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

二十世纪初是整个世界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伴随着这次历史性的转折，亚洲各地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的人民相继掀起了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唤醒民族意识为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列宁曾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深潭中历经苦难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民族民主运动面前，始知“行”不足以自救，还要用“知”来指导。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封建王朝，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国家。历经清代数次起义失败而屡遭镇压的回回民族，从那种因劫难而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拜功”②的失望中鼓勇而起，毅然投入到这个火热的民族运动中，充分显示出他们扼杀不了的民族自强性。其突出的表现是回族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首先觉醒。

一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社会经济凋蔽不堪，人民生活日益疾苦。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回回民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同样遭受着灾难与困苦。尤其清末西北回族人民大起义失败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③这正如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中所说的“乃变其积极态度而为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拜功。”④马松亭先生在《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一文中写得更为确切：“回民为保存本身的生命起见，由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⑤因而二十世纪前夕回族的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阿衡之所倡，民教之所由，厥为寺之教育而已。”⑥基于这种原因，在二十世纪的民族民主运动中，乃激发了回族知识分子首先倡导民族教育，以文化知识来唤醒民族自强意识的积极性。

在镇压西北回族人民的大起义时，清政府采取“以回制回”手段，利用教派殊异，制造纷争，煽动械斗，致使同室操戈之事时有发生。这种内部的相互斗争，虽说是局部的，但它却削弱了反清运动的力量，不少群众把斗争的视线转移到一些细文缛节的教义纷争中，严重影响了回族内部的团结。也正是这种拘泥于细文缛节而争论不休的“精神战”，使回族“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他们对宗教内部的一些不同见解、新的动向十分敏感，而对社会政治问题却并不积极。二十世纪初的回族知识分子针对这一弱点，便提出了“爱国等于爱教”、“保民就是保教”的口号。

在一些群众性的民事纠纷中，清政府还采取“抑回护汉”的民族歧视政策，致使回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而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更是利用回汉杂居的特点，借端滋事，挑拨回汉关系，引起民族仇杀。于是不少回族群众开始产生了学习汉文化便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的错误观念，以至引起对整个汉文化的盲目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对回族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致使清末民初时的回族文化教育“厥为寺之教育而已”。因此，回族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提倡新式的以中阿文并授的回族文化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兴意识。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运动时指出：“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⑦历史发展的激流冲击着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些先进的回族知识分子，他们从当时回族社会状况中认识到只有回族自己觉悟才能够自立，才有希望求得回族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史实已有明鉴，“行”不足以自救，还要用“知”来指导。他们意识到，“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居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⑧“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⑨他们认为，当时回族社会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念经的人多。念书的人少，“越念书越使教门兴”。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从自己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必须普及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全民族政治、经济的向前发展，与各民族立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回族人民群众在封建压迫和宗教束缚下，要求创造新的社会环境，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新天地的根本夙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回族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掀起了一次设学校、创团体、办报刊和派留学生的热潮。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此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輥?輮?訛，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二

１、清光绪末年回族中一些首先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联络各地有识之士，组织力量，倡导回族社会文化，提高民族意识，在各地相继成立了数十个回族文化团体。这种文化团体发展迅速，到四十年代时竟增加到七十多个。兹就几个主要的团体作一简介。

（１）东亚清真教育总会。１９０６年，童雪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江苏镇江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又改称“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他成立此会的目的“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总会会员达五十多人，多为热心于回族教育事业的乡贤、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呼吁各方人士赞助本地的回族教育，积极创办学校，推行新式教育，一时镇江地区的回族小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和发展。

（２）留东清真教育会。１９０７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回族学生，创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是来自国内十四个省、市的三十六位回族学生。“教育会是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凡关于教育普及、宗教改良各论说，随时编辑，印送内地同教，以提倡而劝导之。”?輥?輯?訛

（３）中国回教俱进会。１９１１年，以王浩然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和国内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并在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意在联络各地回族进步力量，推动全民族新式教育的发展，促进回汉民族团结。王浩然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写到：“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回汉相处，千载有余，而乃交哄时闻，感情恶劣，殊非五族一家之道。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他们已认识到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注意到发展商业经济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吾国商业方在萌芽，此时若不急图国外之贸易，他日商务殷繁而无尾闾之泄，必受绝大之影响。”由于回族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有深刻认识，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得坚决勇敢，因而该会得到族内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族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此外，当时还有天津杨仲明创立的“清真教育会”；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回族学生和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校学生联合创立的“清真学会”。这两个团体虽然创立，但未能发挥大的作用，终致夭折。１９１７年，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学生又创立了“清真学社”；１９２５年在上海出现了“中国回教学会”；１９２８年北京各大学回族学生创立了“伊斯兰学友会”和“追求学会”；在陕西、甘肃、青海、南京等地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回族文化团体。这些回族文化团体，主要都是由回族中先进的知识分子筹备、创建，其宗旨大体都以推动民族教育、创办学校、阐扬伊斯兰文化为核心。

２、民国以前，回族的文化教育，仅以寺院经堂教育为主，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因而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深感传统的、以专习阿文的回族教育方式，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了的新社会。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民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所以只有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回族的社会文化教育，才能使回族得到振兴。在这种时代意识的支配下，一股办校热潮在回族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兴起。

（１）回教师范学堂。１９０７年，王浩然从土耳其等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和王友三、达浦生等人在北京设立了回教师范学堂。校址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内。学校除授经文外，还特设各门自然的和社会的学科，“是为中国回教有新式学校之权舆”。第二年，马邻翼等人又在北京设立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校。随着这两个学校在北京的设立和推行新式教育制，各地的回族学校也普遍出现。

（２）成达师范学校。１９２５年，马松亭、唐柯三等人联络济南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在济南设立了回教师范学校，定名为“成达”，即取成德达才之意。校址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车门清真寺内。此校于１９２９年迁到北京。该校除设阿文经典课外，增设历史、地理、汉文文法、法学等现代学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造就了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毕业生有的派往埃及等国留学深造，有的派往陕、甘、新等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以从事边疆回族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学校，在当时还有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宁夏蒙回学校、北平西北公学、云南明德中学、青海昆仑中学等。到四十年代时，在这些回族学校的基础上，几乎全国凡是有回族聚居的城镇都设立了回族学校，发展相当广泛，影响十分深远。

３、在创办文化团体、广设学校的同时，以阐发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沟通文化，传达各地回族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现。自光绪末年起到四十年代时，有关这方面的刊物，竟多到七十多种，其中多数为回族知识分子创办。

（１）《醒回篇》。１９０８年，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在日本创办。它是回族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它虽只出一期，但它在近代回族文化史上起了第一个“号角”的作用。

（２）《月华》。１９２７年１月创刊，由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等人在北京创办。其内容主要是回民教育和伊斯兰教义方面的，但也广设其他学科，如史乘、文艺、回民概况等。该刊初为旬刊，１９４７年后改为月刊。《月华》是当时各回族刊物中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刊物，不但在国内颇有影响，也曾行销国外十几个国家。

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突崛》、《成师校刊》、《伊光》、《伊斯兰青年》等。这些刊物的创办，不仅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而且丰富了回族文化生活，推动了回族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

４、到国外留学深造，求取新知识，以图更大的发展。自清末开始，回族知识分子开始竞相出国留学。起初不少人东渡日本，其数量也相当可观，仅“留东清真教育会”的会员就达三十六名。同时，大部分回族知识分子赴埃及或土耳其等国求学深造。随后就出现了由回族学校直接派遣的留学生团，前后共派遣了四届。所派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云南明德中学和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这些回族留学生沟通了回族乃至中国同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友谊，加强了双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回族文化运动的发展。

三

    发展文化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措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的这次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回族各项社会事业的向前发展。它的特点是：

１、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觉醒下的一场民族运动。回族先民自唐、宋进入我国，至元、明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而成为我国的一大少数民族。由于回族的正式形成，汉语已成为他们共同的民族语言，但是伊斯兰教的经典都为阿拉伯文，大部分回族群众无法看懂，给伊斯兰教在广大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带来了困难。于是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在明末清初时掀起了以“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他们发起的这次文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意在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宗教教义。这次运动之后，虽然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译著，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丰富了回族文化。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回族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社会文化这一重要性。因此这次文化运动对回族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实际效果，以至于清末数次起义失败之后，回族中的知识分子才觉悟到，回族之所以被遭欺压，就是因为缺乏社会文化知识。他们掀起的这次文化运动，不是为了挽救宗教，而是为了振兴整个回回民族，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彻底地从被压迫的深渊中站起来，与各族人民一起，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他们倡导宗教改良，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全民族的社会文化教育的文化运动，只是振兴整个民族过程中的第一步。因此我们说，它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觉醒下的一场民族运动。

２、具有浓郁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化运动。伊斯兰教和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自元、明以来，回族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以经堂式的宗教教育体现出来，及至清末时，经堂教育几乎取代了回族的整个教育。中国回族文化就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绝不可能撇开伊斯兰宗教教育，而进行单纯的社会文化教育。所以，回族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提出了以改良宗教，阐扬伊斯兰文化，普及民族教育为宗旨的口号。所以这次文化运动，始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色彩。

３、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１９１７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兴起的回族文化运动，也是这次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团体中积极提倡宗教改良，以新式的现代教育制，代替陈旧保守的经堂教育方式，号召回民学习现代各类科学知识；在报刊上则有力地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制度，阐扬民族精神，发扬伊斯兰固有的优秀文化。天津回族丁竹园、丁宝臣兄弟创办的《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等刊物，都以犀利的笔锋，大胆地揭露当时的黑暗社会“省省冗员多，省省捐税重”。大部分报刊上除了倡导发展文化教育外，还鼓励回族青年开阔视野，积极进取，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联系在一起，同各族人民一道，团结互助，不但要拯救自己的民族，而且还要振兴自己的国家。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４、这次回族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一样，在兴起的初期也暴露出脱离群众的弱点，而且仅局限于东部文化较发达城市中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阶层，只是到了四十年代，才开始深入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初是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时代。

这次回族文化运动尽管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教色彩，但它毕竟是一次回族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对落后的回族社会灌注了新的血液，推动了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提倡宗教改良，以新式的现代教育制代替了陈旧而保守的经堂教育方式，大大丰富了回族文化。自明末清初到民国以前，回族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以经堂教育方式为主，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经堂教育的特点是，在清真寺里招收满拉（学生）若干，由阿訇专门传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单纯的习经教育，其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批宗教职业者，延续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但对回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大的作用。这种教育只拘泥于教义的讲解，囿于清真寺里进行，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保守性，一般群众既不懂经文，也不懂汉文，回族文化也仅仅体现在伊斯兰宗教文化上。经过这次文化运动后，由于提倡中阿文并授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兼通汉阿两文的回族知识分子。他们用汉文讲解伊斯兰教，翻译《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经典，极力做到通俗易懂，以阐扬伊斯兰教的真谛。回族知识分子中，最早翻译《古兰经》的是王静斋。他用文言体、白话文和经堂语先后三次出版了《古兰经译解》。在他之后，还有几种汉文译本出版。同时，大量的汉译著作也不断问世，发展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丰富了回族文化。

(２)、部分扭转了回族对汉文化的盲目排斥心理，消除了民族间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在清末西北回民大起义中，由于清政府采取民族离间政策，挑拨回汉关系，引起民族仇杀。这给回汉民族群众之间造下了民族偏见的恶果。致使不少回族群众认为学习汉文化便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经过这次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这种观念有所扭转，在各回族聚居地区相继办起了学校，有的甚至捐资修建学校，赞助学习汉文化，就是阿訇也积极学习汉文，“如苏君成璋，阿訇也，闻新学之益，遂去其业。而留学于兹，竟于警监学校及体育会毕业以归。”可见其变化之大。到四十年代时，回族学校在西北一些回族聚居的地区发展得相当快，人数急剧增加；同时大量汉文译著不断问世、流传。这些都是那种错误观念改变的最好说明。

(３)、推动了回族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发了民智，唤醒了民族自强意识。“对于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来说，最主要的危险与其说是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不如说是人文科学的发展。人文科学揭示了知和行的内在统一，加强了人确信自己有权全面肩负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青年来说，在学校里不但学习阿拉伯文和汉文，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汉文，学习了政治、经济和自然的科学知识，至少视野开阔了，接触的领域宽广了，头脑中思索的问题也就深化了，从长期的愚昧状态中逐渐清醒了。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曾这样说过：“受过文化洗礼的回族青年，不再如他们的乃祖乃父一样，成为严格的宗教信徒，因此以宗教的方法煽动他们来作无意义的冲突，已不十分容易了。他们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认识了自己的出路的困难，因而他们逐渐有了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他们今后绝不会在无希望的盲目屠杀中，来找他们未来的光明，他们必定会进一步在民族平等思想下，来作有组织、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努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了不少回族革命者，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注释：

①列宁《亚洲的觉醒》，见《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４４８页。

②④⑥⑧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③《斯大林全集》第６卷第４３页，１９５６年版。

⑤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⑦载《突崛》１９３４年创刊号，在南京创办。

⑨王浩然《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

⑩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载（月华）第９卷，１９２９年创刊。

１１　１２　白寿彝《清真教育会记事》，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３７９、３７８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３（罗）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张伟达等译。

１４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２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