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古兰经》的“注释和翻译”

　　《古兰经》从七世纪初到编订成本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艾卜伯克尔（632年-634年在位），欧麦尔（634年—644年在位）和奥斯曼（644年—656年在位）三位哈里发（继承人）指派专人搜集、追忆、核实、抄写并保存，在此基础上汇集分卷划定章节，形成定本，后来又选择精通阿拉伯语法和诗歌韵律专家、学者为全部经文标注音符，以确保书写的规范统一和诵读之合乎标准，这就是至今广为流传的，无论谁翻印、刊刻、缮写都必须以它为准的统一范本——奥斯曼本。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一直认为它是真主降示的尊严的经典，任何人都不能修订删改，极力维护其原来的文字面貌。
　　随着伊斯兰教向外的传播发展，世界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日益增多，为确保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地区的信仰者和了解伊斯兰教及研究者的需要，就出现了《古兰经》译文本。最初伊斯兰教正统派神学家反对将《古兰经》译成任何一种文字，他们认为：《古兰经》是其它的语言翻译经文难以如实地反映经文原意，甚至会歪曲经文，这无疑是亵读真主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渴望了解伊斯兰教，因此就出现了非伊斯兰教学者的《古兰经》译本。翻译《古兰经》的伊斯兰学者以《古兰经》中第一章二节真主是“全世界的主”，和穆罕默德是“全人类的报喜者”（34•28），“伊斯兰教是全人类的宗教”。（参见《圣训》）为依据，给反译派以强烈的抨击。对《古兰经》进行了正确细致的翻译，但不是与原文完全一样的。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坚教授在他所译的《古兰经》译解前八本的例言中说得非常客观，他说：“翻译《古兰经》而欲其貌似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欲其神似，更是不可能的。《古兰经》譬如一个绝代佳人，译者譬如一个拙笨的漫画者，希望读者不要据此挫劣的译本而评定《古兰经》在文学上的价值。”另外，再加上各种西方文字译本的流行，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文字的译本的流行，既方便了非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内容与含义的了解，也方便了那些不懂或不通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内容、经文的了解。显然，这样做本身对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也是有利的。
　　欧洲最早的《古兰经》译本是在公元1143年，英国人罗伯特和德国人海尔曼合译的拉丁文《古兰经》，大约在四个世纪后的公元1543年由西奥多、比布林德在巴塞尔正式出版，随后就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荷兰文。公元1616年，斯奇威格于纽约堡将《古兰经》译成德文。公元1647年，儒利耶在巴黎出版法文《古兰经》译本。其后，在公元1783年有塞瓦里的法文版以及在公元1840年、1841年、1857年出版的巴黎版《古兰经》，在公元1776年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出版了俄文版《古兰经》译本。最早的英文《古兰经》译本是由亚历山大鲁斯从法文版本转译的（大约在公元1649年-1688年）其后在公元1734年有著名的塞尔《古兰经》英文译本，公元1681年，路德维尔按编号形式出版了《古兰经》译本。除欧洲文字《古兰经》译本外，还有不少穆斯林自身的东方文字译本，如（波斯文、乌尔都文、土尔其文、马来西亚文等等），至今世界上已有五十余种语言的《古兰经》译本。
　　《古兰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传入我国，过去内地的宗教学者也将其中的一些章节译成汉文，散见于王岱舆、马注、刘介廉和马复初等人的著作中，这些人虽对伊斯兰教有精湛的造诣，但都没有专门从事《古兰经》的翻译研究工作。单行本的古兰译本要算清末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为最早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古兰选本的汉译本，但全部《古兰经》的汉译本的出现，还是近几十年的事，首先出版的是铁铮由坂本健一的日文译本转译的《古兰经》（1927年北京出版），其次是姬弥觉等人所译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上海版）。这两本汉译书基本上都是非穆斯林根据英、日文转译的，而且译文都是文言文，文词比较晦涩难懂，有些地方与原文尚不能完全吻合。中国穆斯林自己翻译的汉译本《古兰经》最早出版的王文清（即王静斋）的《古兰译解甲》(1932年北京版），其次是《古兰译解乙》（1942年石印于宁夏），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1943年北京版）王静斋的《古兰译解丙》（1946年上海版），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北京版）和马坚的《古兰经》（上册）（1950年北京版）。
　　翻译一部忠于原意，译文通畅，不加杂个人意见注释的《古兰经》对研究伊斯兰教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近几年来有了马坚译的《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林松译的《音韵古兰经》（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这两部汉译《古兰经》的出版，受到中国穆斯林的欢迎。
　　《古兰经》注释的产生和翻译本的出现，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有了注释这种形式，就使《古兰经》原文在不受删改的情况下，更能灵活地反映伊斯兰教的真精神，反映了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古兰经》被译成非阿拉伯文，就使更多的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直接了解自己宗教经典的内容，也便于非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了解伊斯兰教义，从而有助于发展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研究工作。
　　《古兰经》是穆斯林信仰的唯一经典，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典著，他稳定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社会，统一了当时阿拉伯人民混乱的思想，医治他们病患的灵魂，灌溉了他们干渴的心田、滋润了他们枯萎的情感。伊斯兰教认为：凡是以《古兰经》为向导，凭着《古兰经》的光泽而前进的人，将能得到今生和后世的幸福，《古兰经》博大精神、奥妙无穷，一般人很难究其要旨。由于穆圣的特殊身份，所以他成为《古兰经》最有权威的阐释者，穆圣关于《古兰经》的言行，被后人称之为《圣训》。
　　根据以上的论述、注释和翻译《古兰经》是一种艰巨而神圣的工作，是维护与发扬伊斯兰教的当务之急，是全人类不断完善自己，走向进步的灯塔，是实现世界和谐的必由之路。因此，注释和翻译《古兰经》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1?郾坚定的伊玛尼信念。2?郾丰富的知识领域和高尚的穆斯林道德情操。一个合格的穆斯林（穆斯林学者），世界观必须是伊斯兰化的，坚定的用“唯一创造论”去认识世界，直面人生。丰富的知识领域是注释和翻译《古兰经》的先决条件，因为不精通阿拉伯语，对中国文化又没有高层次造诣，就没有资格去注释和翻译《古兰经》。千百年来，随着定然的安排，出于诸多历史因素，中国穆斯林的人口，正以奇迹式的增长速度，已达数千万之众。穆斯林先辈在患难中求发展，在坚忍中求生存，险恶的历史风云，演绎出我们这灾难的民族，大分散、小集中是我们民族灾难的缩影，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使中国穆斯林在受压抑、受屈辱的历史夹缝中，挣扎在贫穷的生命　线上，不断地提炼着民族本色的天然感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了坚强不屈的回回民族魂。
　　我们必须严正地看待，文化落后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认真地驻足回顾以下，几百年来，我们在《古兰经》的注释和翻译成册的也仅仅只有为数很少的几部，形式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的大多数穆斯林兄弟仍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小商小贩遍天下的形象，足以说明我们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同胞们，我们不容懈怠，当毅然自醒自立，勿多自责，在爱国爱教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培养有用人才，努力学习，强化团结，共同进步，以适应当前深入改革开放奔小康的伟大的历史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