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味着什么？
优素福·格尔达维
现代意味着什么？
现代指的是人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之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行为中，胜利与失败中，喧嚣的事件中，与他们的充满活力的行动的国人生活在一起，像他们一样思考、工作，而不是生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承载或许适合时代或许不适合于时代的观念、信仰、价值、观点、道德、传统、仪式、法律。
那么，现代的本质是与今人而非逝者生活在一起，与当下的现实而非过去的往事生活在一起。这包含了现代需要的一些现象和意蕴。
然而，这只是粗描淡写，我将在本章详细阐明这一方面。
（1）必须了解现代
“现代”的首要意蕴或要素是，精确、准确地了解我们生于其中的时代。不了解现代或不确切地了解现代将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恰如一位医生开的药方很好，但他害了病人或使病情加重，因为他没有准确地诊断病情，对症下药，即他没有恰如其分地了解病情。
我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光辉灿烂的著述家们大谈特谈唯物主义思想，好像他们还生活在18世纪，他们忽视了20世纪的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出现的信仰趋势。（1）
有人还一直抱守马克思主义，而在它的发源地、它的荣耀之城、它的大本营，它业已坍塌，它的理论的必然性可行性也已经瓦解。
有人还一直叫嚣民族主义，而它的风头早已刮过，人们已经开始寻求更广大的集团，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抵制他们的劲敌的威胁。
有人……，有人……
穆斯泰沙尔·塔里格·百舍尔在关于“伊斯兰与时代”的讲座中说：“问题不在于我们不了解伊斯兰，而在于我们不了解时代！”
他把他的这番话指向世俗主义者以及西方化和现代主义的鼓吹者，他指责他们不了解伊斯兰，他更指责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归属并引以为荣的时代。
如果现代主义的鼓吹者之中有人不了解时代，那么，伊斯兰的宣教者中也有人对时代更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生活在过去，栖息于遗产的茅草屋中，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几乎丝毫不观看、不听闻、不感触周边世界的事务，但愿他生活在繁花似锦的时代当中！但他生活在落后、退步的时代当中。他用古人的理智思考，用他们的语言交谈，生活于他们的难题之中，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虽生尤死。
或许有人认为他的这种个人观点代表伊斯兰的立场，但这等人的立场还有分析这些人的观点的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伊斯兰激烈反对那些只尊崇过去，追随迷误的先祖的人们，安拉对他们的警告有“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遗教）吗 ”（2），“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宗教吗﹖”（3），“即使我显示你们一种比你们祖先的宗教更为崇正的宗教，你们还要遵从你们的祖先吗？”（4）
伊斯兰强烈反对人们咀嚼痛苦的回忆，生活于记忆的悲痛的漩涡中，而不为他们的未来运筹帷幄，以至于生活使他们窘迫，古兰经关于此说道：“.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像不信道的人一样；当他们的同胞出门病故，或阵亡前线的时候，他们说：“假若他们同我们坐在家里，那么，他们不致病故或阵亡。”（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说）以便真主以此为他们心里（所独有）的悔恨”。（5）
对此，尊贵的圣人说：“你当渴求有利于你的事务，并求安拉襄助，不要示弱，不要说‘倘若我……就……’，但你应说‘这是安拉的前定，他为所欲为’，因为‘倘若’为恶魔提供了契机。”（6）
这里的“倘若”表示自我悲伤的妄想，这也是诗人的诗句表达的意思
“但愿我知道”……，“但愿”与我何其遥远
但愿和倘若都是徒劳无功
他又说：“失去的一切不会由于倘若、但愿、希望而复得。”
古人说：“忙于过去的时光就是浪费眼下的光阴。”
那么，强大的信士必须立足于现实，展望未来，以便他在当下的时光生活，换言之，他应该了解他的时代，以便有的放矢地对待时代。
对此，伊本·哈班从艾布·赞尔搜集的一段圣训说：“智者应了解他的时代，保护他的口舌，全力以赴地做事”（7）。另一段埃塞里说：“但愿安拉慈悯那些了解时代、端正自己的道路的人们。”（8）
这种了解是嘉义性的需要，或是主命性的必须。如果了解时代是各项主命功修非它而不能完成的必然途径的话，它就同样是主命，因为著名的法学原理说：“主命事务非其而不能完成的事务也是主命”。
例如，若一个法学家、教育家或宣教士不了解时代，并用其它时代的语言与人们交往，他将不能在他的领域有所作为。因为，毋庸置疑他们不能理解他在说些什么。安拉说：“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以便他为他们阐明正道”（9）。言下之意是，正如使命的传达者必须讲他的族人的语言，以便使他们理解使命，为他们阐明使命，同样，传教者必须讲时代的语言，以便使他的群众了解使命。否则，他们有借口可找。
我们的实证的法学家们肯定：教法判例随着地点、习俗、情况的改变而改变（10）。他们承认时间变化的影响，也承认地点变化的影响，甚而，他们往往使时间变化这一因素强于其它因素。
甚至，著名的《公正的法律》杂志基于这一原则在它的一个词条中明文写道：“不可否认，法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1）
因此，圣门弟子时期的一些教法判例较之圣人时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如艾布·伯克尔时期，搜集古兰经经文，鞭打饮酒者；欧迈尔时期，分配新开辟的领土，抽打饮酒者80鞭；奥斯曼时期，统一古兰经定本，并且让人们把遗失的骆驼拴起来；阿里时期，让制作商给客户预付保障金，他说：“只有此，才利于人民大众。”
再传弟子时代的教法判例与圣门弟子时代的也有所不同。
被人们世代效仿的伊玛目时代的教法判例与他们的老师――再传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楷模们的时代的判例也有所不同。
伊玛目们的弟子们、门徒们与他们的教法判例也不尽相同。那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尽管他们之间的间隔期很短也罢。人们往往用以下名言来表述艾布·哈尼法和他的两个弟子艾布·达伍德、艾布·优素福的分歧：“这不是证据的不一，而是时代的不同”。（12）
了解现实是了解时代的一部分
完全了解时代包括了解生活的现实、地方（国家的）现实、地区（阿拉伯地区）的现实，伊斯兰现状以及世界局势。
对每一个想匡正这种现实或对其进行正确或错误的评判，或试图改变它的人，这种了解都是必要的。
学者提到，在对一件事务做出允许、不允许，合法、非法的判断之前，法学家或穆夫提有义务了解现实，他的所有研究和关注不应该只围绕着应该是什么，而忽视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由此，著名学者伊本·盖仪姆说：“法学家是使法律义务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人.”
从前，伊玛目艾哈迈德在阐明穆夫提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的声明中提到了智识、慎重……，然后
又提到了了解人们。“了解人们”这句话代表了了解现实。伊本·盖仪姆评论这句话说：“这是穆夫提和法官需要的一个重大基础，如果他没有洞察这一点，而只明晰命令和禁止的经文，然后就生搬硬套，这样的话，他将事与愿违、事倍功半。”（13）
只有通过了解现实中影响现实的建构的主动性的、指导性的因素，才能真正确切地了解现实，无论这些因素是物质的，还是抽象的，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其中就有地理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思想因素和精神因素。
像解释历史一样，解释现实受到解释者的思想走向、他的信仰和思想归属的影响。
我已在拙著《伊斯兰觉醒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的苦痛》中向读者提醒了一些理论误区：片面的解释，地区性的解释，机会主义的解释，肤浅化的解释，和事佬式的解释，免罪逻辑式的解释。
我们在阐述解释现实时，也应该谨防这些理论误区。
我们应该谨防“美化”现实的走向，它试图给现实涂脂抹粉，无视现实中隐藏的弊端（即使这些弊端已经使它病入膏肓也罢），把其描绘为毫无缺陷和不足的一幅美好图景，并攻击所有批评这些弊端和现象的人是扰乱者或危言耸听或极端派。
同样，我们还谨防悲观主义倾向，它带着黑色眼睛看现实，认为现实毫无优点、百无一是。它只看到社会中那些落后时期遗留下的或殖民时期外面传来的重重黑暗，并声称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卖国政府或宗教人士所谓的卡菲尔政府以及迷误的大众和世界各地都毫无价值！所期望的改变或改良都是海市蜃楼。
类似还有，以阴谋论解读现实。持此论者认为每件事情背后——即便芝麻大的事情——都有外国势力和隐藏的力量在幕后主使，其中包括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或共济会的或其它的势力。我们不否认有阴谋在陷害伊斯兰稳麦，伊斯兰的表面的敌人和隐藏的敌人想尽千方百计在算计它，——这是安拉的常道——但夸大阴谋论，使我们成为“棋盘上的棋子”，这将削弱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绝望于任何改变的试图，使我们安于感觉到我们永远只是比我们强大的力量的牺牲品；我们走投无路，只有向痛苦的现实投降。另一方面，这也将致使我们不去弥补，不尝试改良，不亡羊补牢。
与其把外部的阴谋作为我们的错误的辩诉，还不如把它归咎于内部的过失，即首先错在我们自身。这正是吴候德战役失败后，古兰经所肯定的，它呼吁穆斯林说：“你们所遭受的损失，只有你们所加给敌人的损失的一半，你们怎么还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这是你们自作自受的’。”（14）。
与之相似，还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即，每个人都不想承担现实中发生的正确的、错误的事情的责任，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希望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他人，而他自己是无罪的，他毫无责任。
每个人都抱怨罪恶，但谁为罪恶的现实负责？
平民大众把责任推给学者，学者把它推给统治者，统治者又把它推卸给外部的压力或内部的必须。
事实上，所有人（包括大众、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权限而承担责任。对此，正确的圣训说：“你们每个人都是牧放者，都对他所牧放的（东西）负责。（15）
应该提防的另一解释是“无所谓“的解释法，它试图给现实附加一些使其被接受或使其合法的东西，即使现实已偏离了真理和正道也罢。这当中有某种欺骗或伪装，掩盖事实，粉饰现实。正如一个人给西欧人穿上大袍、戴上缠头巾，他看起来像艾资哈尔的穆斯林筛海，实则与伊斯兰或艾大毫无瓜葛。
我们欲了解我们的时代和世界，特别是我们的稳麦的现状，真正的了解，而不是歪曲了的或虚假的了解。不是夸大其词的了解，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了解，是不偏不倚的了解，使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去揭示、观察、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症下药。
我们的劲敌彻头彻尾完全地了解我们，甚而，正如凯末尔·艾布·麦志德博士在卡塔尔大学的一个讲座中说：“我们对他们是透明的。（甚至我们的骨髓他们都能看到）。”
我们了解我们的劲敌吗？在此，我们的劲敌指的与我们的文明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人，他们无端对我们感到恐怖，对我们图谋不规，抱有狼子野心。
如果我们不知己知彼，怎能百战不殆？
我们是否了解西方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对伊斯兰的政治立场中的“宗教层度”？尤其是西方对以色列的政治中的宗教层度？（16）
我们是否知道教会在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起到的显著作用，尽管政教业已分离？
我们是否知道西方为福音传教，特别是为向穆斯林传福音所花费的数以百万的经费和付出的努力吗？（17）
我们是否知道西方并没有与它的遗产割裂，而是以它为基础在建设？它没有像一些进步人士或自由主义者要求我们做的那样抽筋换骨，即剥除遗产。
摩洛哥思想家穆罕默德·阿梓尔·哈巴布博士说：“西方自己一直在进行渐进的变化，毫不奇怪，它依靠自己的遗产，它坚决保持自己的特性，并向外来东西开放，而不害怕被消融。我们一直在盲从西方，美其名曰赶上时代，这真是荒唐。现在，我们的某些人士还在拒绝效仿西方来保持我们自己的传统，正如西方也保持自己的传统一样。（18）
我们时代的积极和消极之处
我们的时代具备其它时代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特色，掌握其中的消极、积极之处。
它是科学、科技的时代。
它是自由、人权、人民独立的时代。
它是效率、力量、瞬息万变、飞跃发展的时代。
它是联合、结盟、加入大集团的时代。
它是规划、组织的时代，不是随机发挥、无政府、仰赖他人的时代。
它是展望未来、不满足于现实的时代，更不肖说返回过去了。
这都是时代的积极之处和成果，只要它们的目标正确，并有其规章制度和限制的话。
但，时代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安拉的宇宙常道（善恶相伴，利害并存，乐苦相随）需要这些方面。
它是物欲横流、功利居上的时代。
它是纵容人满足欲望的时代。
它是一切都受到污染的时代。
它是只讲工具和途径，不求目的和目标的时代。
它是心灵不安、精神病泛滥和社会解体的时代。
宿命和选择之间的现代
如果时代具备一些积极性和消极性，那么，现代化的一个必须事项是接受时代的一切吗，因为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抑或是我们有选择和筛选的权利？
请允许我们询问一些重要的问题：现代是什么？我们对它的立场是什么？
它是一个我们避免不了要顺从之、隶属之，我们不可避免要接受它的种种弊端、善、恶、甜美和甘苦的强势力量吗？
抑或是我们有权利去选择时代中最好的最理想的东西，摒弃不适合于我们的信仰、沙里亚和价值的东西？
事实上，“现代”像“国家”一样，指的是生活于“国家”中的人们，还包括他们的思想、知识、习俗、情感、道德、行为、制度、文化，无论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端庄还是歪斜，善良还是邪恶，有益还是有害。
人们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区分现代所带来的思想的正误，行为的善恶，工作的利弊，进而渴求前者，紧抓之，并尽力避讳后者。
在此，我不赞同“时光宿命论”，它认为人是一个“容器”，时代可以随意地向其灌输东西，即使它不情愿。
同样，我也不赞同“区域宿命论”，它认为人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地理环境确定他的人格，指导他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拒斥一切宿命论——它门认为人没有主观能动性，是被动的，——无论是古代的宗教宿命论（它认为人是一片羽毛，前定的风向左右着他）还是社会宿命论（它认为个体是一幅油画，社会操纵着它的线轴），抑或是政治宿命论（现在它风行于世，它认为我们所有的社会都是棋盘上的棋子）！
毋庸置疑，人受到他个人的、公共的、物质的、文化的环境的影响，同样，他也受到他的时代的影响，但，他在这些客观因素面前不会失去他的主观意志和选择，安拉恩赐他力量和能力，使他能够担负责任的信托，以其自己和自身所为来确定自己的归宿，“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许多明证，已降临你们；谁重视那些明证，谁自受其益；谁忽视那些明证，谁自受其害”，（19）“如果你们行善，那末，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如果你们作恶，那末，你们是为自己而作恶。”（20）
众所周知，有人生活于时代之外，逃避时代，以便生存于或近或远的过去。他规避时代，要么是由于憎恶并避开时代所包含的一切威胁他的信仰或思想或现实实体的东西，要么是由于他害怕时代，并在时代的诱惑和障碍面前示弱。或许他过度害怕是因为他不了解时代，或了解不到位，或错误地了解。因此，他面前的出路要么是没有武器坐以待毙，要么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有人溶到时代之中，甚至到了融解的程度，他对时代的态度不是审慎的评定、有取有舍的态度，而是全盘接受，他陷入时代的汪洋大海的底部，或许已达到淹没的程度，故，他看不到彼岸，也找不到救生船。
正确蕴藏在中庸之道中，得此道者了解时代，生于其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现代并不是西方
在此，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具有份量和价值的事实，即现代并不是西方。
有人认为：现代就是西方，并连带着西方的一切善恶、好坏、正误、真假。如果我们想真正地生活于我们的时代之中，就必须过西方人的生活，无论西方生活中的甜美，还是苦痛，无论其中可嘉的事务还是可恶的事务，无论其中理想的还是应被唾弃的都应该被效仿。
但，深刻的公正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尽管西方监管着我们的时代的生活，西方文化是统治世界的强势文化，尽管如此，它也不是整个世界，不是整个时代。
伊斯兰世界地域广袤，有其特定的文化，独特的认知和价值，尽管正如西方对政治世界的控制一样，西方对文化世界也具有压倒性的控制，尽管伊斯兰世界在生活模式上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伊斯兰世界依然与其它无论是有经人世界还是拜物教世界迥然有别。
远东世界有其宗教、哲学、仪式、价值走向，有其神话、真理，这一切构成了其它一些文化群落，诸大天启宗教无法对其产生梦寐以求的文化影响。
由此，我要说：时代比西方要宽广，尽管西方对时代有巨大的影响。
我还要说：西方不全是恶，不全是迷误，它有许多可以用来服务全人类的有益的知识、良好的工作、崇高的道德、重大的成果和巨大的能力。
穆圣肯定了蒙昧时期人们奉行的一些并不与伊斯兰教义相冲突的法律和传统。
穆圣还经过修正地肯定了另一些事务，以便使它与伊斯兰的信仰、法律、伦理的正道相吻合。
他还从其它民族借鉴了一些东西，对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例如挖壕沟的方法，在战役中使用弩，这些战术在阿拉伯人的战争谋略中都是闻所未闻的。
穆圣提到在蒙昧时代，他幼年时为帮助弱者抵制不义之举而立下誓言。他关于此而说：“假若在伊斯兰时代我被邀做此等义举，我必欣然响应。”（21）
穆圣说：“诗人吟诵的最真实的诗句就是鲁拜德的诗句，
‘真的，除安拉之外的一切事务都是幻灭的。’”（22）
而这句诗是鲁拜德在蒙昧时期所作的。
穆圣还夸奖了他为圣前在阿卡梓市场上听到的盖斯·本·撒阿德·伊斯朱迪的讲演。
那么，我们无妨从西方借鉴一些利于我们的、与我们相适合的、与我们的价值、文化相吻合的，与我们的宗教提倡的价值一致的东西。
这种调适工作使我们通过省略、增减来转换我们所借鉴的东西，以便使其适合我们，与我们的沙里亚原则、生活制度和环境状况相适应。
通过这种修正和转换，外来的东西就失去它原本的属性，成了我们的精神存在、文化实体的一部分。
我们也无妨从民主、民主的保障及要素中汲取一些支持伊斯兰的舒拉（协商）原则、效忠制度和稽查、罢免法官——如果他不忠于立下的誓约的话——的规范的东西。（23）
我们无妨去采纳那些支持伊斯兰所规定的公正原则的西方审判、庭审制度，以及法庭的类别和级别。（24）
我们无妨去采纳西方发明的文化传播工具——电影、话剧、电视、广播——，但条件是我们给其注入与我们相称、支持我们的特性的内容。我们给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使其成为建设的工具，而非破坏和毁灭的器具。
我们可以采取西方的手段和工具，若我们用它们来服务我们的目标和目的，因为媒介的好坏视目的而论。或许采用或引进这些方法会上升至义务或主命的等级，而不仅仅再是允许与合法，若这些工具是完成主命事务的必备工具的话，这是由于著名的法学原理：主命事务非有其不能完成的事务也是主命。”
这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性的工具和手段，甚而，它还包括知识、思想和理论。
之前，我已在我的一些著作中申明：我们反对西方出现的一些整体性的哲学和理论——它们有它们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样也有反对者和敌人，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或杜尔凯姆关于宗教的起源论及其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对人的行为的解释，或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我们拒斥这些理论的宏观哲学和总体的方针，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观点都是虚假的。我们或许会在这些人的专业领域内发现一些我们应该从中受益，使其利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的深邃的理论和精确的分析，这都是基于前人的名言“汲取智慧，无论它来自哪里”。
古兰经借一些多神教徒之口讲述了一些至理名言，人们世代诵读之，求教之，即便这些名句的言说者是非信士，古兰经借赛百邑女王之口说“她说：‘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市，必破坏其中的建设，必使其中贵族变成贱民’”。（25）
她指明了攻城略地者（殖民者）对城池及居民的所作所为，这是在她与苏莱曼一起归顺安拉之前说的一段话。
类似，还有大臣的妻子的话“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的确是怂恿人作恶的，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我的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26）
在艾布·达吾德的圣训集中，有一段传自穆阿兹·本·杰拜里的哲言，他说：“恶魔也许会借智者之口说出迷误之言，也许伪信士会说出真理！”，他的一些同伴对他说：“怎能知道智者会说出迷误之言，也许伪信士会说出真理呢？”他说：“当然会知道，你要远离那些人们总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智者的名言。（一说是暧昧之言）这切莫使你去赞誉他，他也许会斟酌再三。但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你要接受真理。真理之中有华光。”
全盘引进西方文化
一些人选择一些可疑的借口来提倡必须完全向良莠不齐、正误皆存的西方文化开放，他们的证据是：
（1）
这种文化是普世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向它敞开门户，我们就落伍于现代世界的行列，并且持续致命地孤立于现代世界的进步文化的进程之外。
（2）
文化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它不会将自己的一部分施于你，除非你完全采纳它，它的各个环节产生有机的肢体性的联系，不允许我们采纳其物质或科学层面，而舍弃其文学层面，也不允许我们只采纳某一些文化层面。
至于第一个疑点，它的错误一目了然，研究人士心知肚明，文化不是建立在观察和试验基础之上的纯科学，实验科学是世界性的，物理、化学定律、天文学、解剖学、医学等都是普遍的规律，它们不受任何宗教、国家、民族的影响，但，在展现这些科学、教授它们、把它们与整个宇宙及存在的至高哲学相连、及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使其服务于人的崇高目标，而不与（所在国的）宗教价值、伦理价值相冲突的过程中，它们会受宗教、民族、国家的影响。
而文化的特性是稳定的，确定的。它不仅仅是大脑的认知，它还是可以听闻、可被感知、可被观看、可被诗歌、文学、艺术表达出来，并能体现在工作与行为中的知识与意识。
在这一切当中，它受到宗教、语言、环境、文化积淀、文明积累以及与他者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互动影响。
因此，人类的文化千差万别，东方人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人的文化，无神论者的文化有别于宗教信徒的文化，有经人的文化不同于拜物教徒的文化，城邦文化有别于游牧文化，阿拉伯人的文化不同于非阿拉伯人的文化，穆斯林文化不同于其它人为的、天启的宗教人士的文化。
假若我们审视西方，我们定会发现自由主义国家的文化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化，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自由主义者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拉丁文化不同于撒克逊文化、德国文化，而它们都属于美洲文化。
是的，它们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之处，因为它们都信奉基督教，并且都延伸于希腊、罗马两大文明，环境相似，但它们中的每一个国家都独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
而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该文化陈述着他们别具一格的文明实体，它具备了其它一些文化很少具备的特色，我在适当的位置已做论述。
文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吗？
至于第二个疑点，它认为文化或文明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故，你不可能接受它的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这是违背逻辑、历史及现实的荒谬之见和无理借口。
30年代，塔哈·侯赛因博士在《埃及文化的未来》一书中曾如是提倡，在他之前之后还有许多人持这种观点。自古至今，也有另一些人士对这种观点做出了批驳。
我在拙著《外来方案及其怎样拯救我们的稳麦》中探讨了该问题，我指出了：借鉴其它文化、文明的长处未尝不可，这也是古今都发生的事实。
穆斯林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从波斯人、印度人、希腊人那里借鉴了他们的文明、文化的各个方面
他们适度地从中受益，而没有必然地接受这些文明或文化的所有东西。
之后，欧洲人从穆斯林那里采纳了归纳的科学方针，西方的公正的科学史家对此供认不讳（29），他们从这种方针中受益匪浅，他们没有因此而必然地接受穆斯林的信仰和观念、功修和礼仪等等构成了穆斯林完整的文化体系的东西。
今天，日本人采纳了西方人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以及这些学科结出的硕果――即科技，他们从中受益，并在这一领域超过了该领域的原始主人，他们没有从西方人那里接受与信仰、仪式、传统相关的东西，这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甚而，他们保存了自己的特性和独立的历史品格。
著名的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论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时，严厉地批评非西方人接受西方文明的所有要素，他认为这是全人类的不幸。他在他的《汤因比讲座》中说：“但，这些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国家，在文明走向上一直没有完全取得自由，它们一直受到西方至上思想和西方模式的影响，而对之不加任何区分和筛选。”
他还在另一处说：“尽管这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西方的政治统治，但它们绝对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运用它们的自由，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坚决反对西方的政治统治，可以说，它们的这种抗争至今已见成效，原来期望这些国家从政治上摆脱西方的统治后，能够使用它们获得的这种新的自由全面抗衡西方文明，即期望这些国家使用刚获得的自由重返它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即在西方统治它们之前，它们的生活中流行的方式。但，正如我们所知，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国家却把它们的自由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上，它们完全自愿地用它来采纳西方的文明要素，我指的是现代生活方式。它们大胆而为，它们的勇敢达到了先前的西方统治者不能望其项背的程度，因为外来的统治制度往往会比民族主义的统治制度受到的警惕多的多，有一些事情，外来的制度决不敢擅自妄为，尽管如此，民族制度却胆大包天、一意孤行。”
“但，我相信：非西方世界不加区分、不辨好坏地完全接受西方文明的要素是包括西方人自己在内的全人类的不幸。因为，西方文明像其它文明一样，其中有利有弊。
“因为人生的物质层面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其它目标――提升精神水平――的一个媒介。”
“基于此，物质资本之外，存在一个人性的资本，它是人类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30)
世俗主义者为引进外来学说和思想所做的辩护
我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世俗主义的刀笔吏们为引进外来学说和思想的走向而辩护，有人认为：号召复归传统的人士指向拿来主义的批评是极其荒诞的。他们的证据是，生活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正如在“物质“世界发生的那样，有人出口，有人进口，有人买，有人卖，有人施予，有人捡取，那么，为什么在“思想”世界不可以这样运作呢？根据马力可·本·纳宾的划分，这些人忽略了以下几个事实。
（1），号召复归传统的人士并不反对从西方或东方引进局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这些方案适合我们，并能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话，我们自己选择这些方案，而不是他人代我们选择或强加给我们一些方案。甚而，当他们看到（号召复归传统的人士）“引进”对我们的稳麦有特定的利益的（尤其是在工具和方法领域）时候，他们认为引进是必须的。
他们只反对引进完整的理论，以这些理论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或或完全照搬西方的全部理念和解决方案，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例如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或方案，或者马克思革命共产主义思想、方案。
（2），号召复归传统的人士反对我们永远只进口不出口，只买进不卖出，只拿取不施予，只消费不生产，这根本不是交换。这时，我们只是别人的商品的市场，是准备吞咽他人商品的张开的大口，这正是不被接受的卑贱的被大家蔑视的崇洋媚外的做法，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民族都不会悦纳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思想世界。
若一个民族在他的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某个领域陷入拿来主义的深渊，那么，它应该视其为弱点，必须跨越它，摆脱它，不应该为其辩护，以其为荣，并沾沾自喜。
（3），经济学认为生活是建立在互换的基础上的，进口往往对于诸民族和群体是必须的。这些世俗主义者正是以经济学为他们的理论根基，而这门学科也受到一些框架的限制，这些框架使它成为有益的媒介，而非有害的工具，使它用于建设，而非用于破坏和摧毁。
因此，不允许我们进口一些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伤害我们的东西，正如他们所谓的“精神饮料”以及奢侈的娱乐工具或非法的娱乐项目。
如果人们惯于仰赖他人的东西，而不依靠自己 ，以便自食其力、自产自销，用自己制造的武器卫家护国的话，那么，不允许我们进口。
除此之外，不允许我们从他人那里进口商品，如果我们有类似的商品。
这致使号召复归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人士反对引进那些确实与我们的实质相差甚远，以我们之外的哲学解释存在、认知和价值，以我们之外的文化来对待安拉、人、宇宙和生活，的外来意识形态和学说，
西方的发展模型
如果西方不是整个现代，那么，我们有权利质疑某些现代主义的鼓吹者者——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人的话——，他们欲使我们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包括它们所分离出的一切关于宇宙、生命、人的负面的东西，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一五一十、亦步亦趋地模仿这一典范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发展，不能振兴，不能跨出落后的行列。
尽管如此，西方人自己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个已被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征服的典范。
西方典范确已破坏了生态平衡，今天，人们已经抱怨臭氧层的漏洞带来的危害，它已给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紊乱，或许事情还会更加严重，并造成只有安拉知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典范破坏了安拉赋予包括不同因素和种类的生命的天然的平衡，其结果之一就是使人们抱怨包括不同现象的环境污染。比环境污染更严重的人自身的污染。人的天性已被扭曲，他的价值失范，他的思想怪异，他丑态百出，他干出有反天理人伦之罪恶，在后世来临之前，今世就要为之遭受惩罚，在天界的审判惩罚之前，在大地上就遭受安拉常道的严惩。
由此，产生了艾滋病，神经质、心理疾病、精神忧郁症、自杀、厌生，或视人生为儿戏或悲剧。
正如古代的一位阿拉伯诗人所说：
亡人不是以死而得到休息之人
死者只是虽生尤死之人
死者只是杞人忧天
怨天尤人、自甘堕落之人。
这种典范以它的各种弊端致使人成为自己制造的机器的仆人，并最终致使人成为这一强大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如果他不正常地与机器共同运行，机器的车轮将把他碾的粉碎，而无人会为之投去稍许的注视。
缺乏信仰和伦理价值的工业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工具理性，而没有给他们提供终极价值；给他们提供了享受，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宁；给予他们了物质，而夺取了灵魂；赋予他们了科学，而断送了宗教。
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已经揭示并批评这种沉陷于物质主义，并使发展成为目标或受拜的神的西方典范的缺点。
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是两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卡西斯·卡雷尔”和“理南·度普”（31）
这是西方发展模式的作茧自缚和自作自受，更不用说它对其它民族的伤害有多大。
它偷偷摸摸或明目张胆地攫取这些国家的资源，以便从中为自己的财富建立庞大的储备库，它为了自己富裕，而不惜使别人风餐露宿、无家可归，这正是盗贼的勾当。
它杀人掠货，以使自己生存；它用他人的头颅构筑豪宅大厦，以享天伦之乐。
今日，我们正竭尽全力致力发展，我们必须盲从这个模式，使它成为我们的向导吗？
我们必须把它放在解剖台上，了解它的构成部分，分析它的基本要素。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或者规避其中弊大于利的东西，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调整和规范，以便使其适应我们。
我们要的发展是全面意义上的发展，这种发展同时视人为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它致力于发展完善的人，他的身体、理智、情感、灵魂和心灵；独立的人，社会化的人―――儿童、青年、老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有色人种。
（未完）
注释
1，关于这一点请查阅：艾格德老师的《20世纪思想家的信仰》，以及当今30多位学者合著的《神显现于科学的时代》，其中每位学者都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这样由于自己的专业方法，而被引向神，迈尔达士·塞尔汉博士翻译，阿拉伯遗产复兴出版社受富兰克林组织的帮助发行。同样还请参阅：《科学召人于信仰》，纽约科学院凯利斯·毛力逊老师著，迈哈穆德·萨利哈·菲莱科博士翻译，艾哈迈德·栽可博士和筛海艾哈迈德·哈桑·巴顾雷博士作序。
2，黄牛章，170节
3，宴席章，104节
4，金饰章，24节
5，伊姆兰的家属，156节
6，穆斯林由艾布·呼勒的传述，“前定”章，2664段，“强行命令、不要示弱并求主襄助”篇
7，伊本·哈班圣训实录，第二卷，361段，使命出版社出版，据艾布·赞尔说，这属于易卜拉欣天经的内容，该圣训的传输线索很弱，他认为该圣训是前辈们的名言。
8，苏优推在他的小全集中提到这段圣训，该圣训可追溯到伊本·阿巴斯，其中有些传述人有问题，苏优推认为这是伊本·阿巴斯的话。参阅麦纳维的《全能者的流溢》4440段。
9，易卜拉欣，4节
10，参阅伊本·盖仪姆的《اعلام الموقعين
》第三卷卷首。
11，参阅《律例之珍宝——律例杂志注释》，阿里·哈德里，第一卷，43页，辞条39。另请参阅拙著《伊斯兰法适合于所有时空》中我对其的评论，132－133页。
12，参阅拙著《伊斯兰法研究入门》中由于法律的弹性和广度导致的“发特瓦”变化，200－229页，赠仪书社，
13，转自伊本·盖仪姆的《اعلام الموقعين
》第四卷199页。另请参阅拙著《伊斯兰法中的创制》，科威特格兰出版社，47－48页。
14，伊姆兰的家属，165节
15，两大部圣训集，伊本·欧迈尔传述。参阅《小圣训全集》，4569段。
16，参阅《美国政治中的宗教纬度》，优素福·哈桑博士，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出版物。
17，参阅《福音传教》，该书是美国新教重要传教士们递交给开鲁拉多会议的论文的译本，特别是“全世界范围对穆斯林的福音传教”一篇，这本书很重要，大家应该一睹。
18，参阅《遗产与时代的挑战》，104页
19牲畜，104节
20夜行，7节
21伊本·伊斯哈格在《先知生平》和伊本·希沙姆的圣史中传述这段圣训，线索正确，但它是缺尾圣训，但是有另外一些证据可以加固它。参阅艾勒巴尼的《先知生平研究考》，第22段圣训。
22两大部圣训集，艾布·呼勒传述，还有《小圣训全集》1014段
23参阅《现代教法判例》第二卷636－665页中“伊斯兰与民主”和“伊斯兰国家的政党多元”，埃及忠义出版社。参阅《伊斯兰复兴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苦痛》一书“他们才是政治的独裁”，贝鲁特使命出版社，开罗复兴出版社。
24参阅《伊斯兰方案的明确性》一书82－86页“借鉴他人的优点的合法性及其限度”一节。
25蚂蚁章，34节
26优素福，53节
27艾布·大伍德在《逊耐》一书中传自穆阿兹，尊圣行的必然性一章，4611段
28“伊斯兰怎样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导”一张
29例如贝利福尔特，乌斯塔福·路本，乔治·萨尔顿等。参阅《伊斯兰思想家们的研究方针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科学方针探秘》，撒米·阿里·耐沙尔博士，382－385页，教育部出版社，第二版
30《阿诺德·汤因比讲座》35――40页，参阅拙作《外来的方法及其怎样拯救我们的稳麦》，137－138页，贝鲁特使命出版社。
31参阅理难·杜普《人的人性》，耐比尔·撒布嘿·塔维里博士译；艾勒凯西斯·卡雷尔《人，这个未知数》，艾斯尔德·舍菲戈翻译；库仑·威尔逊《文明的陨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