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离开祖国——奥地利,作为欧洲大陆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去亚洲、非洲采访。从那一年起。我在伊斯兰世界度过了几乎全部人生。当初,我对接触的这些国家的兴趣只是一个局外人的兴趣。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在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观念方面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画卷。一开始我便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宁静的生活观抱有好感——我得说:与欧洲匆忙的生活方式相比,它更加符合生活的原理——人性。这种共鸣逐步引导我寻求其差别的原因,因而我对伊斯兰教的教诲产生了兴趣,那时这种兴趣还没有强烈到使我皈依伊斯兰。但它确实为我展现了一幅通向人类进步的社会图景,它内部矛盾极小而兄弟般友爱无限。然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实际情况似乎与伊斯兰教诲的理想相去甚远。那些伊斯兰中的进步因素已在穆斯林中转变成了懒散惰怠和不思进取;那些宽宏大度和执着的自我牺牲品质已在当今的穆斯林中蜕化为狭隘偏执和贪图安逸。
以这个发现为动力,并为今昔如此相悖而困惑,我试图从伊斯兰的角度去看问题,即尽力想象我置身于伊斯兰世界中。这完全是一种思维体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我面前展示出正确的答案。我认识到,穆斯林的社会和文化的蜕化原因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在精神上逐渐放弃了遵循伊斯兰教义;伊斯兰依然如故,但对有些穆斯林却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曾经使穆斯林世界强大的因素现在却要为它的弱付出代价了。从一开始,伊斯兰社会就是基于宗教的建立,而宗教基础的削弱,必然会消弱文化结构,而且最终很可能引起它的消亡。
我越是了解伊斯兰教义具体和实际的内容,就越是渴望了解为什么一些穆斯林放弃他们真正的生活指导:从利比亚沙漠到帕米尔高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拉伯海的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我同深思博学的穆斯林探讨着这个问题。在伊斯兰世界里,它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志趣。我的探索持续深入下去,以至于我这个非穆斯林似乎在为伊斯兰辩护,为的是防止一些穆斯林的懒惰和疏忽侵蚀伊斯兰。但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直到1925年秋的一天,在阿富汗的山区中,一个年轻的省长对我说;“你真是一个穆斯林,可你竟没有意识到。”我听到这话不觉一惊,随即沉默了。当我1926年重返欧洲时,我觉得我对伊斯兰的态度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信奉它。
这就是我成为穆斯林前前后后的情况。从那以后,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信奉了伊斯兰?它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呢?”——我得承认,我不能满意地回答你的提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条吸引了我,吸引我的是整个灿烂辉煌的、不可言状的道德信条与生活的实践性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迄今为止我还不能说它的哪一部分比其它部分更吸引我。我认为,伊斯兰是一座建筑完美的大厦。每一部分都与其它部分设计得协调一致并相互支撑,没有多余的,也没有匮乏的,是一个完全平衡和稳固的结构。我对伊斯兰所有基本教义和原理的丝丝入扣笃信不疑;或许我对伊斯兰还有其它强烈的感觉,但现在我还不能作出分析。所有这一切,都是爱;这爱由多种因素构成:我们欲望与孤独,志向与偏狭,勇气与怯懦。就我而言。伊斯兰就象深夜悄悄溜入我房间的强人抓住了我,当然,不象强人那样,伊斯兰对我大有裨益。
自此,我悉心学习伊斯兰。研读《古兰经》及先知的圣训。我还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历史以及大量有关阿拉伯正反两方面的著述。我花了5年,在汉志和内志,大部分时间在麦地那,这样我就可能体验到穆罕默德先知向人们传达伊斯兰时的某些情形。汉志是许多国家穆斯林相会的中心,我得以比较现时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不同的宗教和社会观点。这些研究和实际体验使我坚信,伊斯兰作为一种精神和社会现象,虽然被很多穆斯林的缺憾损坏,但它迄今依然是人类所经历的最鼓舞人心的力量,从此,我所有的志趣都集中在伊斯兰的复兴上。
穆罕默德·阿萨德·利奥波德·韦斯:1900年出生于奥地利。22岁首次前往中产,后来成为《法兰克福报》著名外国记者。皈依伊斯兰后,从北非到东方到阿富汗,游遍穆斯世界。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他成为当今显赫的伊斯兰学者。巴基斯坦立国后,被任命为西旁遮普省伊斯兰重兴部部长,后被派为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候补代表。穆罕默德·阿萨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是:《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人》、《麦加之路》;还创办 了月刊《阿拉法特》。目前正致力于《古兰经》的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