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衍传，人文不衰

　　　　　　　　　　　　　　　　　　　　　　　　　　　　　文脉衍传，人文不衰
　　　　　　　　　　　　　　　　　　　　　　　　　　　——回族经堂教育的百年历史

　　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立命安生的根本，回族作为中国的一个外来民族和中国本土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对中国大众学校教育的接受和学习中，在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民族教育形式—回族经堂教育。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但毅然坚韧和顽强的在中华大地生存下来，并以其魅力的姿态彰显着回回民族的自信和风骨，成为中国回回人特有的一道文化景观。

　　挑战和应战：回族经堂教育的崛起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漫长的本土化历史，回族的形成伴随着崎岖和艰辛，也塑造了回回人强烈的忧患和强烈的危机感，这是回族人先天的命定和后天的坚贞。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与唐建交，于是掀开了大食，波斯商人，使臣络绎不绝的涌进中国的历史，在寻找了安居乐业之地后，以蕃坊的独立空间定居中国，成为了中国回族先民，走上了中国本土化的回族形成历程。回族先民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这是适应中国社会为其谋求生存空间的必要举动。华化的历程玉成着回民族的雏形，同时也对回族先民的文化传承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
　　经历了唐宋元后的明朝，朱元璋的禁胡的同化政策使得回族先民更进一步的加深了中国本土化的步伐。回族人内部最严重的问题也凸显了出来：母语的改变使得回族中通晓阿文或波斯文的学者日益减少，而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能没有懂阿文或波斯文的学者，面对内外部环境，回族只有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加之回族人口的逐渐增加，过去那种父子相传、师徒相承的授业方式所培养的伊斯兰学者在数量上远远跟不上需要。“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危机，“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王岱舆语)，中国化的结果伴随着危机此起彼伏，在挑战之中一场自觉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的迎战在酝酿中开始了。
　　在陕西的渭南，明朝时期就是回族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在危机挑衅的激荡下，一个穆斯林的文化人在悄然中应时代呼唤而在三秦大地横空出世。这就是经堂教育的开辟者--胡登洲。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陕西渭南人，自小学习经文。《经学系传谱》载云：“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间，虽明义理，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必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蒙，能泄先天之秘，而终不果。年及五旬，宏学之念久蓄于衷，而犹未以告人也。”年及五旬，译经之事未果，而宏学之念却始终痴心不改。不久，他远赴京都货殖贸易。客居北京期间，他崇延国学名士，刻苦攻读史鉴诗文诸书及儒家典籍，努力提高汉文化水平，进步很快；继之又拜一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伊斯兰教典籍：“叟尽传兹土所无之经，故益增于学。”于是，学问大进，成为“经汉两通”的伊斯兰教学者。约及二旬，他恭送阿拉伯恩师“越皋兰，过允吾，渡黑河，达甘肃，西出嘉峪关”返国，二人“别于玄圃之麓”。他返归故里后，“设馆于家，授徒约百数”，被后人尊称为“胡太师祖”，“远近来学者，师祖悉为供给”。此后，他所传授的历代弟子形成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经学体系，许多经学大师都出胡门，《经学系传谱》的作者赵灿说：“经学之始，阐训万代，自先生启之。”
　　胡登洲阿訇倡导并践行经堂教育。他身体力行，创设经堂教育，设帐家中，后移清真寺，招收学生，亲自讲学，几十年间桃李芬芳，人才辈出。其弟子们继承其衣钵，把经堂教育的种子和精神撒布神州大地，以经堂教育的地基贯通其回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作为一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教育形式，显现了它与传统的人文教育特性和人文价值及意义大相径庭的东西。不久，各地兴学之风渐盛,迅速形成陕西、山东、云南、江南四大经堂教育学派,造就了不少经学大师,星星之火，终以燎原，为伊斯兰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托命人”的生生不息

　　自胡登洲开启山林之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比较著名的有陕西的周良隽阿訇、宁夏的海东阳阿訇、山东的常志美阿訇、云南的马复初阿訇、河南的张万东阿訇。他们秉承胡太师之志，身体力行，博学强记，著书立说，传授经文，燃经堂之星火成燎原状景一片。形成了中国经堂教育陕西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三足鼎立的盛景。陕西学派包括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以周良隽阿訇为代表；山东派包括山东、河北及东北三省，以常志美阿訇为代表。陕西派注重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而山东派提倡阿、汉、波斯语并重，注重“博而熟”。后来云南人马复初自海外游学回来后，改良经堂教育，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
　　经堂教育一改当时中国回族“人才匮乏，经文寥落”的困局。一大批回族伊斯兰经学家和著述不断涌现。中国经堂教育迎来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空前盛景。一批儒、释、道、伊斯兰“四教皆通”经学大师，如王岱舆、张中、刘智、马注、马安礼等横空出世，既怀伊斯兰教之学问，又习东土儒经的所谓“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斯兰“四教皆通”之学者；也有的人既是宗教学者又是经师和阿訇，在寺内有教长之职，与普通穆斯林群众的关系较前者更为密切，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些。作为中国回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心系民族，情系伊斯兰文化，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特定的历史中，凭借着渊博的知识，搭构起文明对话的桥梁，以学者的使命掀起了一场汉文译注（以儒诠经）的文化活动。以中国儒家的文化资源和权利话语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在二者之间寻找文化共享的边界，构建起了由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哲学大厦。他们的著作，穆斯林称之为“汉克它甫”，意为“汉文经典”。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马注的《清真指南》；破衲痴的《昭元密诀》；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米万济的《教款微论》；赵灿的《经学系传谱》；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伯良的《教款捷要》；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复初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醒世箴言》、《朝觐途记》、《天方历源》、《祝天大赞真经》、《寰宇述要》、《宝命真经直解》；马安礼的《天方诗经》；马联元的《辨理明证》、《孩听译解》等。他们或以著为主，以译为辅；或以译为主，儒家资源的文本融合再造，为伊斯兰教溶入了中国文化新鲜的血液，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拓宽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经堂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阿匐、经师和学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穆斯林。《经学系传谱》一书中赵灿评价“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许多经堂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近代以来的马明心、马来迟、马果园、马启西，达浦生，王宽，王静斋等一批著名阿訇，或是某一派别的宗教领袖，或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们不但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而且还常奔走呼号，传经布道，活跃于穆斯林社会。遇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时往往振臂一挥，率领穆斯林群众进行反抗，为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传统经堂教育出现时代弊病时，他们力主革新，积极倡导中阿并举的新式经堂教育，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新时期的发展。这些新式的伊斯兰师范学校还选派了一批留埃学生，培养了像庞士谦、马坚、纳忠、刘麟瑞、张秉铎、马宏毅等著名阿訇和教授。成为了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人才中坚，他们秉承着中国经学教育一直的优良传统，将经堂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和薪火代代相传，世世相送。

　　人文精神的气贯长虹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极尽儒士的人格精神。其人文精神的气贯长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旨在改变回回民族愚昧无知的状态，提高穆斯林的素质。当中浸透着回族知识分子忧患民族的强烈的人文精神。《经学系传谱》指出：“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人之饥犹可也，愚则必不可也。只缘愚则必惑，终至于迷耳。”胡太师卓识远见，深刻理解伊斯兰文化知识对于回族立身处世的迫切需要。创办经学，通过教育手段，提示伊斯兰教理，教育穆斯林道行经训，培养穆斯林宗教人材。
　　“阿訇”这个词是波斯语教师的译音。阿訇是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经堂教育人文教化的理念。阿訇作为经堂教育的结晶，体现出的是伊斯兰文化中的理想人格。阿訇在回族社会中是一项神圣的职责。阿訇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神圣的符号，她寄寓着回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因为阿訇作为一个教职人员，不仅仅是回族社会中知识渊博，传播宗教知识的教师，更是一位回族穆斯林敬重的人格榜样。是穆斯林社会内部习惯法的维护者和仲裁者。经堂教育的兴办，不仅仅是一项穆斯林普及性的群众教育，因为她所具有的培养穆斯林大众人格楷模和知识精英的先天丽质，使其在穆斯林心中具有了神圣的地位。经堂教育中的海里凡一旦进入经堂的大门，也就实现了一个人生中分水岭似的过渡礼仪，生命便开始了一次新的征程。经堂中神圣的气氛，德才兼备的教育使命，引领着经生追求着理想。在学习内容上，传统老经堂的13本经，从基础语法到认主学、教法学、逻辑学、圣训学、经注学等，层级似的基于虔诚信仰的文化教育，给海里凡们带进了一个宽阔的知识的海洋。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上涉及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认主学、教法学、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语法学、逻辑学、圣训学、经注学、回回天文学、回回医学、算学以及典礼制度、民常习俗、教派、中国伊斯兰教史等。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以无教材无言说的内在的自我道德历练，以虔诚之心归信真主，自我的道德律例的隐性成长，成就着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阿訇的精神境界。
　　阿訇不仅成为真善美的话语阐释者，也是真善美的实践者。他们所扬起的人文大旗飘扬在时代的上空，捍卫着一种知识群体的精神价值。作为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文化的担纲者从运动的发起、组织到领导发挥了重大作用。诚如时人赵振武所言：“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阿洪领导之力也。”阿洪是极具传统洞见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思想者也是实践者,正是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文化特征——传统与现代性的浑然一体,推动了回族社会由古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北京牛街礼拜寺教长王浩然（又名王宽）阿訇，是开创回族伊斯兰新式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在1906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育。回国后倡导普及教育，提倡经汉两通，主张改革经堂教育陈旧的内容和方法，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1907年，王浩然阿訇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由他的弟子达浦生阿訇任校长，改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除设伊斯兰学科、阿拉伯文之外，兼授其它文化课，以培养新时代的阿訇和师资人员。还有民国著名的四大阿訇和一批回族经学家，他们用自身的努力成就着阿訇的使命，捍卫了穆斯林经　堂教育不衰的人文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