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师南迁桂林品味成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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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师南迁桂林品味成达精神

来源:中国清真网 时间:2008-01-17 点击: 我来说两句

  从成师南迁桂林的历史事实及其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认真品味究竟什么是成达精神,成达精神具有怎样的内涵,成达精神在今天还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
  一、爱国爱教是成达精神的灵魂
  爱国爱教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优良传统,更是成达精神的灵魂。82年前,成达师范成立伊始,马松亭大阿訇等人就将“培植回民国家意识”,确立为成达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单纯地以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划分敌友,而且必须大力促进回、汉民族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国家强盛则民族兴旺,而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国家的强盛。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爱国爱教的回民领袖来。他们定校名为“成达”,取“成德达才”之意,就是将“成德”放在第一位,而爱国爱教的培养则是成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实施挑拨离间的反动伎俩,将目光盯在素有良好声誉的成达师范学校,妄图在回族伊斯兰教界寻找其代理人。北平沦陷后,成达校务停顿,为“避免作文化的俘虏”,成达人积极密谋外迁。“正在计议期间,敌方令人示意,愿助以经费,俾早开学;后又易利诱为威胁,危词恐吓。敝校始终不为所动,遂于去年十二月,在校师生四十余人,化装赴津,航海至港,转粤汉路而达衡阳。其另一部学生,则由郑州转平汉、粤汉两路而南,到衡会齐,同来桂林。”由此可知,成师举校南迁桂林这一事件本身,就体现了成达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回回民族热爱祖国、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反映了回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崇高意志。成达人深知自己身上担负着国民、穆民两大责任,既要爱国,也要爱教,要将爱国与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完成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诚如唐柯三先生所说:“穆圣云:‘爱护国家,属于信仰。’吾人即知爱国为信德之一,即应尽我国民、穆民之两重责任。当此全面抗战之时,凡我回民,即不能悉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应如何遵奉教义,努力教育,以激发爱国思想,充实救国力量,为国家之后盾……同人等不惮冒险阻、历艰难,以维护此生命线者,实感于救国兴教责任之重,不能不勉力负荷也。在今日言救国,组织民众,训练青年,实为第一要务……况我回民有信仰,敢牺牲,重服从,尚勇敢,果能组织训练,皆可为国干城。敝校此次迁桂,愿在政府指导之下,从事教育,造就师资,以发挥回民之潜伏力量,致力抗敌救国之工作。”
  成达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战火中南迁的成达人,切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苦,积极组织学生出壁报,办《月华》,发表宣传抗日文章,组织宣传队上街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演唱抗战歌曲,参加抗日游行,声讨日寇侵略,揭露日帝暴行,发动民众踊跃参军、保卫祖国,组织、领导师生参加演出老舍先生编写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宣传回汉人民团结抗战,创办妇女识字班,提出“没有祖国民族无存、不爱祖国何以爱教”的响亮口号,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与抗战紧密结合,彰显了成达人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们还走出广西,走出国门,向国内外人民广泛宣传抗日。1939年,成达第一班毕业生马金鹏参加西北回民抗战宣传团,深入陕、甘、宁、青各省穆斯林群众,展示日寇焚寺灭教、强迫穆斯林改变民族习俗的暴行,揭露日寇妄图建立“回回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号召各地回族同胞树立抗战到底、保家卫国的决心。成达第一班毕业生王世明参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遍访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会见各国朝野人士,揭露日寇对中国穆斯林的迫害,宣传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以成达师范毕业生为主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在团长庞士谦老师的率领下,于1939年赴麦加,在完成朝觐功课后,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哈吉宣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正义行动,揭露日本侵略军侵华罪行,对日伪政权所派“朝觐人员”的活动进行监视,对他们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与教育。与此同时,在这些深入群众的宣传过程中,成达人也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激励与教育,锤炼了意志,升华了自我,进一步坚定了爱国爱教的决心和信心。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成达人血管里沸腾的爱国爱教激情,令我们这些后来者心中充满了对成达前辈们深深的敬意。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要学习、继承、弘扬成达前辈们那种强烈的爱国爱教精神,将这种爱国爱教的成达精神化作我们永恒的动力。爱国爱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有其具体的内涵。不同的时代,爱国爱教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在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爱国爱教的集中表现是抗战救国的话,那么在今天,爱国爱教的集中表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并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进程中,使我们的伊斯兰教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行。
  二、与时俱进是成达精神的脊梁
  成达师范学校是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产生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伊斯兰教要与时俱进。成达师范始终坚持以阐扬伊斯兰教文化为宗旨,注重对于伊斯兰教真谛的学习与研究。为此,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争取外援方面,马松亭阿訇先后两次出访埃及,争得埃及国王福德一世、法鲁克一世的鼎立支持,得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埃及朝野上下的协助与支持,将他们所赠的大量原版伊斯兰教图书运回学校;邀请到赛依德•穆罕默德•达理、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来华,在成达师范直接传授伊斯兰教经学知识;派遣了第一班毕业生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人到爱资哈尔大学进修。
  在校内,他们先后邀请王静斋、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金吉堂、薛文波、王梦扬等一批信仰纯正、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穆斯林学者来校任教;筹建福德图书馆,邀请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白寿彝、王梦扬等27位教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图书馆的筹备委员,向中外发布《征书启》,广泛征集阿拉伯文、汉文图书典籍,以充实馆藏图书;邀请顾颉刚、徐炳昶、韩儒林、陶希圣、姚从吾、梅贻宝、冯友兰、张星烺等全国知名教授来校演讲,其演讲题目涉及“发扬回教文化和精神”、“宗教与科学”、“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变迁的概略”、“从历史上看回教文明对中西文化的关系”、“西北四省概况与回汉问题”、“青年的修养”、“中国历史上两位名人的事迹”、“福德图书馆之于回教文化及中国文化”等;组织学生演讲,题目涉及关于伊斯兰教道德的方方面面,如伊斯兰教道德的标准,与五功的关系,经、训中对道德的指示,心与道德的关系,宗教道德之坚定信仰、服从主命、实践圣行,家庭道德之孝慈、礼节、夫妇,社会道德之扶持正义、亲爱、互助、团结、服从、信仰,伊斯兰教道德与法律、经济、现代社会,后世与道德之关系等;创办了《月华》、《成师校刊》、《成达文萃》等期刊,组织广大师生认真研究和讨论有关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各种问题。
  以马松亭为代表的成达师范教育家们,着眼于经学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办学目标上,提出了培养伊斯兰组织之会长、清真寺之教长、普通回民学校之校长等“三长制”的教育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培养清真寺经师的单一体制;教学方法取中文与阿拉伯文并授,使学员不仅学经,而且学习汉文化;教学内容增加汉语、国学、自然科学、历史、政治、体育等课程。南迁桂林后,他们继续坚持这种先进的教育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师生走出校门,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深入清真寺,进行田野调研,将伊斯兰教的经学教育与时政教育、兴教救国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成达人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民众意识,认清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
显然,上述这一切工作,适应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适应了抗战时期救国图存的需要,开阔了成达人的学术视野,深化了成达人的伊斯兰教学术水平,有利于对伊斯兰教真精神的学习与发扬,有利于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与坚定,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本身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一代回族穆斯林精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达师范学校这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极其宝贵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与发扬。
  近年来,中国伊协成立了教务指导委员会,组织进行“解经”工作,我以为很有必要。应该通过这项工作,使我们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建设跟上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诚然,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义务是不能改变的,不仅不能改变,而且还要更加坚定地信仰和履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伊斯兰教就不需要发展了。恰恰相反,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伊斯兰教也同样必须跟上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革、进步相适应。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135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一直生存和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具有中国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争的事实起码告诉我们两点:其一,中国社会有适合伊斯兰教存在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中国社会需要伊斯兰教;其二,伊斯兰教具有与时代并进的特点,对各种社会都有极强的适应性,总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打开宗教历史的篇章,拂去世俗岁月的灰尘,我们发现,先知穆罕默德是应当时社会需要而宣传伊斯兰教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价值观念需要变迁,社会信仰与伦理道德需要重建。因此,伊斯兰教的初期虽曾受到旧势力的迫害,但因其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对当时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能冲破种种阻力,凝聚起广大穆斯林并得到迅速发展。我们同时还发现,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伊斯兰教内部都会出现一些宗教改革家,推动宗教的改革,适应并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的社会,如艾布•哈尼法、马立克、沙斐仪、伊本•罕百勒四位大教法学家以及安萨里等,中国伊斯兰教的马启西、马万福等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教义、经典固然是不会变的,但关于信仰、教义、经典的注释,则是可变的,是因时代、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的。古今中外伊斯兰教只有一部《古兰经》,而《古兰经注》则成千上万,就是明证。诚然,因其特有的神圣、神秘、信仰,与时代变化相比,宗教的变革总是滞后或偏于保守一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拒绝变革与进步。拒绝变革与进步,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因此,宗教的变革与进步总是会发生的。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建设已经开展起来了。众所周知,在旧社会,中国穆斯林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屠杀,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所以形成了“不求今世求来世”的消极思想,强调“转眼间的顿业(今世),永恒的阿黑来提(后世)”。新中国的成立,和全国人民一起翻身做主人的各族穆斯林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为建国初期的和平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策越来越左,直到“文革”十年的大劫难,又使各族穆斯林陷入了迷茫之中,“不求今世求来世”的思想又成为人们的人生观。显然,这样的人生观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极不相称,所以教内有识之士大力宣传伊斯兰教固有的“两世吉庆”观,从而改变了各族穆斯林的上述旧观念,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走上了劳动致富的康庄大道。由此可见,从“不求今世求来世”到追求“两世吉庆”,确实使中国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真谛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准确了,是一大进步。
  但是,伊斯兰教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例如,就拿对“两世吉庆”的理解来说,我以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目前一般的理解都是追求个人的“两世吉庆”;如果我们深入一步问一下:难道我们来在这个顿业上,追求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两世吉庆”吗?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其他兄弟宗教的口号,佛教主张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普度众生”,道教要“慈济和同”、为社会服务,基督教和天主教要发扬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作盐作光,荣神益人,都是在强调“奉献”、“给予”;而咱们却是在强调“获取”。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汗颜么?其实,依照伊斯兰教的教导和《古兰经》的训示,追求个人的“两世吉庆”不应该是穆斯林的最终追求。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人类的社会价值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责任”。所谓责任,就是按照《古兰经》的要求,“做真主在大地的代治者”。做大地的代治者,这是真主对人类的委托,是人类肩负的神圣职责。也就是说,伊斯兰教认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都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来就有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用真主赋予的身体、知识、精神、良善品德和坚强意志去为社会服务,为家乡服务,为祖国服务,为世界服务,努力把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的地球村规划好、治理好、建设好,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平的世界,为人类造福,为世界万物造福,用善行不断地充实人生,寻求人生的真谛,寻求全人类的“两世吉庆”。这是人的价值所在,是人在宇宙万物中处于最高地位的具体体现。
  类似值得商榷的观念还有。比如说,咱们对于“泰斯米耶”的理解,一般都是按照传统的理解:普今独后,就是说普慈今世,独慈后世;还有一种说法是,普慈全人类,独慈穆斯林。这后一种理解准确吗?这种理解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吗?我看值得商榷。依照我的理解,普慈特慈可以分作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普慈宇宙,特慈地球;第二个层次是普慈地球上的万物,特慈全人类;第三个层次是普慈全人类,特慈有信仰的“信道者”(穆民);第四个层次是普慈一切有信仰的“信道者”,特慈“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我们可以反复学习一下《古兰经》,品味一下经里称赞的都是“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我理解那就是指一切不仅有自己纯正信仰,而且还能够按照信仰的要求付诸善行实践的人,为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并非单纯指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我们国家现有穆斯林2100万,但是真正做到“信道而且行善的人”究竟有多少呢?那些虽然不是穆斯林,但是却为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舍生忘死,追求进步,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做出积极贡献的人们,难道不应该得到真主的特慈,享受“两世吉庆”吗?以为只要具有了穆斯林的身份,是个回回人,就会得到真主的特慈,我看这种理解不仅不正确,而且还有碍于社会和谐的构建,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总之,开展伊斯兰教思想理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成达人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将伊斯兰教思想理论建设事业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使之真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三、艰苦奋斗是成达精神的品格
  成师是在北平沦陷、日寇威逼利诱的背景下被迫南迁桂林的,其环境艰苦、险恶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相关资料和知情人介绍,当成师决定南迁桂林后,日伪已有所觉察,加紧步步相逼。校领导经紧急研究,秘密串连通知迁校。为迷惑敌人,成达师范学校未摘校牌,而且给人以学校正忙于办理“开学”准备事宜的假象。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凌晨,“该校师生四十余人分作两批,化装离平。一批由津经沪,一批由津经青岛;此外,另有一批学生十余人由郑州召集,经汉口,均在衡阳会齐,循湘桂公路来桂,于二月中旬全部到达。”据说,学校师生刚刚离开北平,日伪即派人突然闯入学校,企图要挟学校领导服从其安排,结果扑了空。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更何况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成达师生悄悄地“分作两批,化装离平”,这短短的8个字内,该蕴含着怎样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离平抵桂仅仅是艰难困苦的开始,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1938年初,成师在桂林西外清真古寺设校复课。限于当时的条件,师生们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卫生条件极差,尽管校领导们想尽各种办法,当地穆斯林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但是学校的伙食依然很差,学生们每天只能半饥半饱,更不要说什么加强营养了;宿舍条件也不堪回首,每天都要与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为伴,据说甚至有学生睡觉时被老鼠咬掉脚趾头的事情发生;学习条件尤差,晚自习没有照明设备,不要说电灯,即使煤油灯也属于奢侈品,学生们只能用桐油灯照明。两三个人共用一盏有几根灯草的桐油灯,一个教室10来盏,微弱的火苗在风中摇摆,若明若暗,桐油灯散发出的黑烟,使整个教室乌烟瘴气,学生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清书本上的字。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成达师范的学生们还要按照学校的严格要求,坚持每天的五番拜,坚持学习和背诵经文。
  更为糟糕的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和对日军的“不抵抗”政策怂恿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继续南下,大半个中国很快就遭敌践踏。在攻占武汉后,日机经常对处于大后方的桂林进行空袭,日机的狂轰滥炸,使桂林成为一片火海,该市的9座清真寺几乎全部被炸。在桂林城的西南有一处回民聚居区,被敌机投弹六、七十枚,千余栋回民房屋被炸塌及焚毁,穆斯林死伤达数百人。每当空袭警报在桂林上空响起时,成达师生们只好跑到距离学校3华里以外的山洞里去躲避。目睹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成达人无不义愤填膺,更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就在成达师范遇到这些困难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落井下石,于1941年10月由教育部正式下文,将成达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免去唐柯三的校长职务,一改成师“三长教育”的教育方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1942年,马松亭阿訇应重庆穆斯林群众之聘,担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并创办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1944年夏,日军疯狂向湖南、广西进攻。6月19日,长沙失陷,衡阳告急,桂林震惊。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疏散令,限机关、团体、学校于7月15日疏散,成达校务再度停顿。学校可以停办,但是成达人对学问追求的热情不减,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汇入难民人流,踏上险峻道路,冒着被冲散、被抢劫、被土匪杀害的危险,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奔向重庆,投奔他们敬爱的导师马松亭大阿訇,到他开办的经学研究班继续深造。正是在这个经学研究班上,他们有幸聆听了著名学者郭沫若、黄炎培、老舍、马寅初等大师级人物为他们所作的学术报告、形势报告,将爱国爱教、兴教救国的思想深深扎根心中。
  重温南迁桂林后这段成达师范的艰苦奋斗历史,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成达人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成就的奥秘: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果敢坚毅,坚忍不拔,正是成达精神的基本品格。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工作环境要好过成达前辈们不知多少倍,但是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果敢坚毅、坚忍不拔的成达精神,依然应该成为我们中国穆斯林的传家宝。生活再富裕,条件再优越,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困难再大、问题再多、心里再委屈,百折不挠、果敢坚毅、坚忍不拔的精神不能丢。其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艰难。如今虽然生活条件大大好转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遇到了前人所不曾遇到的更大诱惑和考验。很多人在这样的考验面前已经打了败仗,弄虚作假,吹牛撒谎,争名争利,成为名利场上的匆匆过客。有的人遇到一些挫折,看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只知道埋怨社会,怨天尤人,却从不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进行反省,结果使自己陷入对社会不满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有的人学习不努力,工作不认真,只图索取,不讲奉献,只图享受,不愿吃苦,听不得批评意见,受不得一点挫折和打击,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心里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结果使自己脱离了集体,脱离了群众,最终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究其原因,恰恰是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信仰,忘记了艰苦奋斗的成达精神,更忘记了“做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神圣责任。说到底,还是信仰不纯正、不坚定。因此,在今天极其优越的条件下,重温成达艰苦奋斗史对于我们就具有了更深的意义,它告诫我们一定要不断地纯正自己的信仰,坚定自己的伊玛尼,继续保持成达人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新世纪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穆斯林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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