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回族诗歌的发展趋势（上）
21世纪的日历已不知不觉换过了6本，种种世纪交替期的文学纷争虽说没有完全尘埃落尽，但作为阶段性的积淀，还是初现端倪。2000年至2005年，众多回族诗人加入了新世纪的人类精神合唱。如果将他们的诗纳入新世纪中国诗歌流变的大气候中，我们就会发现，风起云涌的诗坛中回族诗歌坚守着自己的生长姿态，这种姿态在聚居区诗人和散居区诗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征。同时，回族诗歌也暴露了令人担忧的隐患。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将主要以新世纪文学期刊发表的青年诗人诗作为解读重心，力求清晰勾勒回族诗歌在新世纪的精神流向，深入分析聚居区和散居区诗人的创作，冷静反思其暴露的问题。
一、大潮中寻找回族诗歌的声音
放眼新世纪的中国诗坛，有一股源自世纪末“盘峰诗会”的浪潮波及甚广。“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诗学论争，已被公认为自朦胧诗论争以来，中国诗歌一次最大规模的“内战”，其激烈和白热化程度完全可以和“朦胧诗”的论争一较高下。就在这场论争的波涛还未完全平复之际，70后诗人们又横空出世，他们惊世骇俗的“下半身写作”可以说近乎把诗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客观而全面地看，新世纪的诗坛并非大潮淘洗一切，大潮中还裹挟着源自诸种不同诗歌理念的支流、潜流，个体化的多样性共生写作是潮流托举的一枚最耀眼的浮标。吴思敬的《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一文就认为，世纪初的诗坛：“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
世纪初的回族诗坛可谓是繁星竞辉。在过去的6年间，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上，回族诗人37次亮相(不包括翻译诗作)；宁夏作协的《朔方》上，回族诗人发表作品38人次；新疆昌吉的《回族文学》上，发表作品者多达45人次。除以上三类民族性刊物外，部分诗人还被《诗刊》、《十月》等重点推介。如果以吴思敬的论点为参照系，我们会发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倾向良知书写、灵性书写，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同时，宏大的抒情长调和赤诚的民族性抒写又是其放射的异彩。
辅以具体的诗人诗作来看，马占祥的《铜勺》、泾河的《猎人手记》等诗追索着人性的良知；单永珍的《甘南：抵达天堂的遭遇》等诗，以藏地为背景吁求着神圣的灵性；沙戈的《花市》、《日记》等诗沿着内心的秘径绕过世俗的陷井，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而宏大的抒情长调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自90年代以来“叙事性”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却出现了众多篇幅宏大，抒情气质鲜明的作品。如，贾羽的《四月的歌谣》、《如梦的行板》，敏彦文的《相知鸟》，泾河的《七日书》，尹乔的《雪地之魂》等。这些诗抒情意蕴浓郁，或着力于人生经验的提炼，或沉潜于生命意义的深思，恰似一曲曲婉转的长调，底气浑厚、回味悠久。民族性抒写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民族性抒写是回族诗歌特有的，而且新世纪“西海固”诗歌的民族性抒写又备受诗坛关注。概而观之，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其基本的精神向度在多样化的氛围中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守望精神家园，追索神性光芒，歌吟生命永恒。换句话说，回族诗歌美学风貌是一种共同精神向度指引下的多样化的一种显现。
为什么回族诗歌呈现多样性共生?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回族诗歌处于中国诗歌的大环境中；受诗坛群体化写作向个体化写作转化的大气候影响，回族诗人多样性美学风貌的呈现正是个体化写作的推力所致。其次，全球文化视野下的多样文化给养的吸纳也促进了美学风貌的多样性。虽然身为中国的回族诗人，但是他们诗歌视野宏阔。单永珍提出：“一个用现代汉语操练诗歌的人，必须同时穿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两只鞋子走路。”泾河心仪奥地利诗人保尔·策兰，沙戈不仅受到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的影响，而且还被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深深感动。可见，多方位地寻找个人的“诗歌精神之父”，促进了回族诗歌整体上美学风貌的多样性。
为什么回族诗歌具有共同的精神向度呢?新世纪的中国诗人所面对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困境是，消费文化语境对诗意的删改；消解。面对困境，回族诗人的生命态度趋同，其深层原因应该与母族文化的濡染密切相关。正如马丽芳所说：“一个人的生命中，他(她)的血液中带来的祖先的信息，种族的特征……不可能不影响其生命的质地。”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倡导人们追求俗性的欲求，但这种追求是处于神性信仰的规约和引领之下的。《古兰经》、《圣训》均提出在谋求钱财的同时，要将钱财用于周济穷人，要将钱财用于正道，不能沉迷于物质享受，更不能为谋财而不择手段。而当下的消费文化物欲横流，金钱早已冲得道德的堤防千疮百孔，面对如此窘境，受母族文化信仰引领的回族诗人其精神选择趋同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把新世纪前后的回族诗歌进行比较，又会发现新世纪的诗歌承续了以往的发展脉络，呈现为聚居区和散居区两大诗人群。聚居区以宁夏诗人群最为活跃，散居区以女诗人最为耀眼。
二、向日葵燃烧在西海固
聚居区的回族诗人背靠深厚的民族文化给养，面朝中国诗坛的风起云涌，一方面在大潮中呼喊着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在民族性中挖掘着深邃的诗意，他们的诗作有两个核心意象：向日葵、西海固。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中“向日葵”反复出现在多个宁夏诗人笔下，如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马钰的《向日葵》，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等。“向日葵”意象的反复出现，内蕴的正是他们对诗歌高贵精神的坚守。
“向日葵”所蕴含的意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40年代，向日葵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象征勇敢和坚强。如，袁水拍的抒情长诗《致顿河上的向日葵》和莫洛的《射阳河岸上的向日葵》。50年代，向日葵则成了对某种社会意识或某个领袖仰慕的象征体。进入80年代后，向日葵的象征义有所拓展，林染的《向日葵》歌唱爱情，公木的《葵之歌》拷问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海子的《阿尔的太阳》和骆一禾的《向日葵——记念梵高》则彰显的是肩负痛苦，超越社会政治意识和自我，追索伟大精神的崇高诗歌气度。90年代以来，向日葵曾经的意蕴被先锋诗人们全面消解了，唐丹鸿笔下的《向日葵》被解构为：“你啊，美女们的美女长／一格又一格的望远镱／如果你是葵花，我肯定就是向日。”刘向东诗中，《山谷中的向日葵》只是“落生的也就落生了／长大了也就长大了”，已不再拥有生命意义的指涉。
和80年代的海子等人一样，回族人对“向日葵”的解读曾深受温森特·梵高影响。关于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张承志曾写下过一段滚烫的文字：“爱仍旧在明艳的红火苗里向你闪跳，苦仍然从那斩断的伤口和催你
肺腑的鲜红中向你流淌；但是，不觉之间你已经感到了崇高的笼罩。你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坚定，你觉得你已经得到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回族诗人马绍玺的《耳朵》一诗，则直接把向日葵和梵高联系在一起，“一片火苗灿烂的向日葵／就在欧洲那个平常的下午／永远把梵高叫醒。”
新世纪的回族青年诗人们虽然没有把向日葵和梵高直接联系，但是他们从中汲取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他们的向日葵没有被消费文化语境阉割，他们的向日葵依旧肩负苦痛，散发着高贵的精神气质。“向日葵接住天空降临的灾难／发出音响的躯体微微颤抖颤抖吧／天也凄凄地也凄凄；在阳光远离之时向日葵点燃灯盏般的自己／照亮继续追寻阳光的日子。”马钰的118行的抒情长诗《向日葵》，追索阳光的向日葵不仅气质高贵，还烙着回族的种族胎记，“从很远的地域飘来坠入黄土层的全部经历／这段经历便是我时时铭记的民族史诗／……我的面目／还是一片向日葵的颜色任风云之生／涂抹几块灰色仍难改变的／是先祖赋予的血泽。 “较之马钰的诗，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则更注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与思索。“哦，那个背负经卷的朝圣者／季节的苦难以黄金的馈赠，呈现更深的忧郁；……我那遥远的葵啊，风声像西天的经诵／慢慢托起受伤的头颅，弥望／时光的痛，连同落日的金黄／享受一夜的憔悴与安定”。不停地在季节驱赶下追逐太阳，却给了向日葵“受伤的头颅”，太阳远去的夜里，向日葵是“憔悴”的，却享有了一夜的安定。这首诗突破了向日葵常见的象征模式，以黄金中的忧郁，憔悴中的安定，昭示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而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又以奇特的想象，让生命放射出充满活力的色彩，“透过万花筒你会听到／那一束束嘹亮的色彩／……都在倾刻间辉煌于／微带喘息的原野。”在回族诗人眼中，诗歌决不是消费文化中精神的逃亡者，诗歌就是崇高精神的担当者。正如单永珍所说： “一首好诗承载着生命的幻想和延续，尽管诗歌不是救世的诺亚方舟，但它刻骨铭心的美足以让任何世俗的目光惊悚和战栗。”“向日葵”所昭示的正是新世纪的诗坛大潮中回族诗人所坚守的精神位置。
新世纪的文坛，“西海固诗人作家群”的崛起备受关注。《十月》、《诗刊》等知名刊物都专门选发了西海固诗人的诗，《诗刊》还配发了编者按：“我们希望从这些青年诗人的力作中，感受到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各族人民最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西海固不仅被西海固诗人歌唱，还被众多非西海固藉回族诗人抒写。是什么力量让西海固凝聚了众多回族诗人的目光呢?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地带，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属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由于山大沟深气候干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遭镇压后，部分义军及眷属被清政府迁居至西海固地区，企图任其自生自灭，然而就在这穷山恶水中回族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西海固有回族近100万人，是中国回族最大的聚居区，这片曾经是生命禁区的黄土地，孕育了无数回族人倔强的生命种籽。
西海固感召回族诗人的正是贫瘠土地所孕育的悲壮生命力。“在塬上／他们背着喜剧或悲剧的重量／寻找粮食和水”。马占祥这几句诗虽然短小，却有沉甸甸的生命底蕴。“裸树中间的墓地满是闪光的骨头／新埋的死尸隐存着沉默的梦想和追求／像一种植物的种子不断陷入碱性的泥土／在这可怕的土地上，西海固人正在／挖掘自己的内脏。”尹乔从布满死亡的碱土中挖掘的诗歌，饱含的正是西海固人的悲壮生命力。同尹乔一样，泾河的诗也朝向死亡，阐释着西海固精神，“瞬间在永恒。逃离与抗争的生灵将死去／在脚底埋满尸骨。一茬茬西海固／扎着小辫从我眼前走过／泥土把她的色泽镀成楷体的金黄。”可见，由西海固所滋养的西海固精神，不仅升华了回族诗人的诗作，也为新世纪的回族诗坛注入了一股生命的强力。
实质上，聚居区宁夏诗人群的创作正是回族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回族诗人对“向日葵”解读曾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西海固精神毫无疑问是受惠于母族文化，正是母族文化和异域文化共同铸造了回族诗人的诗魂。那肩负着生命意义，弥漫着悲剧气质，燃烧在西海固的向日葵，正是众多回族诗人精神生命的活的雕塑。
一、大潮中寻找回族诗歌的声音
放眼新世纪的中国诗坛，有一股源自世纪末“盘峰诗会”的浪潮波及甚广。“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诗学论争，已被公认为自朦胧诗论争以来，中国诗歌一次最大规模的“内战”，其激烈和白热化程度完全可以和“朦胧诗”的论争一较高下。就在这场论争的波涛还未完全平复之际，70后诗人们又横空出世，他们惊世骇俗的“下半身写作”可以说近乎把诗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客观而全面地看，新世纪的诗坛并非大潮淘洗一切，大潮中还裹挟着源自诸种不同诗歌理念的支流、潜流，个体化的多样性共生写作是潮流托举的一枚最耀眼的浮标。吴思敬的《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一文就认为，世纪初的诗坛：“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
世纪初的回族诗坛可谓是繁星竞辉。在过去的6年间，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上，回族诗人37次亮相(不包括翻译诗作)；宁夏作协的《朔方》上，回族诗人发表作品38人次；新疆昌吉的《回族文学》上，发表作品者多达45人次。除以上三类民族性刊物外，部分诗人还被《诗刊》、《十月》等重点推介。如果以吴思敬的论点为参照系，我们会发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倾向良知书写、灵性书写，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同时，宏大的抒情长调和赤诚的民族性抒写又是其放射的异彩。
辅以具体的诗人诗作来看，马占祥的《铜勺》、泾河的《猎人手记》等诗追索着人性的良知；单永珍的《甘南：抵达天堂的遭遇》等诗，以藏地为背景吁求着神圣的灵性；沙戈的《花市》、《日记》等诗沿着内心的秘径绕过世俗的陷井，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而宏大的抒情长调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自90年代以来“叙事性”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却出现了众多篇幅宏大，抒情气质鲜明的作品。如，贾羽的《四月的歌谣》、《如梦的行板》，敏彦文的《相知鸟》，泾河的《七日书》，尹乔的《雪地之魂》等。这些诗抒情意蕴浓郁，或着力于人生经验的提炼，或沉潜于生命意义的深思，恰似一曲曲婉转的长调，底气浑厚、回味悠久。民族性抒写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民族性抒写是回族诗歌特有的，而且新世纪“西海固”诗歌的民族性抒写又备受诗坛关注。概而观之，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其基本的精神向度在多样化的氛围中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守望精神家园，追索神性光芒，歌吟生命永恒。换句话说，回族诗歌美学风貌是一种共同精神向度指引下的多样化的一种显现。
为什么回族诗歌呈现多样性共生?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回族诗歌处于中国诗歌的大环境中；受诗坛群体化写作向个体化写作转化的大气候影响，回族诗人多样性美学风貌的呈现正是个体化写作的推力所致。其次，全球文化视野下的多样文化给养的吸纳也促进了美学风貌的多样性。虽然身为中国的回族诗人，但是他们诗歌视野宏阔。单永珍提出：“一个用现代汉语操练诗歌的人，必须同时穿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两只鞋子走路。”泾河心仪奥地利诗人保尔·策兰，沙戈不仅受到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的影响，而且还被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深深感动。可见，多方位地寻找个人的“诗歌精神之父”，促进了回族诗歌整体上美学风貌的多样性。
为什么回族诗歌具有共同的精神向度呢?新世纪的中国诗人所面对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困境是，消费文化语境对诗意的删改；消解。面对困境，回族诗人的生命态度趋同，其深层原因应该与母族文化的濡染密切相关。正如马丽芳所说：“一个人的生命中，他(她)的血液中带来的祖先的信息，种族的特征……不可能不影响其生命的质地。”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倡导人们追求俗性的欲求，但这种追求是处于神性信仰的规约和引领之下的。《古兰经》、《圣训》均提出在谋求钱财的同时，要将钱财用于周济穷人，要将钱财用于正道，不能沉迷于物质享受，更不能为谋财而不择手段。而当下的消费文化物欲横流，金钱早已冲得道德的堤防千疮百孔，面对如此窘境，受母族文化信仰引领的回族诗人其精神选择趋同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把新世纪前后的回族诗歌进行比较，又会发现新世纪的诗歌承续了以往的发展脉络，呈现为聚居区和散居区两大诗人群。聚居区以宁夏诗人群最为活跃，散居区以女诗人最为耀眼。
二、向日葵燃烧在西海固
聚居区的回族诗人背靠深厚的民族文化给养，面朝中国诗坛的风起云涌，一方面在大潮中呼喊着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在民族性中挖掘着深邃的诗意，他们的诗作有两个核心意象：向日葵、西海固。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中“向日葵”反复出现在多个宁夏诗人笔下，如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马钰的《向日葵》，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等。“向日葵”意象的反复出现，内蕴的正是他们对诗歌高贵精神的坚守。
“向日葵”所蕴含的意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40年代，向日葵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象征勇敢和坚强。如，袁水拍的抒情长诗《致顿河上的向日葵》和莫洛的《射阳河岸上的向日葵》。50年代，向日葵则成了对某种社会意识或某个领袖仰慕的象征体。进入80年代后，向日葵的象征义有所拓展，林染的《向日葵》歌唱爱情，公木的《葵之歌》拷问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海子的《阿尔的太阳》和骆一禾的《向日葵——记念梵高》则彰显的是肩负痛苦，超越社会政治意识和自我，追索伟大精神的崇高诗歌气度。90年代以来，向日葵曾经的意蕴被先锋诗人们全面消解了，唐丹鸿笔下的《向日葵》被解构为：“你啊，美女们的美女长／一格又一格的望远镱／如果你是葵花，我肯定就是向日。”刘向东诗中，《山谷中的向日葵》只是“落生的也就落生了／长大了也就长大了”，已不再拥有生命意义的指涉。
和80年代的海子等人一样，回族人对“向日葵”的解读曾深受温森特·梵高影响。关于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张承志曾写下过一段滚烫的文字：“爱仍旧在明艳的红火苗里向你闪跳，苦仍然从那斩断的伤口和催你
肺腑的鲜红中向你流淌；但是，不觉之间你已经感到了崇高的笼罩。你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坚定，你觉得你已经得到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回族诗人马绍玺的《耳朵》一诗，则直接把向日葵和梵高联系在一起，“一片火苗灿烂的向日葵／就在欧洲那个平常的下午／永远把梵高叫醒。”
新世纪的回族青年诗人们虽然没有把向日葵和梵高直接联系，但是他们从中汲取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他们的向日葵没有被消费文化语境阉割，他们的向日葵依旧肩负苦痛，散发着高贵的精神气质。“向日葵接住天空降临的灾难／发出音响的躯体微微颤抖颤抖吧／天也凄凄地也凄凄；在阳光远离之时向日葵点燃灯盏般的自己／照亮继续追寻阳光的日子。”马钰的118行的抒情长诗《向日葵》，追索阳光的向日葵不仅气质高贵，还烙着回族的种族胎记，“从很远的地域飘来坠入黄土层的全部经历／这段经历便是我时时铭记的民族史诗／……我的面目／还是一片向日葵的颜色任风云之生／涂抹几块灰色仍难改变的／是先祖赋予的血泽。 “较之马钰的诗，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则更注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与思索。“哦，那个背负经卷的朝圣者／季节的苦难以黄金的馈赠，呈现更深的忧郁；……我那遥远的葵啊，风声像西天的经诵／慢慢托起受伤的头颅，弥望／时光的痛，连同落日的金黄／享受一夜的憔悴与安定”。不停地在季节驱赶下追逐太阳，却给了向日葵“受伤的头颅”，太阳远去的夜里，向日葵是“憔悴”的，却享有了一夜的安定。这首诗突破了向日葵常见的象征模式，以黄金中的忧郁，憔悴中的安定，昭示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而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又以奇特的想象，让生命放射出充满活力的色彩，“透过万花筒你会听到／那一束束嘹亮的色彩／……都在倾刻间辉煌于／微带喘息的原野。”在回族诗人眼中，诗歌决不是消费文化中精神的逃亡者，诗歌就是崇高精神的担当者。正如单永珍所说： “一首好诗承载着生命的幻想和延续，尽管诗歌不是救世的诺亚方舟，但它刻骨铭心的美足以让任何世俗的目光惊悚和战栗。”“向日葵”所昭示的正是新世纪的诗坛大潮中回族诗人所坚守的精神位置。
新世纪的文坛，“西海固诗人作家群”的崛起备受关注。《十月》、《诗刊》等知名刊物都专门选发了西海固诗人的诗，《诗刊》还配发了编者按：“我们希望从这些青年诗人的力作中，感受到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各族人民最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西海固不仅被西海固诗人歌唱，还被众多非西海固藉回族诗人抒写。是什么力量让西海固凝聚了众多回族诗人的目光呢?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地带，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属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由于山大沟深气候干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遭镇压后，部分义军及眷属被清政府迁居至西海固地区，企图任其自生自灭，然而就在这穷山恶水中回族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西海固有回族近100万人，是中国回族最大的聚居区，这片曾经是生命禁区的黄土地，孕育了无数回族人倔强的生命种籽。
西海固感召回族诗人的正是贫瘠土地所孕育的悲壮生命力。“在塬上／他们背着喜剧或悲剧的重量／寻找粮食和水”。马占祥这几句诗虽然短小，却有沉甸甸的生命底蕴。“裸树中间的墓地满是闪光的骨头／新埋的死尸隐存着沉默的梦想和追求／像一种植物的种子不断陷入碱性的泥土／在这可怕的土地上，西海固人正在／挖掘自己的内脏。”尹乔从布满死亡的碱土中挖掘的诗歌，饱含的正是西海固人的悲壮生命力。同尹乔一样，泾河的诗也朝向死亡，阐释着西海固精神，“瞬间在永恒。逃离与抗争的生灵将死去／在脚底埋满尸骨。一茬茬西海固／扎着小辫从我眼前走过／泥土把她的色泽镀成楷体的金黄。”可见，由西海固所滋养的西海固精神，不仅升华了回族诗人的诗作，也为新世纪的回族诗坛注入了一股生命的强力。
实质上，聚居区宁夏诗人群的创作正是回族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回族诗人对“向日葵”解读曾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西海固精神毫无疑问是受惠于母族文化，正是母族文化和异域文化共同铸造了回族诗人的诗魂。那肩负着生命意义，弥漫着悲剧气质，燃烧在西海固的向日葵，正是众多回族诗人精神生命的活的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