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人：漂泊之路不简单

　　撒拉族，这个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民族，他们的本性中就有喜爱漂泊的成份。如今，北京的撒拉人开的饭馆已经有几百家，各行各业也总能见到撒拉人，其总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
 
　　马盛德：要时刻树立撒拉人的形象
 
　　马盛德 （本人提供）   
 
　　1971年，12岁的马盛德被从老家——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乡招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舞蹈专业学习。招生的老师没说学习舞蹈，而是说到北京上大学，因为在撒拉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从事艺术职业是有看法的，最崇尚的是从事像阿訇那样的宗教职业。直到在省会西宁，老师严格地为每位学生很专业地“量尺寸”，大家才明白就里。虽然不愿意，但从没到过黄河对岸的少年马盛德，最终还是带着一丝兴奋来到北京，学习3年，留校任教3年。“那时在北京上学的撒拉族人非常少，很是‘珍贵’。不仅循化县委书记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来看我们，而且很多不认识的老乡也会来”，马盛德说：“这种对故乡的感恩之情和民族情感一直持续，1994年，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也会到民大打听撒拉族学生，前去看望。”
　　采访马盛德的那天是七夕。他告诉记者，这天恰巧又是他和妻子结婚8周年的纪念日。“我第二次来北京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她是研究生时的同学。”1998年，也就是马盛德研究生毕业的当年，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虽然简单，却是严格按照撒拉族风俗举行的。新娘用从牛街买来的民族纱巾裹着，并由一位从沙特留学回来的阿訇主持。婚礼充满了浓浓的民族氛围。
 
　　在北京开饭馆的穆斯林少说也有几百家，马盛德能数过来的有三四十家。在这些饭馆里，他体会到的，还是浓浓的乡情。“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校没有清真灶，我就经常到附近撒拉族老乡开的饭馆吃饭。一般吃个面条、羊肉串什么的，老板经常不收钱。就算是第一次来的陌生人，只要听到你说撒拉语，老板不是不收钱，就是加肉加菜。”当时，学校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撒拉族这个民族，马盛德就从我做起：“虽然我是个体，也要时刻给别人树立一个较好的形象。”
　
　　上月13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工作的马盛德被文化部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一共68人中，只有我一个撒拉族。”马盛德说，其实，撒拉族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比如撒拉族的刺绣、婚礼仪式、民歌、故事、谚语等。自己能进入专家委员会感到很荣幸。今后，要从保护工作的规范角度去把握，为撒拉族的文化多做一些事情，多呼吁。
 
　　韩维龙:淘金之余忧虑多
 
        韩维龙   
 
　　韩维龙从19岁就开始从事餐饮业,多年来开饭馆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可以说是为了淘金，1997年，他从千里之外的青海来到北京，在京城做起了“西域美食”。
 
　　刚来北京的那年，撒拉族开的饭馆只有30多家，羊肉的价钱也比较便宜，再加上自己在伊斯兰教协会旁边租到了门面，所以生意异常地好，这些年挣的钱供两个妹妹1个弟弟读完了大学，也将自己的一儿一女安顿在了北京。北京的文化环境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是毋庸质疑的，子女能在北京的学校受教育，是很多父母的心愿。但正是这个复杂的城市，让韩维龙不能不为自己才上中学的孩子们担忧起来。
 
　　孩子们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后，和北京的同学们打成一片，平时都用汉语交流；在学校，他们也被要求使用普通话。韩维龙和妻子都是撒拉族，在家讲撒拉语，目前孩子也只是在家才和他们说撒拉语。他说，自己的一些在北京的撒拉族老乡的孩子，很多都已经不会说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了。所以，韩维龙平时也会刻意给孩子创造一些语言环境，使他们可以保留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放假休息时，不但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还会带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他说，他们是必须这样做的。
 
　　韩维龙更担忧的是孩子目前的自我管理能力。北京的很多孩子生活条件优越，不少自制力差的就容易学坏。自己的饭馆开在一所中学旁边，放学后，总是有一些中学生来吃饭，他们抽烟又喝酒，用的都是3000多块钱的手机，见此现象，韩维龙总是想到自己的子女，怕他们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其实北京这个文化环境也给了孩子许多好的改变，比如性格的改善。按家乡的撒拉族传统，家里来客人了，孩子通常只是打个招呼，然后就回避。城市生活让韩维龙的孩子变得大方了，他们会主动为客人端茶倒水，与客人交谈。
 
　　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人照顾，韩维龙开始考虑回到家乡了。几年后，也许他将告别京城，带着他的孩子，回到他们原本的那片土地。
 
 
　　韩积善：生活不总是风平浪静的
 
　　韩积善
　　
　　有北京市户口的撒拉族人不多，年届40的韩积善就是其中之一。撒拉族称去过麦加完成朝觐的人为“哈吉”，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青海老家，撒拉族乡亲都这样尊称韩积善。人们这么称呼他是有理由的：
 
　　他曾赴沙特国王大学留学，在那儿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仅此，他已称得上是有宗教学识的人了；他还是一位多次“朝觐过天房”的“哈吉”。圣地麦加，那可是所有穆斯林心中神圣的梦想……
　　
　　韩积善现在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信访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离乡亲们很近。尽管远隔千山万水，通讯的发达，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什么大事小情，他们都愿意找他商量。因为撒拉族乡亲信赖他。
 
　　韩积善也爱他的乡亲：“我们撒拉人要强、勤奋、吃苦耐劳，即便有了困难，也不愿给国家、给政府、给乡亲添负担。我在北京生活多年，经常看见礼拜寺门口有人乞讨，但没有一个是撒拉人。”
 
　　其实他工作中经手撒拉族的事情并不多。撒拉族因人口不足10万而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在北京的撒拉族人口相对较少，但他们多数从事餐饮业，经营的清真餐馆数字相当可观。韩积善会经常打电话问候他们，偶尔也去老乡的餐馆坐坐，用撒拉语聊聊天，享受家乡美食，听听其他老乡在北京的近况。
 
　　但生活也不总是风平浪静的。
 
　　今年6月底，一个深夜，电话铃把他从梦中唤醒。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驻京联络处的负责人焦急地告诉他，撒拉族人开的某家餐馆与相邻的东北人开的一家餐馆发生了纠纷，东北那家把非清真食品摆在了撒拉族餐馆的餐桌上，惹恼了撒拉族餐馆的人们，双方情绪激动，怎么办？韩积善劝阻他们不要冲动，建议选出几名群众代表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此事得到了政府高度重视，并做了妥善处理。
 
　　韩积善的妻子是生在北京的回族人，虽说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都一样，但她不懂撒拉语，因此，撒拉族亲朋来了，若夫人在场，他就只讲普通话。他觉得，这不仅是夫妻间的互相尊重，而且是民族间的互相尊重。妻子也体谅丈夫的难处，碰到这种情况往往会悄悄躲开。
 想一想，家事国事天下事，彼此互相尊重，心存对方，还能有什么矛盾解不开呢？
 
 
　　民族文化与宗教认同
 
　　祁进玉 
 
　　本期的“漂在北京” 栏目主要讲述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西北穆斯林民族——撒拉族的异域生存叙事。
 
　　撒拉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黄河谷地，以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一带。部分撒拉族散居于青海省西宁市及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夏河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宁等地。本期访谈人物为在京的撒拉族同胞：要时刻树立撒拉人的形象的马盛德、被大家称作“哈吉”的韩积善和在北京“淘金”的韩维龙。
 
　　从记者对马盛德、韩积善等人的访谈以及他们的自我叙事中，发现无论是作为撒拉族在京文化精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盛德，或者是在被人们喻为“穆斯林之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信访工作的韩积善，还是在北京这个日渐国际化的大都市从事餐饮行业的韩维龙，以及越来越多不断涌入城市的撒拉族同胞，抑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们，都会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遭遇“文化碰撞”与“文化认同”的尴尬与困境。
 
　　从以他们为代表的在异域漂泊或艰难生存的撒拉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尤其在远离故乡的异域处于漂泊境地的族群的个体，往往会遭遇民族文化间的碰撞或冲突。以本文访谈对象而言，穆斯林民族特有的宗教认同确属第一要义。日常的生活、饮食、信仰习俗等礼仪构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每一天，宗教认同成为撒拉人在异域他乡保持民族文化与精神生活独立品格的粘合剂，把散布在大都市的每一个本族的个体紧紧联系、维系起来。也许这就是民族文化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力量。通篇这样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如马盛德讲述的：“我第二次来北京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她是研究生时的同学。1998年，也就是研究生毕业的当年，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虽然简单，却是严格按照撒拉族风俗举行的。”韩积善的叙述：“妻子是生在北京的回族人，虽说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都一样，但她不懂撒拉语，因此，撒拉族亲朋来了，若夫人在场，就只讲普通话。这不仅是夫妻间的互相尊重，而且是民族间的互相尊重。”韩维龙的叙事：“我和妻子都是撒拉族，在家都讲撒拉语，目前孩子却只是在家才说撒拉语。一些在北京的撒拉族老乡的孩子，很多都已经不会说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了。所以，平时会刻意给孩子创造一些语言环境，使他们可以保留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放假休息时，不但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还会带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他们是必须这样做的。”
 
　　从上述的一个个案例表明：异域漂泊的处境对于族群及其个体成员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异文化环境对本文化的冲击与有效交流的焦虑，尤其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的文化群体或社会群体，他们与主流社会文化交流时往往要面临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艰难考量，处境一般要么是被同化，要么就被排斥。当然，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和而不同，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