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隆学术成果综述(一)
邓隆（1894—1939），字德舆，号玉堂，别号睫巢子、睫巢居士。清光绪甲辰进士，甘肃河州西郊邓家桥人，是民国时期甘肃颇有成就的学者。
邓隆不负父辈栽培，刻苦用功，学业精进。未及弱冠，考成秀才。清光绪29年（1903），参加癸卯科乡试，一举考得解元。旋赴京参加春闱，取得三甲进士。以赐同进士出身、即用知县，分发四川任用。后出任四川新都、南充等县知县，并以简任职(相当于今之地级)代理顺庆府知府，多有善政，民间口碑良好。
辛亥革命后，由川回甘，在兰州五泉山下购筑拙园以居。交结文学之士，诗酒自娱。期间，与地方绅耆马福祥等人商议，募集股份，创办光明火柴公司，后来又创办甘肃织呢公司和河源木材公司，为甘肃最早的实业家。
邓隆能与时俱进，积极拥护民主革命，响应共和，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参加甘肃省议会并任议员。以后又出任过甘肃官银号坐办、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戒烟局局长、印花税处处长、甘肃造币监督、榷运局局长。1935年，出任夏河县县长。1938年冬，因救济遣散兰州华林山伤兵，不幸被传染瘟疫，医治无效，于1939年2月15日去世。
邓隆是陇上一位声名遐迩的诗人，他的诗，清新自然，空灵雅秀，淡远潇洒，自成一格。邓氏一生作诗数千首，多数散佚，今存诗764首，经校勘订正，编为《邓隆诗全编》，收入《河州古诗校评》一书之中。诗界评为上追苏李，下逼曹刘。
在学术研究方面，涉猎面广，成果突出。
一、检索古籍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研究陇上史地，成绩斐然。
邓隆在辛亥革命后，回到故乡甘肃。淡泊仕宦名利，潜心研究文史地理，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以渊博的国学知识为基础，选择熟悉的学术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翻阅大量典籍，反复求证，力求得到科学的结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写成考古论文集《枹罕考古记》。据说这部学术论稿，被当时甘肃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天水冯国瑞借阅未归，至今不知下落。一代名士数年研究成果，化作乌有，殊为可惜。但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民国19年黄陶庵编纂的《导河县志》和其他著作。其中主要者当属《漓水、大夏水考》、《左南城考》、《黄河上游桥梁考》、《书临洮正觉寺永乐敕书后》等。
《漓水、大夏水考》着重考证了流经临夏地区的大夏河和漓水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真实名称，纠正了历史上相沿500余年的错误。邓隆在研究了诸种版本的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后，指出，大夏河即今广通河，因其流经临夏地面大夏川而得名。大夏川即今宁河川和广通川全境。在川之下游广通河北岸，有汉代所建置大夏县，故河名大夏。大夏县设置于东汉，城址附近近年出土墓葬陶罐，有“光和三年......”朱书文字，足可资证。明《一统志》误漓水为大夏水后，以讹传讹，相沿之今，已经五百余年。邓氏此论以实地考察结合各种古籍，综合考察论证，得出了科学的论证。无独有偶，近年来农业出版社编辑农业古籍时，将《漓水、大夏水考》一文，又列入广西漓水目录之中，正是一错再错。
《黄河上游桥梁考》一文，通过实地考察和翻阅典籍，考证和钩沉出黄河上游的13座桥梁：
1、逢留河桥：汉和帝永元五年（88）护羌校尉贯友在逢留河（即黄河）上造船建浮桥。桥址今在青海循化古什郡河上，此为黄河上造桥之始。
2、河厉桥：吐谷浑造河厉桥，甚雄伟，桥长150步，宽3丈。桥址在今青海省循化县清水以东。此黄河上建握桥之始。
3、飞桥：东晋义熙时（405-418）乞伏氏在黄河上作飞桥，桥高50丈，三年乃就，此亦为握桥。桥址考为炳灵寺之天下第一桥（近人考证：此桥在红崖子下游，即今祁家渡口附近）。
4、大毋桥：宋元嘉二十一年（444），拓拔伏罗在青海击吐谷浑，建大毋桥，桥址初步考为青海贵德县东松坝峡。
5、洪济桥：唐神龙中（705-707）吐蕃所建，桥址或在贵德。
6、河桥：唐大中三年（849），吐蕃将婢婢曾拒唐军于此，考为或在贵德。
7、喀罗川古浮桥：在宋元符三年（1100）前建，在兰州河口地区。
8、折桥：清康熙十九年（1680），储难王（疑为蒙古族）在黄河上建折桥，在河源城。
9、镇远桥：明洪武五年（1372）冯胜建，即今兰州黄河中山铁桥。
10、通济桥：创建年代无考，在今兰州市东20里黄河上。
11、乌兰桥：在靖远卫西南百里。
12、莎桥：明隆庆初设立，以莎草为绳，联船为桥。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此地古称迭烈孙，有武当山庙甚雄伟。
13、索桥：在靖远县北160里。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
在《左南城考》一文中，邓氏以典籍为根据，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确切的考证了晋惠帝所置左南城的位置。他反复研读《水经注》、《西宁府志》、《十三州志》、《方舆纪要》等古典书籍中相关内容，并亲临永靖县白塔寺川实地考察。指出“考《水经》，‘河水东与漓水合’，在今永靖县。‘东接’云：‘河水又接左南城’，是在漓水入河以后，永靖县东北（按：以旧县治莲花堡而论）只有白塔寺川广平可置城......则白塔寺川之为左南城确而可据。”
《南石窟寺考》则是邓氏考古中的重要成果。民国初年，前清进士、广西桂林人廖元佶任泾县县长，因邓隆笃信佛教，邀游南石窟寺，并请考证南石窟寺碑。此碑在县属王家沟，距石窟寺尚有一定距离，且碑文落款中“泾□□州刺史安武县开国公□□□造”造窟人姓名被剜去。时人对此疑云团团，不知所以然。邓隆朝拜石窟寺，剔藓摩挲，反复研读石碑，并墨拓而归。通过翻阅大量史书古籍，考证出南石窟寺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始凿开。他在《南石窟寺考》一文中指出：“遍检《魏书》乃知平西将军安武县开国男者，刺史奚康生也。邑乘不载，以因在位不久，失传。或以辄用官炭瓦，御史劾除官爵，故削之耳。奚康生籍河南洛阳，弓力十石，矢异常箭，战功卓著。齐寇徐州，康生败之。赏帛千匹，御胡马一，除为平安将军、华州刺史，颇有政绩。旋转任泾州刺史，后以不随元，又反矫诏，出斩。其人非贪鄙小人，邑乘不载，殊属缺文。况本传称：康生信心佛道，数舍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是泾州南石窟寺作于康生无疑。”陇上金石学家张维在编著《陇右金石录》时，尚未考证出南石窟寺的始凿者，好友邓隆有是作，便将邓考之文全文附录于后。后之人方知奚康生之名，亦知南石窟寺之由来，邓隆此考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以高深的佛学知识，考释西夏文佛经，成果辉煌。
邓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一度曾担任过甘肃省佛教会会长，对佛教经、律、论颇有造诣，于修行多见诸实践，在全省佛教界中有很高的声望。因而他在研究西夏文佛经时，得心应手，也出了不少成果。
20世纪初，甘肃学者张澍在武威发现了西夏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俄国人从我国额济纳旗盗走了大量西夏文物，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投身西夏文研究，并出了许多成果。邓隆收藏有西夏文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和《普贤祈愿品》，皆得自西夏故地宁夏灵武废塔。学者罗福成所作《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发表后，邓氏就跻身于西夏文研究的行列。当时尚无西夏字书《掌中珠》，他凭借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刻苦钻研精神，对照《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译文），对罗《考》作了补正。他在《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补》自序中写道：“光绪庚子，法人毛利瑟得《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订十有八行，间而疑有未定者。上虞罗福成为之补释，并将日本羽田学士所赠《法华经》三纸，另为考释校写。此为吾国研究西夏文之始。余初得西夏经，不知何种。得此考证，知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及《普贤祈愿品》，参互援引，觉罗氏考释尚不免错误遗漏。至少文法颠倒错乱，不加说明，更不易读，乃发心略微补缀。释《华严经》时，以汉文为主，另注西夏文不同之故。”而邓氏考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第三十九》时，又采用了以西夏文为主，用汉译考证于后的方法，互相对照，识读便捷。在这一时期，邓氏考释翻译了四篇西夏文佛经和碑碣文字。即：《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补》、《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普贤祈愿品》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据张思温先生论述，这些著述大约写成于1926年之前，未曾发表，辗转流传，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是否还有这类著作，尚不知详细情形。
1931年以后，邓氏参与编纂《甘肃新通志》，撰写民族方面的志稿时，对西夏文及在甘肃的情况进行了概括地论述：“至宋时，元昊据有西夏，命其臣野利仁荣创建国书，成书十二卷。揉杂楷隶，方密繁重。国内设蕃汉字院，而艺文、诰牒，尽易此体。当时分篆、隶、草三体。番书篆字常用于印钵，草字多见于缮写，隶字犹中土楷书，每以作刊印经籍之用。自元昊迄乾定亡国，通行垂二百年。能译佛经及《周易》、《孝经》、《尔雅》。迄元之中叶，河西、陇右犹用其文字。元初所刊河西字藏经，近时发现颇多。西人所得此经，有题《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似为西夏自用夏文所刊印者。清光绪末，法人毛利瑟得西夏《法藏经考释》十八行。宣统二年，俄人柯智洛夫于张掖黑河得佛经数百册，并得《掌中珠》。其书分列汉蕃文字，杂记名物，殆《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类也。甘肃有夏碑三种：一、宁夏承天寺碑；二、甘州西夏黑河建桥碑，皆已毁失。仅存者只武威《天佑民安感通塔碑》，大致完好，且另一面为汉文，可以互证。民国初，灵州塔崩，又出西夏文经多卷”云。同时将自己翻译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中残偈刊载于《通志》中。
三、身临雪域高原，探讨藏传佛教，著述丰硕。
邓隆初皈依汉传佛教禅宗之门，皈依师为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后研究藏密佛教，以九世班禅大师为皈依师。钻研密宗佛法，首先得有高深的藏文知识和学术水平。为使自己有一个学习藏文的良好环境，1930年又重操旧业，进入仕途，出任佛教胜地夏河县县长之职。做官并非是他的本意，完全是出自他学习藏文，研究密宗佛理的意愿。他有《将赴夏河，留别饯行诸君》一诗表明了心迹：“悔踏红尘五十年，如何有被名利牵？居夷尼父思浮海，受贿子瞻不爱禅。香篆千龛青未了，草铺百里绿无边。此行直思僧归寺，多谢故人饯别宴。”又云：“韩愈偏能遇大颠，不才与佛有因缘。未曾离俗成真果，拟礼高僧种福田。三宝法门千载业，七尺栏楯一池莲。求生净土非私愿，愿共众生出苦渊。”在夏河县的五年时间里，邓隆拜访名僧，诵读佛教重要经典，查阅寺院文献资料，藏文水平很快提高，能够通畅地阅读藏文经典和文献。他在此间撰写了许多藏传佛教胡图克图和高僧传记，并在佛教刊物上发表。有些出版印行各地，为弘扬佛教文化，阐述密宗佛理，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佛教高僧传记和佛学文化方面，经过多年间刻研究，写下了如下著作：《密宗四上师传》、《题黄帽祖师宗喀巴画像》、《题多罗菩萨画像》、《麦拉祖师传》、《嘉木样传》、《书临洮正觉寺永乐敕书后》等著作，文稿今存。另有《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敦煌石室藏藏文〈长寿经〉译文及题识》、《大智宗喀巴大师事略》等文稿尚不知下落。这些著作和文稿，是他阅读大量藏文著作和典籍之后的心血结晶。
四、查阅典籍辅以采访，研究三陇古今民族，独步学林。
邓隆研究三陇民族构成，写成煌煌巨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堪称独步。20世纪30年代，在编纂《甘肃新通志》时，与庆阳慕寿祺等学者出任甘肃省通志馆分纂，编写了民族志稿。这部志书虽未出版印行，但其影响非常深远，成为而后研究古代和近代民族迁徙和形成的资料宝库。近年来编写地方志者，无不参阅撷取其精华。邓氏在编写民族志稿时，其编写辑录的对象，比今之所谓民族者要宽一些。现今所谓“民族问题”，专指少数民族。而邓隆按照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惯例，将汉族也列入其中，加以论述。所以他所作民族志稿，则是三陇（甘、宁、青）地区民族变迁史，也是民族繁衍发展史，各民族关系史。其出发点，在于表达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许多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因而方表现出勤劳勇敢，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具体的把握上，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综合研究，根据时代前后，分别论述，条分缕析，清楚明白。对于中华民族地的起源，虽然简短的引用了民国早期《中国人种从来考》所宣扬的“巴克民族实东徙中国”。“中国人种为丢那尼安族，其族分为二派，从帕米尔东下，首自甘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史前史的问题，未见诸古籍记载，邓氏沿用了这一观点，是学术上之疏漏之处，这与他所受教育以及当时整个社会历史研究水平所限制，应当扬弃和科学地纠正。但是他对我国，尤其是西部古代民族的研究，成绩辉煌，前所未见，应该肯定。在研究中，他以古民族历史为坐标，族姓为经纬，古代典籍为基础，实际考察为依归，钩玄发微，扒梳整理，语无虚发，很好地坚持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文中用论、记、表等行文形式，既有纵向的论述，更有横向的记载，兼具历史论文风格和地方志编写的体例，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可读性。首先从大量史书和典籍中提要钩玄，记述了甘肃古代民族和部族的基本情况，给人一个民族融合的面貌，着重记载了：东汉吐谷浑在甘肃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建立方国；陇西鲜卑乞伏氏在甘肃榆中、河州建立西秦政权；秃发鲜卑在西宁建立南凉政权；党项人在宁夏、河西建立西夏割据政权的情况。详细记载了这些地方割据政权的族姓人种分布。如西夏姓氏，注明嵬名氏（李元昊姓）、于弥氏、威替氏、野利氏等86姓，列举了主要历史事迹。对于西域诸姓如铁勒、突厥、沙陀等民族的历史、地域、活动范围、经济状况也进行了记载。
在近代民族中，首先记载了回回民族。在民国时期，凡信仰伊斯兰教者，咸以回回称之，将回族、维吾尔族、回鹘、东乡族、撒拉族混为一谈。邓氏则曰：“回族有回回、回鹘、维吾尔三种，今则混而为一，皆称回回。回回为大食种，故国在今阿拉伯。”他将具体情况分别论述，对有些少数民族的识别有初步的认识。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回回的来源、迁徙过程及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并列举了回回族的68个族姓及重点人物，这些皆出典籍文献，比较翔实可靠。尤其是重点介绍了撒拉族的情况，为后代研究民族问题，积累了资料。
同时他首次提出了东乡族的识别问题。指出：“导河（今临夏）县东乡回民，土语与蒙古同，亦即畏吾尔之裔，或系蒙古之奉回教者。”虽其论述简单，却是对于东乡民族的最早文字记载，弥足珍贵。
蒙古族的记述，更为完备。以总论、分叙和表列等体材和形式，进行了详细论述。总论简练介绍了甘肃蒙古族的历史沿革、内部组织及驻牧地之地理位置。分叙则分别记叙了各族情况，诸如首领、驻牧地、传承关系等。另外编制了《民国青海厄鲁特蒙古族姓官爵表》，将各部所属之旗、人口、爵位、牧地、户口进行了记载。
邓隆对藏族的研究，归之于“羌番”。他认为藏族是由羌族演变而来，羌族和藏族原本一家。他援引《新唐书》说：“吐蕃本为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發羌、唐旄羌等。發、蕃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又引《吐蕃地理考证》云：“吐蕃本名吐伯特，华人于外夷每称曰‘蕃’。吐蕃者，土伯特蕃之省文也。”藏族居住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一个古老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自称"蕃"。居住在西藏的称"蕃巴"，居住在川西一带的称“康巴”，居住在甘、青、川西一带的称"安多哇"。邓氏在这里对于藏族族源论述不够，但也反映了吐蕃东渐，与当地羌族不断融合的情况。尤其是整理记载了甘肃和青海一带藏族的资料，对于研究藏族十分重要。其一，编制了《甘肃各县旧管蕃族名称表》，搜集考证1700余各部落的名称、户口、隶属关系、历史沿革，表列分述，非常清楚。对青海玉树25族，编制了《青海玉树二十五族驻地名户表》，对于玉树25族隶属关系进一步明确，肯定了周务学等人于民初的考察成果。
（赵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