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族研究中,记述土司属民时,分为“土汉民”、蕃族、回族、蒙古族4种情况。但又将土司所属之民不分情况,全部列入土族,似为欠当。后有学者在论述土族史时,亦把土司属民皆为今土族成分。对于此论,尚需推究。愚意以为,土族和土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绝对不能混同。盖因“土民”中不但有土族之先民,而且有汉回藏等诸多民组成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氐、羌、匈奴的研究,亦征引了大量资料,编制详表,加以说明。主要是:《清水氐杨氏世系表》、《略杨临渭氐前秦苻氏世系表》、《戎氐种姓表》、《北凉沮渠氏世系表》、《西羌大事表》。其中表列了三苗、氐羌、西羌鬼方、羌、无弋羌、白马羌、参狼羌、研种羌、先零羌、封养羌、牢姐羌、罕羌、幵羌、鍾羌等55种,非常详尽,是研究历史应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作风。
对于汉族的研究着重搜罗记载了甘肃385种族姓,在研究姓氏的同时,记载了各族姓中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把族姓研究和人物传记结合起来,在方志撰写中尚属首例。由于材料翔实充分,又概括扼要,很有参考价值。
五、列表与记传结合,研究历代土司,科学翔实。
甘肃历来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居的地方,虽然不是边疆,但与中原地区有别。为了羁縻少数民族,历代统治阶级在这里设了不少土司,以期借助土司之力,达到其统治这些民族的目的。研究土司制度和世袭罔替制度,是研究各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内容。邓氏在撰写《甘肃新通志》民族志稿时,专门列出章节,对甘肃47个土司系统进行了列表综述。并指出:"而蒙番回各族土司,因民族团结,地方偏僻之故,故能长养,子孙以迄于今。《明史·兵制》云,编外归附者设羁縻卫、所,官其长为都督、都督指挥使、指挥使、千百户、镇抚等官,赐敕书印记。此甘肃土司星罗棋布,流传至今之故欤。大约土司之数,蒙番二族居多,汉回二族次之。中多英勇之资,捍御之功。
这些土司系列是:临洮赵土司赵琦、河州何土司何锁南普、韩土司韩哈麻、王土司王且录、临潭杨土司杨些的、昝土司昝南季节、小杨土司杨永鲁札拉肖、垂巴寺僧纲阿旺老布藏、著罗寺僧纲杨永鲁、麻儞寺僧纲力车加绽、圆成寺僧正侯显、岷州马土司马纪东、侯土司侯朵儿只班、赵土司赵党知卜、侯百户侯祥巴古子、赵土司赵绰思觉、侯国师侯绿竹尖挫、西宁祁土司祁贡歌星吉、陈土司陈子明、李土司李赏哥、纳土司纳沙密、汪土司汪南木哥、吉土司吉保、碾伯祁土司祁朵而只失结、李土司李南哥、赵土司赵朵尔只、阿土司阿矢拉、甘土司甘铁木录、朱土司朱癿铁木、冶土司冶薛都尔、李土司李化鳌、辛土司辛多力癿、剌土司剌哈剌反、大通曹土司曹通温布、循化韩土司韩宝、韩百户韩沙班、平番鲁土司鲁阿失都巩卜失加、鲁同知鲁镛、鲁同知鲁福、鲁千户鲁国英、鲁副千户鲁邦俊、西坪土官杨茂才、西六渠土官何伦、杨土官杨国栋、鲁土官鲁察伯、海土官海世臣、永昌木千户木地加太。在上述土司或继承者中对朝廷有贡献的39人,如赵琦、何锁南普、韩完卜、李英等分别撰写了小传或事略。
土司制度对于维护的封建统治,团结少数民族内部,发挥过重要作用。自民国20年(1931)改土归流以后,已不存在。但它是民族发展中的历史现象,研究土司制度,对于民族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一环。邓氏之后,迄今未见有重要成果问世。所以说,邓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六、史志结合,纵论四大宗教,详尽概括。
宗教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对基础起反作用的上层建筑。历代统治阶级在他们实施统治人民群众时,都十分重视宗教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在史书和方志中,大都把宗教列为重要的章节,加以论述和记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这就是说,它是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社会生活的错误和虚妄的见解。
宗教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教影响着整个社会和人们。邓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但在论述传播在甘肃大地上的宗教时,不以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为局限。不薄此厚彼,不贬低为己所信仰之外的宗教,能客观的加以论述和评价,表现了一个学者的雍容大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具体的论述方式,以纵向论述宗教发展历史的同时,史、事、人结合,着重于甘肃这个特定的环境。他翻阅了近百种历史古籍,地方志及其他著作,融会贯通,从容论说,基本上做到了公正客观。又着重记述和介绍了各种宗教在甘肃的大事和人物。《佛教》一节中,全面而简括的论述了汉明帝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于殿庭。便于承平八年(447),遣中郎蔡愔等出使天竺。画佛陀之像,请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传播佛教,及其以后佛教在中国和甘肃的传播情况。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开端。并着重记述了哲布尊丹巴、章嘉胡图克图、土官胡图克图、阿加胡图克图、嘉木样加巴等有关甘肃的佛教人物事迹。也记述了明代大慈法王及建修弘化寺的事迹;三罗喇嘛归附明廷及敕建瞿昙寺;喇嘛端竹领占奉使乌斯藏,封为西天佛子等事迹。
在《回教》一节中,记述了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情况。并提出了“凡信奉回教者,而非回种人”这一观点。最早指出了民族和宗教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为区分各少数民族提出了理论根据。他说:“于是回教蔓延,遍于内地,中国人亦有信其教者,然是为回教徒,而非回种人。即回纥(指今维吾尔族)以系回教徒,而非回教种人也。”民国时期,凡信仰伊斯兰教者均以回回人称之,其中包括了今之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识别认定的东乡族和保安族。邓隆的论述纠正了当时的不正确观点,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邓氏还记载了回族中的优秀分子为国尽忠的功勋,如甘肃回族萧福禄、马福禄等人,为国劳瘁,功勋卓著,炳耀史册。同时也记述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与韩二哥反清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田五阿訇复起反清始末,清同治初年马化龙、马占鳌起事反清经过。对河州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分为大拱北、胡门、北庄、巴素池、张门、毕家场、临洮(指穆扶提)、花寺等教派的概略情况,也进行了记述。这是我国最早记述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的文字记载,弥足珍贵。
在《道教》一节中指出:“道家者流,本出黄老。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记载了皇帝问道于崆峒等传说,以及明代道士张三丰在秦陇、岷州游历的事迹。三丰弟子孙碧云,于永乐时应肃王之邀,住持兰州金天观的经过。著名道士刘一明住持栖云山40余年,重建栖云山道观,潜心写作著述25种的事迹。
《基督教》中,介绍了唐天宝四年(745),大秦景教传入中国,建中二年(781),大秦僧景都撰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颂》,吕秀岩书写,并刊立于寺,此为天主教东来之始。1928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司派意大利人孟德高维奴,赴中国建礼拜寺于北京。对基督教传入甘肃的经过记载颇详,足资后学研究参酌。1878年,罗马教皇派比利时韩主教驻甘肃传教,立堂于平凉。1905年,教皇分甘肃教务为二区,甘北以凉州为总堂,甘南以天水为总堂。1925年,教皇改派德籍主教司铎,接管教务。以兰州、秦州为主教区。法来善为秦州主教,濮登博为兰州主教。基督教之宣道会、协同会、神召会,陆续传入甘肃,有会堂200余处。
以上为甘肃境内所传播的宗教概貌,是甘肃早期研究宗教的重要著作,虽其简略,以方志这种体例而论,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属别开生面的特例。
七、发隐阐微,考究陇上方言,得训诂之正义。
训诂学是我国一门古老的科学,它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首先必须运用的一门基础科学。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今天还又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唐代训诂学家孔颖达曰:“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又说:“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意尽归于此。”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水土相异,语多方言。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由古代各民族和族姓融合而成,语言的形成也表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过程,融合了古代民族和族姓的语言成分。同时语言从古代流传下来,经过几千年的流传、演变,好多词汇和读音在某些地方保留了下来,就成语言的“活化石”。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语言的“活化石”,可以从古代文献典籍中找到它的原始风貌。人们为了研究语言腠理,“同方俗之殊语,释古今之异言”,便有了“方言”、“训诂”之学。早在东汉时期,辞赋家扬雄就开始研究方言,开训诂之先河,撰著《方言》。
邓隆考证古籍文献,仿照《尔雅》的体例,遴选陇右方言400余条,汇集了古今甘肃各地同义词语,写成了是篇。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方言词汇的珍贵资料,也是训诂学的重要著作。
邓隆生于斯,长于斯,对于陇上方言早已熟悉,并有一定的研究。他分纂《甘肃新通志》时,将方言列为一个专题,写出了很有分量的《方言篇》。此篇对陇上有代表性的方言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是陇上研究方言训诂之楚翘。他翻阅了大量古籍,如五经四书、《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子类图书,以及廿四史、《玉篇》、《世说新语》、《能改斋漫录》、《考工记》、《尔雅》、《通志御览》等40多种,足见其考证之精当。
为见其精深宏博,不妨征引几条,以见矩度:
今为鸡孵卵曰:“抱鸡儿”。“抱”即“孚”之古音(通作孵)。《春秋·隐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公羊》、《梁谷》二传并作"包来"。《礼记》:“投壶若是者浮。”注或作匏。《说文》:“罦孚,一作抱。”桴或作枹,孚亦作孵。枹鼓之枹,亦以抱得声。伏羲,亦作包羲。虚浮,今曰虚泡,是其证也。
今谓不敢作声曰:“处处儿”。儿童喧呶哭嚎者,亦禁之曰:"处处儿的"。处当作齼音。楚,齿伤醋也。曾茶山《饷柑》诗:"莫向君家樊素口,匏犀微齼远山颦。"齿伤酸。北平谓腻烦其事,不愿言曰:"醋也。"意亦略同。俗嗤多言者谓"大牙撩嘴"。此为反面形容词。
《广雅》:“款,爱也。”诚恳相爱曰:“款诚”。今谓溺爱曰:“款款儿。”轻举其物亦曰:“款款儿的。”《诗》“老夫灌灌”,款款也(灌、款音相近)。即“老夫款款”,不敢惹。又杜甫诗:“点水蜻蜓款款飞“皆与今语同。
邓氏考察了大量陇上方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陇人方言多合雅诂,并非乱于羌胡。指出:“陇右虽僻处边陲,然其方语多合雅诂,人或不察,因谓乱于羌胡。夫羌胡能乱中夏,而不能变其语言,犹之异族侵居中原者,能专其政令,而不能变其文化也。”当然,以现代的观点来看,邓氏之论未免失之全面。羌胡语言之影响汉语,在所难免。如今之临夏方言,语多倒装句,实乃羌、藏语言的影响。另外穆斯林中流行的阿拉伯和波斯语言成分,也是外语影响汉语之一例。
邓隆撰写《甘肃新通志》方言篇之后18年,有甘谷学者李恭撰写了《陇右方言发微》一书。对邓氏之文,多有参考。此书共收入陇右方言567条,校之邓氏之作有所增加,并输入了新的研究成果。但不难看出,邓稿对李著的影响。
八、钩玄发隐,综述秦凉文化,以期发扬光大。
邓隆在《民族志稿》中,专辟学艺一章,纵论秦凉(指甘肃)文化,以学术和技艺两方面为梗概,钩玄发隐,详加考证论说。其目的在于告诉人们秦凉文化博大精深,以期发扬而光大之。
邓隆指出:“学术、文艺为民族思力所表见,文野程度所分判也。甘肃虽曰边徼,而为吾民族发祥之地,学艺至多可述。顾其事颇繁赜,且又时与诸目类互见,董理记载,殊费斟酌。”又云:“后之君子倘得参稽而合观之,则于秦凉以往之文化可觇其全。以亦见我先圣先哲所遗留于我后人者至大。呜呼!发扬光大之,岂非我后来者之责欤!”这里邓氏一方面肯定了中华民族发祥地——秦凉文化的繁赜,另一方面呼吁后来之人发扬而广大之,其用心之良苦,为后学立极。
因为学术和技艺是相互关联的,相互交错的。邓氏在论述时采用“互见者从其略,专述者从其详”的办法,对属于秦凉学术和技艺方面的学艺,诸如经学、史学、理学、文学、法律、文字、音乐、书画、雕刻、武术等十个门类,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论证、评述。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有详有略,考据充分,有褒有贬,可做十部相关简史来读。这是综合研究甘肃学术史和技艺史的发端之作,其评论水平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相当高度,迄今尚无如此全面研究甘肃的文化者。
在经学方面,高度评价了《易经》。六经莫古于《易》,而始作《易》者为甘肃天水人——伏羲。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甘肃文化的亮丽之点,为中华民族文明之首。其次为《书经》,其中《禹贡》记载大禹治水于积石。而大禹生于西羌,亦即今甘肃之地。《秦誓》则记叙了秦人的活动。说明秦始皇故里在今甘肃陇城。《诗经》中《豳风》、《秦风》则描写了甘肃古代之民俗风情。所有这些,与古代经学密切相关,是甘肃文化的最早记载和表述。其后甘肃学人如皇甫谧之研究古文《尚书》,张轨明于理学,皆名震一时。其后由余阙、黄谏、胡缵宗、雍焯、郑文禄、雍镐、何贤等人,诠注诸经,各有见解。
在史学方面,《左传》家有张璠、《史记》家有李延寿,《汉书》家有邓渊,唐代有令狐德棻撰《周书》五十七卷,前凉西曹边浏著《凉国春秋》五十卷,刘庆著《凉记》十二卷。这些都是地方割据政权之史书,风行一时,今已不存。明代以来,赵时春、胡缵宗皆善治史。以所作方志闻名当时。清辛澍、张澍、王权亦善治史地之学,声名境内外。武威李铭汉所著《续通鉴纪事本末》110卷,体大且精,为近代名作。
理学方面,李翱《复性书》三篇,“求端于性情动静之际,以发诚明之要”,是甘肃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兰州段坚私淑河东薛瑄,务致知而践其实,故能以儒术施于政事,为一时所推。河州何永达师事三原理学名宿马理,能传其学,著述《春秋井鉴》及《林泉偶得》,进呈御览,受朝廷表彰。牛树梅《复雷乙垣格致说》,阐扬朱熹之学,与陆象山本心论,王阳明良知之说,一脉相承,为时人公认。近代兰州刘尔炘治程朱理学,能融会宋明学术,归于实用。非尽谈性命者之所可比拟,一时从其学者众。
在文学艺术方面,历史上甘肃走在时代前列。伏羲氏作网罟之歌,岐伯始作铙歌,五言诗源于李陵,辞赋偏美于汉阳赵壹,徐淑作《答夫诗》,为一代女诗人。此后诗人辈出,如满天星斗,灼耀华夏之星空。阴铿、李白、李益、李贺,继之以邓千江、李梦阳、赵时春、以及何宗韩、秦维岳、张国常、刘尔炘,皆一代文学之士。其作品在甘肃乃至全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在书法、绘画方面,汉张芝善草书,世谓之草圣。赵壹作《非草书》为我国最早书法评论。汉仇靖书写《西狭颂》,晋索靖之章草,为书法之最卓著者。唐李世民作《王羲之传》,使二王书法称雄一千五百余年。明清以来,有唐琏、朱克敏为全省特出者。在绘画方面,唐人李思训山水画,人称大李将军。其子李昭道变父之妙,又过之,人称小李将军。明清以来,工画者更多。正宁罗理、庆阳张铎、宁夏范廉、胡钺、兰州赵冲谷、王岱、安化米万钟、俱以画名。对于法律、文字等诸多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论述,肯定了甘肃在这些方面的突出人物和成就。
音乐领域内,有伏羲砍桐为琴,女娲作笙簧,岐伯作军乐,皆在甘肃这片土地。闻名唐代的西凉乐,来自甘肃河西大地。羌氐之舞蹈、筚篥,党项之琵琶,天山之踏歌,皆为甘肃一时之先。
当我们读邓隆遗稿时,不禁感慨系之。邓陇作为陇上一代才人,在学术上涉猎面很广,视野也是开阔的。它不仅以敏捷的文才称,而且以众多的学术成果见长。所有这些是他寒窗苦读,勤于耕耘的结果。因此,他的治学精神和风格,值得后来者学习。
当然,我们也想到了整理乡邦文献的重要。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将其著述全部整理行世。这就需要后起之人担负起整理乡邦文献的责任。把前人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赵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