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尼采

　　理论追求可能有多种状态的，但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诞生于理论家的生命追求之中。

　　在卡夫卡那里，我们看不到尼采式的强力意志和光明的激情，甚至沉醉的状态。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印证了尼采的一些看法及其价值。而进入20世纪以来，艺术，甚至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在实用、实利、实惠与实利思想的冲击下，一步一步从理想主义高台上走下来，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青春活力，再也见不到尼采的那种如日中天的艺术精神了。卡夫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表现了一种“地洞人生”，连见阳光都是一种忌讳。《城堡》突出了这种灰暗的人类感觉：个人在一种无法言传的被围困氛围中，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助，而颓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一个人很难摆脱。

　　显然，同传统的文学作品相比，卡夫卡拓宽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一种有魅力的文学不一定是理想主义的，关键在于它对于人类生存和心理状态的体认，而尼采作为跨世纪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文化“叛徒”身份出现的。他是一位向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提出全面质疑的人。传统的西方文化思想体系有两大支柱，这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上帝的信仰，由此也形成了西方文化延展的两大终极的源头和价值体系。而这两者时常矛盾和对抗，但是有时又会相互结合，使真理和上帝能够互相认同。而尼采的背叛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冲击。

　　当然，尼采的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完美的理论，而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他把人们从传统的古典主义思维境地带向了现代主义，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终极话语权力的迷信。尼采对传统的背叛就是和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追求紧紧相连的。其所显示的新境界在于，他所追求的不是理论的完美性。而是生命本身的完美性；他是通过追问理论来完成生命，通过对传统境界的质疑和突破来充实和丰满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以为，尼采学说的最显著的意义，就是为历史提供了一种有生命感的理论境界。

　　真正的理论理应是有生命的，但是这就涉及到了理论追求的境界和状态问题。我想，理论追求可能有多种状态的，但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诞生于理论家的生命追求之中。这第一种就是像尼采、叔本华、王国维那样，把理论追求和自己生命追求连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理论创造之中。尼采说过，他最爱看的书是用“鲜血”写成的。这里的血就是生命。这或许是一切大理论家和大艺术家的共同品质，好的作品是用生命和鲜血培育和浇灌的。所以，一些伟大的理论家并不仅仅是理性的追求者，也并不排除在追求真理道路上投入和付出感情。当然，对于理性的过度否定也是不明智的。因为理性是人生命和思维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刀，当用来追求真理，追求人生完美和完整状态时非常宝贵，但是当它用来限制人的生命和思维的时候，就会制造和设计出许多障碍来。

　　不仅如此，阅读尼采，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理，是善？难道它们是人生道路上的终极答案吗？王国维讲过做学问的三境界，第一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什么是“独上”？就是一个人上，独自探索，个人追求。这和尼采是相通的。尼采所提倡的就是个人道德和个人追求，他反对基督教的群体道德，因为后者限制了个人的创造力和个体生命的发展。王国维所讲的第三个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明追求的终极价值其实一直存在于追求过程之中，只不过人们没有觉悟罢了。所谓终极答案就是追求过程本身。这就破除了人们对于所谓未来的和终极的理论极致的幻想，唤醒了人们对当下，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和追求。人类实际上一直走在牺牲途中，一代一代做牺牲，以换取达到一个绝佳的终极境界，人类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人类需要艺术，但是决不是让当下的人永远做牺牲品，而是使他们拥有更饱满的生命力，更完整地拥有自己。

　　但是，尼采并不能用“超人”的演说来拯救人类及其艺术。他只是一个悲剧的预言家，所以他的《悲剧的诞生》并非仅仅是对古典悲剧理论的重新阐释，更是对20世纪文学主题的预见。尼采企图用自己生命在灰暗的生活氛围中点燃火炬。让思想的火苗跳跃，驱散人类所面临的悲剧前景，但是他对于一个平庸的世俗时代的来临无能为力。而他自己的生命和理论价值，也正是在灰暗和悲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他自己挣扎在理性的边缘，虽然不甘于做悲剧的牺牲品，但是却不能不走向疯狂。所以他是预言家，但不是胜利者。但是，尽管尼采预言20世纪不再是一个“英雄主题”的文学时代，然而他自己却称得上是19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个英雄。如果说，他的“超人”日后成了西方卡通片中幻想的英雄，那么在中国则演化成了“高、大、全”的英雄模式，在历史转换中继续扮演着角色。可惜，他们都不再是真实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中的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