人来加以惩治）。
伊斯兰世界在理论研究，如哲学、神学、神秘主义学的研究领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教义学虽然在一开始就与哲学相对立，教义学家竭力批判哲学，并把哲学说成是“罪 恶的思想”。即便这样，伊斯兰世界的教义学家并没有拥有基督教教义学家的地位。在穆斯林世界，那些声称精通教义学和法学的学者，从来不敢提出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遭到追查、折磨和杀害的人，一般都是那些不接受统治阶级的人们，这些人因为要求建立公正的社会而遭到折磨和杀害。在这之中，穆斯林世界的哲学家因没有涉足政治，因此在社会中没有得到象法学家那样高的地位，因此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与基督教的哲学家相比少得多。在教义学方面，虽然教义与哲学不相容，但没过多久，教义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最终与哲学联系在一起。前面已说过，毛垃·萨德拉代表了伊斯兰的所有学派别，他不仅将哲学和教义学融为一体，而且将“逍遥派”、“光照派”的哲学思想与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为伊斯兰哲学打开一个更加广阔深奥的天地。然而从事哲学和理论学研究的人往往社会中没有地位，拥有显赫地位的是那些法学家。那些抛开法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为社会规划未来宏图的学者则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折磨。而在基督教世界，政治与世俗事物有关，把政治和世俗事务交给了政府领导人和政治家掌握，教会只注重人们的信仰问题。但与此同时，教会也有反对政府的权力，因为少维护基督教是政府合法性的条件之一，教会在信仰方面享有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任何思想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和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在基督教世界受到了限制。基督教的理论和思想是神圣的，而世俗事务则是人们的传统习惯，因此，任何理论和思想不能反对教会，因为反对教会就等于反对上帝。而在实践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因为他是世俗的。基督教会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对西方政治自由思想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伊斯兰世界，恰恰相反，实践是神圣的，而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则敞开了大门。正因为此，政治封闭，而哲学、神秘主义学和其他一些理论学科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只要把穆斯林的教育体制和基督教的教育体制进行比较，并就这两大宗教所处的环境进行研究，就可以看出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区别的根源所在。
两大宗教不同的内涵
首先《古兰经》对人的存在与生活所持的观点有别于《新约》。众所周知，《古兰经》不仅重视人的信仰，而且也注重人们在今世的生活。但基督教却不是这样，他们把物质与精神、今世生活与后世生活分开看待。伊斯兰把今世作为获取后世幸福的桥梁。而基督教则认为，人有原罪，今世生活只是赎罪的场所，因此，世俗的事务不是教会的责任。
《古兰经》认为，虽然后世是人类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幸福，但《古兰经》也要求人们在今世建立美好的社会和政治。穆斯林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不亚于其宗教责任。不仅如此，伊斯兰为人们规定的宗教仪式也具有社会意义，这一切均说明，伊斯兰教对人际交往和建立社会制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第二、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举一动都充分说明，伊斯兰教是一个重视今后两世幸福生活的宗教。正如大家所知，先知穆罕默德在为圣后，不但号召人们信仰独一的真主，信仰后世复生等宗教原则，而且也重视人们的社会事务。先知本人在麦地那成立了伊斯兰政府，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麦地那原名是“叶斯里布”，自先知成立伊斯兰政府后，才把叶斯里布改为“麦地纳图·那比”，即“先知之城”。自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的统治者被称作哈里法，即“先知代理人”，或穆民的长官。这一切均说明伊斯兰教的政治与宗教是分不开的。
第三、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一出现就致力于建立文明和社会体制，数十年后，哲学才以“客人”的身份进入伊斯兰文明世界，而且其基础是建立在伊斯兰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方面基督教恰恰相反。
伊斯兰的政治不需要哲学，因为在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很自然，哲学便成了次要的，没有实践的基础，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换言之，在伊斯兰文明中，哲学有时站在宗教的一边，有时与宗教对立，但无论如何它没有成为民族的思想基础。在东正教教会中，哲学与宗教或多或少交织在一起，有些哲学原理成了教会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在基督教中，宗教对管理人类的世俗生活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基督教学者对此做出了辩解，使之符合生活现实问题。
在基督教世界，实践领域追随希腊的哲学与道德和古罗马法律，而信仰则与实贱分离。在基督教中最主要的是上帝、耶稣的神性、原罪、死后复生、取得上帝的喜悦等等。在基督教观点中，一个自由、有意志的人可以信仰上帝，行善和做好事，也可以违背上帝、犯罪作恶。后世的成功有赖于他的信仰和它的精神与上帝的联系。这一切均产生于人对主的“爱”。世俗政治与信仰没有任何联系。这一观点的结果，即使在基督教中有哲学，但其哲学家受到了教会的限制，这样哲学实际上就是教义学。然而伊斯兰的哲学家，则没有受到这些限制。
在伊斯兰教中，理论与实践全部基于宗教观的基础之上，伊斯兰对实践给予的关注优于基督教对此的关注。伊斯兰教坚信理智一定能够达到真理的基础，因此对理智的自由没有感到任何忧虑，并将整个人类作为宣扬的对象。虽然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是天启，但与此同时也为理性在揭示真理方面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在实践方面伊斯兰也不同于基督教，因为伊斯兰教为人类的世俗生活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建立了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