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回族诗歌的发展趋势（下）

三、把灵魂与繁星的天空迎进屋来
　　
　　散居区的回族诗人所受母族文化濡染相对单薄，但他们呼吸着中国诗坛的大潮，同样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活力，这一点在回族女诗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如，沙戈连获“鲁迅文学奖”提名，《诗刊》中国年度最佳诗人提名，问鼎敦煌文艺奖，入围“华文青年诗人奖”。如果把回族女诗人的创作纳入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长河来看，她们的作品不仅把回族女性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度，而且把我们对女性诗歌的思考引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知道，中国女性诗歌的提出源于肋年代中期，最早见于唐晓渡的文章《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虽然学界对女性诗歌的命名与界定一直存在争论，但是近20年来女性诗歌的创作成绩还是被普遍认同。如果简约勾勒其发展历程，大致有两个阶段：超越“他者”回归自我和超越自我步入广阔的精神空间。超越“他者”回归自我意指两个层面，其一是超越传统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对女性的拘囿，让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其二是超越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找到真实的中国女性自我。超越自我步人广阔的精神空间意指从抒写女性自我的狭小空间走出来，多角度反观自身，以一种博大的情怀关注女性命运，关注世界，关注人类的命运。90年代以来，一些女诗人已经在朝着这千方向努力，然而却有相当数量的女诗人陷入了误区。正如翟永明所说：“‘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经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在商业大潮汹涌、消费性媚俗写作泛滥的今天，女性诗歌是否能走向自我却不陷人自我的漩涡，是否能超越自我步入广阔而深遂的精神空间，已是制约女性诗歌发展的瓶颈所在。
　　回族女诗人沙戈的诗歌创作能在新世纪的诗坛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她较好地把握了自我与世界的二维关系，建构了一个广阔的诗歌精神空间。沙戈写诗选择的是一种站在远处反观自我的冷静角度，她曾说：“站在远处审视自己，是我愿意尝试的一种写作方式，我把我当作别人，试图看得更清晰；像一个旁观者不时发现另一个‘我’。”作自我的旁观者创作心态使得沙戈的诗情内敛而节制，避免了众多女性诗歌陷入自我难以自拔的窘境。沙戈的诗有朝向自我和朝向世界两个生长点。朝向自我的沙戈在从容地“把自己还给自己”。如《日记》一诗，“今夜很好
／有漫不经心的雨声飘过／有漫不经心的音乐，在我生活边／来回抚摸／／一扇窗内：正在经历着我曾经经历的／一扇窗内正经历着我即将经历的／今夜很好／／蜘蛛正在睡觉／它终于找到了一小截时光尘埃／和另一双鞋找到了一双赤裸多欲的脚／／今夜很好。”虽说只是一小截时光，但干净的语言，切肤的感受，让女性的心理在沙戈诗中敞开得是那么真实、自然、宁静。朝向世界的沙戈又在从容地步人生活的庸常，如《偿还》一诗：“把我偿还给一个家／一个曾被掏空，又渐渐填补的家／我要偿还给它炊烟，食物／四季分明的衣裳／孩子的尖叫，匀称的鼾声／窗外随意过往的行人，愿他们／对真诚真诚一些／对虚假虚假一些／让我把外衣偿还给内衣／内衣偿还给身体／身体偿还给心灵／对爱再爱一些／在蹒跚的路上，搀扶好后半生／为曾经明知故犯的错误付出／偿还的代价。”这首诗，不仅有对女权主义极力颠覆的母性角色的从容担当，有对女性诗歌中“性意思”的反思，还有对芸芸众生的真诚关爱。著名女诗人郑敏曾说：“女性写作如果能在关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之外还能探讨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修女特丽莎那种爱人类的境界和精神，就会达到更高的层次。”沙戈的诗正是在向这样的更高层次生长。
　　云南籍回族女诗人马丽芳和沙戈一样，也不愿拘泥于女性的自我抒写中，她在《惟愿诗心不要偏狭》一文中说：“我只坦然迎接生命的各种季节，各种遭遇，听任诗歌在我的笔下像水流那样自然地流出——水流或深或浅，浪花或大或小，都是这个世界，都是生命和生活的反映，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俯仰皆诗。”马丽芳从1989年开始发表诗作，先后在国内各家刊物及泰国、菲律宾、美国等地发表诗作五百余首。新世纪她发表于《回族文学》的《旋涡中的女人》、《写作的女人》等诗就从战争、历史、传统道德等广阔空间里展开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山东回族女诗人冯国华对文学的理解也未受性别的束缚，“对文学，有种对待生命的神圣感，天性中飘聚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它引领着我努力向前奔跑。”她的诗句：“紫色鹰载着沉重／降落在山巅／整理在蓝天飞翔的落寞”，不写鹰高飞，却写鹰的落寞，可以说是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毋庸置疑，女性诗歌需要抒写女性自我，但女性诗歌要想有质的飞跃决不能拘泥于自我。回族女诗人能引起诗坛关注的原因正在于，她们的诗拥有广阔的精神空间。“把灵魂和繁星的天空迎进屋来”是沙戈曾写下的一句诗，新世纪回族女诗人们的创作的确让我们感到，她们不仅把女性灵魂“迎进了屋来”，更把“繁星的天空迎进了屋来”。
　　
　　四、期待深度开掘的民族性
　　
　　新世纪的回族诗歌也暴露了明显的不足：民族性抒写在低水平徘徊不前。新世纪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骏马奖”，已连续有七、八两届没有回族诗人人选，这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回族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世纪的回族诗歌有“西海固”意象的辉映，但是整体看民族性书写还不够深入。青年诗人涉足民族题材的只有贾羽的《—回回绿地》等个别相对成熟的作品，像民冰的《在回族人家做客》、《听回族姑娘吹口琴》等诗，还多停留在描摹民风民俗的浅层次。回族诗歌如何才能使民族性的抒写有所突破呢?笔者认为，民族性的深度开掘是一条可行之径。
　　民族性的深度开掘意味着，要由民风民俗的浅层描摹走向民族精神的深度阐释。果戈理在评论普希金的诗歌时曾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表现民族精神，深度开掘民族性，具体可从民族题材的深入抒写和民族诗语的建构两方面人手。
　　民族题材的深入抒写从宏观来把握，就是由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民风民俗人手，通过表现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揭示人类面对共同的生存困境时，怎样追索生命的意义。深入抒写民族题材关键要用现代意识来引领自己的思考。换句话说，不能只对民族生存状态欣赏式的展示，对民族传统价值体系匍匐式的膜拜，要以批判性眼光审视民族的缺陷，通过深刻反思，致力于一种更具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性的塑造。从微观可操作性来讲，需要挖掘民族性母题，激活民族经典文化资源；民族性母题如“月亮”、“朝觐”等具有深广的生长空间，只要注意写出新意避免陈陈相因，就一定能使之大放异彩。激活民族经典就是把《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等中的故事融人自己的创作，让民族经典重放光芒，让自己的创作具备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民族诗语的建构是民族题材深入抒写的必由之路。回族诗人创作采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但在回族的民间歌谣中存在着大量鲜活的民族语言，回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本民族特有的口头语言、宗教语言，这些语言正是打开回族隐秘精神世界的钥匙。语言学家申小龙就指出：“语言不仅拥有人的心灵，它还在二定意义上塑造人的灵魂。”只有民族化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某个民族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少数民族作家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创作，是有众多成功的先例的。如，中国西北回族的后裔，吉尔吉斯坦东干族诗人亚瑟尔·十娃子，诗中大量采用西北回族的方言，赢得了“吉尔吉斯人民诗人”的美誉。再如，美国黑人建构的具有“黑人性”的语言系统，已引起全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民族诗语的建构正是少数民族诗人彰显自我诗歌个性的一条捷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倡的民族性抒写应是一种多样性共生状态下的民族性抒写。近年来，对民族性的认识曾有一个误区，少数民族作家就必须作本民族的代言人，民族性几乎变成了束缚作家发挥创作潜力的“民阻性”。我们知道，回族作家有相当一部分自幼就在汉文化氛围中成长，他们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强求他们抒写相对陌生的回族生活只能是缘木求鱼。民族性抒写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思考“人”的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不是惟一途径。只有多种题材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反思过去就是为了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衷心希望回族诗人不断磨砺自己的诗艺，以更具感染力的声音在新世纪的诗坛，唱响人类精神的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