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花开早 硕果满枝头
齐鲁花开早 硕果满枝头
——为纪念《济南穆斯林》杂志改版10易春秋而作
小 引
当全国人民翘首期盼“奥运会”在京隆重举办之际，中国穆斯林在迎来了在中国伊斯兰教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醒回篇》百周年华诞的同时，也迎来了《济南穆斯林》杂志改版十周年纪念。真可谓是双喜临门！
出于对这两本杂志的热爱，笔者原拟写两篇文章，分别予以纪念。但是由于自己的视力每况愈下，一连写两篇文章，对我来说实感力不从心；写一篇文章，不仅会留下“顾此失彼”的缺憾，而且也难于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但当我忆及2007年7月，我在北京人大会堂曾与《济南穆斯林》的刘洪军副主编邂逅，并答应为《济南穆斯林》改版10周年写篇纪念文章时，我决心本着“言必行，行必果”古训的精神，义无反顾地为《济南穆斯林》杂志濡笔成文。
不过，从饮水思源角度考虑，笔者还得从《醒回篇》谈起：
艰苦奋斗
100年前，正当清王朝内外交困，日暮途穷，伟大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中国留学日本的穆斯林热血青年于1908年在东京创办的《醒回篇》应运而生。这本刊物虽属草创，但却以饱满的爱国爱教激情“吹响了近代中国回民的思想文化号角”（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从而在当时近乎静止的中国穆斯林社会激起了层层的改革波澜。影响所及，创办刊物霎时间成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新时尚。以至在后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在中国问世的穆斯林刊物竟达230多种（该数据由马博忠先生提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杂志大都经历过难以言状的艰辛和无奈。其中，开中国穆斯林杂志之先，在中国近代伊斯兰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醒回篇》仅出版1期便夭折了。至于因经费无着而处于惨淡经营状态、甚至自生自灭，不了了之的刊物更比比皆是。就连生命力极强的《月华》、《伊光》、《清真铎报》、《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回教论坛》等几家著名穆斯林刊物，其工作条件之艰苦可谓前无古人！其中，先贤王静斋阿訇在办《伊光》杂志时，往往要扮演唱“独角戏”的角色。没有经费，他就自己筹集；短缺人手，他就集撰稿、编辑、校对、出版、发行所有业务于一身。即使在居无定所，枕席难安的抗日后方，他老人家也是走到哪里，就把《伊光》的编辑部搬到哪里，使这本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刊物照出不误。他的这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一直被传为佳话。至于其他穆斯林刊物，也都各有各的难处。
乃有大成
然而，艰苦的付出必然折射出靓丽的光辉。也就是说，穆斯林刊物的问世，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对开展伊斯兰教学术文化研究，对阐释伊斯兰教的真谛，对连绵不断地传承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至于这些刊物的社会效益，笔者曾将其浓缩为10点而加以论述。尽管这仅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但从中已不难看出穆斯林刊物社会效益之不同凡响。为了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中国穆斯林杂志的社会效益，现将上述10个论点的题目介绍于后：
1 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掀起民族救亡运动时期，穆斯林刊物旗帜鲜明地唤起各族穆斯林同胞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事业；
2 记录了当年中国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掘、整理了千百年来散落各地的伊斯兰教文史资料；
3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4 引起了朝野人士对伊斯兰文化事业的关注；
5 密切了回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
6 针对当年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合法斗争；
7 消除了中国穆斯林社会不重视普通教育的错误观念；
8 解决了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的理论问题；
9 提高了穆斯林自我保护意识；
10 继承了明清时代伊斯兰教学者的遗志，继续协调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当时穆斯林刊物社会效益和历史价值的全部，但如果上述论点对深入探讨穆斯林杂志的社会效益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吾愿足矣！
遗憾的是，这些利国利民的穆斯林刊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无不因经费拮据而停刊。
1949年11月，著名穆斯林学者庞士谦阿訇创办了一个以《回民大众》命名的民间穆斯林刊物。这个与新中国基本同龄，并持有北京市军管会第67号注册许可证的刊物，影响巨大。但它也像解放前的兄弟刊物一样，因入不敷出，仅出了3期就搁浅了。
1957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创办了以《中国穆斯林》命名的全国性的穆斯林杂志，从而填补了8年期间全国没有穆斯林杂志可看的空白。因此，这本杂志，像久旱后的春雨一样，一经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过，受当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未落实到位的影响，这个来之不易的穆斯林刊物，虽有鲜花铺路之日，但也有荆棘载道之时。如果“一言以蔽之”地概括起来讲，这本杂志，在1980年第四次中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召开前，基本上是处于长眠状态；而在1981年复刊后，才恢复了其青春活力。
欣逢盛世
尽管复刊后的《中国穆斯林》只不过是一个小16开、48页、设计、纸张、印刷、装帧都很不起眼的季刊，但它却标志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落实。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当年《醒回篇》所产生的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受此鼓舞，创办刊物在穆斯林社会再次蔚然成风。据说，在几年之内全国各地出现的同类刊物有百种之多。由此可见，党的宗教政策偏离正确方向，整个穆斯林的文化生活就形同一潭死水；宗教政策落实得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就繁荣昌盛。
这些民办刊物虽不够规范，欠妥之处也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来说，这些刊物大都是在宣传党的信教自由政策的前提下，无不以宣传爱国爱教思想，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颂扬穆斯林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挖掘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为己任，不仅振奋了穆斯林的民族精神，也为伊斯兰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伊斯兰文史资源。
然而，从无到有创办刊物绝非易事。所以有的因受经济条件制约而中途自动停刊；有的因编辑力量薄弱而被自然淘汰；也有的因社会效益不佳而被迫关闭。
但是，经过大浪淘沙幸存下来的上乘刊物，却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故一直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多少年来，本人不仅从中国伊斯兰教的核心杂志—《中国穆斯林》中学到了不少伊斯兰教文史知识，也从许多民间穆斯林刊物中受到教益。其中，本文涉及的《济南穆斯林》令我爱不释手子自不待言，诸如上海的《上海穆斯林》；兰州的《甘肃穆斯林》、《开拓》、和《穆斯林通讯》；西安的《伊斯兰文化研究》、《陕西穆斯林》；郑州的《河南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研究》；太原的《山西穆斯林》、广州的《广州穆斯林》、银川的《宁夏穆斯林》，以及平凉的《新月》……都使我受益匪浅。
这些杂志有的以图文并茂著称；有的以发行量大见长；有的以严肃认真超群；有的以主旋律明确出众，不一而足……。
聚焦典型
据了解创刊于１９８７年的《济南穆斯林》，始终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在教言教”的基本原则，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做到政治性与宗教性兼容并举，知识性与趣味性相映成辉，凸现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化特色，紧扣时代的脉搏，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往往博得广大读者的赞誉。这本杂志在不断提高选题质量和编辑水平的同时，在形式上也始终开拓进取。其中，改油印为胶印、改小16开为大16开；改骑马订为胶订等举措，无形中使之上了一个档次。由于《济南穆斯林》全体同仁的锐意创新，积极开拓进取，他们的杂志从形式到内容一直呈“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势。特别是1998年该杂志改版之后，其影响日益扩大，以至被誉为“令人爱不释手的穆斯林杂志的精品”。这不能不说是《济南穆斯林》的巨大成功！
《济南穆斯林》顾名思义，原来是济南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内部刊物。1998年改为胶版印刷之后，已由原来的不定期刊物，发展成为立足济南，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美国、加拿大，及港台地区的定期刊物。这又不能不说是这本杂志的兴旺发达！
考虑到这本杂志地处齐鲁大地，加上创刊较早和图文并茂等特征，笔者谨以“齐鲁花开早，硕果满枝头”10个字概括其发展走向，想必距离事实不远。
尽管济南既不是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城市，也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创办于斯的《济南穆斯林》却因其从形式到内容大有蒸蒸日上、久盛不衰的发展态势，而在同类刊物中独树一帜。
这种情况使不少同仁感到不解。为了了解其中奥妙，笔者曾请教过几位有识之士，现将大家的共识，以及笔者的粗浅见解概括于后：
其一，是得益于山东省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政策之后，在全省范围内旋即掀起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热潮。至此，全省的穆斯林聚居地区不仅开放了许多被封闭的清真寺，而且新建的清真寺也雨后春笋般地在无寺地区拔地而起；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从而为开展包括创办《济南穆斯林》杂志在内的穆斯林各项文化事业，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其二，是得益于《济南穆斯林》所处的齐鲁大地的地杰人灵。众所周知，这里既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孟子和杰出的军事家孙子的出生地，也是旷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改革家常志美、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翻译大师王静斋、著名穆斯林教育家马松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如此深厚的国学底蕴和伊斯兰文化底蕴，不仅造就出过诸如左宝贵那样的爱国爱教的穆斯林抗战民族英雄；造就出过诸如唐柯三、穆华庭、法镜轩等那样肩负伊斯兰教事业传承重任的穆斯林志士仁人，也必然会造就出献身于伊斯兰文化事业的一代英才。
其三，是得益于杂志主管单位—济南伊斯兰教协会领导班子的大智大勇。由于宗教问题最为棘手，故有“宗教无小事”之说。因此，断言“宗教团体所做的工作皆为大事”并不为缪！据了解，济南市伊斯兰教协会于1983年创建之日，便是面临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艰巨任务之时。当时宗教领域的问题成堆，而且积重难返。但是济南市伊协的领导班子却团结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始终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开放清真寺，回收清真寺的房地产，恢复伊斯兰教教务活动，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为解决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穆斯林群众的好评。
笔者虽对此有耳闻，但“百闻不如一见”。2005年9月月，我有幸应邀到济南出席“纪念成达师范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才使我有机会对济南伊协的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尽管济南市伊协人手极少，但他们在中国伊协的领导下，却与山东省伊协一道共同承办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学术研讨会，从而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学术研讨会期间，省、市两级伊协的周密安排和热情招待固然令人难忘，但省伊协秘书长张瑞正先生、市伊协会长杨松岳先生，不辞劳苦，亲自陪同与会学者到台尔庄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给笔者详细介绍了山东省、济南穆斯林的今昔变化，而且还如数家珍似的谈了省、市伊协开拓性的工作。其中，积极引导广大穆斯林参加“共建美好家园”、举办“卧尔兹”演讲培训班、在南北两个大寺和部分农村清真寺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部分穆斯林学习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基础知识、举办“济南市伊斯兰教回顾展”、举办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现场笔会、诗会，组织诗词联谊会，出版《新月诗刊》、召开回族族谱学研讨会、举办宗教知识学习班……等，都是有助于提高穆斯林宗教素养和文化素质的活动。
如果说，上述活动无不集中地反映省、市伊协领导班子“大智”的话，在“9•11事件后，他们不受“谈伊色变”时弊的影响，经请示宗教局，并与各级党政部门沟通后，组织“卧尔兹”巡回演讲，则是他们“大勇”的生动写照。对巡回演讲的盛况，杨松岳会长曾著文说：“每次巡回演讲，都由会长、副会长亲自带队，市宗教局有关领导轮流陪同，都受到各县（市）、区民宗办的高度重视，县（区）、乡（镇）、村干部的亲自迎接，群众夹道欢迎，有的分管区长亲临现场与群众共同聆听演讲，场面动人。在家庭和街道有线广播中收听的听众，无计其数。阿訇们的精彩演讲教育了广大回族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在前无所总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卧尔兹”巡回演讲固然是破天荒的壮举，但在“谈伊色变”时弊盛行的气氛中，敢于公开谈论伊斯兰教，更是难能可贵！为了说明当年受西方媒体的误导，伊斯兰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笔者有必要插叙一下自己的一段经历：
１９８0年－１９９３年间，笔者应约为承担对外宣传任务的外文出版社译著了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三本阿拉伯文图书。由于“物以稀为贵”之故，这3本书不仅在开罗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风靡一时，而且不久就销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需要，笔者曾建议原出版单位在2００３年中国伊协成立5０周年前夕予以再版。但这个建议却被曾敦促我译著上述书籍的出版社婉言谢绝。最后只好到香港另觅出路。值得庆幸的是，香港的蓝月出版社不仅满口答应予以再版，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再版任务，并在中国伊协５０华诞前夕成功地举行了赠书仪式。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维族领导干部到南方出差时，因其所属民族有“伊斯兰背景”而被某家旅社拒之门外。
然而，济南伊协在此时此刻，却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把“卧尔兹”演讲推向社会的尝试。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做法。事实上，实事求是地把伊斯兰教的思想、观点公诸于世，正是他们大智大勇的生动写照。
本人在《中国伊斯兰教儒化辩》一文中写道：“古今中外，许多民族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与对立双方互不了解有关。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不为教外人所知，人们对伊斯兰教提出质疑，甚至进行物议的情况，必然时有发生。”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在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尊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各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都要受到儒家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必然时有发生。作为弱势群体的穆斯林，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如果开诚布公地与对方沟通，就有可能取得“化干戈为玉帛”的效果；如果采取持“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态度的话，当时有可能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历史上回汉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局部矛盾，乃至冲突总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尽管诸如此类的民族纠纷事后基本上可得到处理，但那毕竟是“治标”范围内的无奈之举。与其这样，倒不如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佳。
至于如防患于未然，历史上曾有两个成功经验：
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严峻挑战。其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不为国人所知。针对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闯出了一条用“以儒诠经”方式阐述伊斯兰教真谛的成功之道。所谓“以儒诠经”实际上是对伊、儒两大学说的协调。所谓协调并不要求一方依附另一方，而是通过对比，使二者求同存异，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译著才能收到双方读者皆大欢喜的效果。一位儒家学者在读了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之后写道：伊斯兰教在“洁己好施”方面“更广吾道之不足”，其“不分尔我，不疏远进，亿万人如一心，东西朔如一处等主张为他教所不及”。
众所周知，回汉两个民族不仅有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而且有血缘关系，所以双方和睦相处一直是主流。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生活习惯的差距，这两个兄弟民族的局部矛盾仍时隐时现。而“先知穆罕默德是否武力传教？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两个问题往往是两个民族局部矛盾的诱因。在解放前是这样，在解放后也是如此。如果回避这两个问题，必然在非穆斯林中引起更大的误会，甚至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发生。因此早在建国初期，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坚教授，先后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两篇文章。这两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不仅在亿万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影响所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纠缠这两个敏敏感问题的人大大减少。由此可见，穆斯林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而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笔者认为济南伊协领导在“９•１１”事件之后，敢于组织“卧尔兹”巡回演讲，并取得了社会效益，是他们具有远见卓识的体现，应该作为成功经验予以充分的肯定。我想有胆有识的济南伊协的领导班子不仅能够完成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也必然会正确掌握《济南穆斯林》的方向盘，并把握住“既无损于教义，又无悖于政策”的尺度。这必然是《济南穆斯林》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本保障。
尽管济南市伊协把“卧尔兹”演讲推向社会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是他们大胆探索开展伊斯兰教工作新思路的勇气值得称颂！
总之，济南伊协的大胆开拓精神必然会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穆斯林文化氛围，而这样的文化氛围必然是《济南穆斯林》杂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稿源。否则，这个杂志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其四，是得益于一个“德才兼备”的编辑班子。由于“德”和“才”是通向成功之路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要素，所以不管是“有德无才”，还是“有才无德”都无济于事。所以生于齐鲁大地的穆斯林教育家唐柯三先生选择“成德达才”四字为成达师范学校的校训。《济南穆斯林》编辑部虽然只有三人，但是从他们十多年如一日能把这个名不见经卷的小刊物办成为穆斯林刊物的精品可以看出，他们堪称是融“德”、“才”于一体的合格的编辑群体。当我看到《济南穆斯林》同仁的奉献精神，必然联想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工作单位—《人民画报》社。这个由毛主席题写刊名，周总理拨冗审稿达３年之久，曾以２１种文字、百万份印量，发行到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刊，得天独厚，往往享受到“遇山开路，遇和河架”的特殊待遇。但是包括本人在内的“画报人”，往往身在福不知福。对比之下，笔者不禁自感弗如！
《济南穆斯林》杂志之所以办得如此出色，是与其同仁的综合素质分不开的。拿主编马明先生来说，作为一位国学根底深厚的资深教育工作者，退休后本应在家颐养天年，或到某文教机关指导工作，但他却淡泊明志，对伊斯兰文化事业情有独钟，不仅挑起了任重道远的《济南米斯林》杂志主编的担子，而且潜心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济南伊斯兰教史》、《济南回族家谱选辑》、《济南伊斯兰教碑刻笺注》、《济南伊斯兰教文集》、《济南穆斯林诗集》……。
副主编刘洪军，是一位中阿兼通的穆斯林优秀青年。他不仅人品好，学品也好，写过不少好文章。尤其令我佩服的是，1998年，未到“而立”之年、时任清真寺阿訇的刘洪军，在全国第二届“卧尔兹”比赛中一举夺魁，为济南、乃至整个齐鲁大地赢得了荣誉。众所周知，讲“卧尔兹”是对讲演者综合能力的全面考查。其“卧儿兹”内容要有新意不必说，其逻辑性要强，结构要严紧，并且要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讲演者的口才不仅要好，心理素质还要好。作为“卧尔兹”比赛的评委，我认真聆听了所有的讲演之后，经过对比，最后认定刘洪军阿訇的“卧尔兹”讲得最好。令人高兴的事，刘洪军干一行，爱一行。过去在北大寺，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阿訇；后来在《济南穆斯林》编辑部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好编辑。
责任编辑马寿慈先生是马明主编高足，有四十余年的师生之谊。深得老师真传，文学功底深厚，后应约到编辑部工作，又续师生合作的一段佳话。寿慈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济南西关人，颇知当地风土人情，与马、刘二位主编联袂，相得益彰，珠连璧合。他同时负责《济南穆斯林》副刊《新月诗刊》的组稿编辑以及联络诗友等工作。他敬业精神强、信仰诚笃，为人和善，不计名利，不患得失，工作一丝不苟。
后 记
艰难起步的中国穆斯林刊物，已经整整走过了一个世纪。其间献身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先驱，不管是遇到惊涛骇浪，还是遇到急流险滩，都能以“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办刊办报，开拓进取，为培养广大穆斯林的爱国爱教情操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全面发展、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我们的社会日益走向民主、和谐、宽容的全新时代，中国穆斯林杂志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呈“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态势。《济南穆斯林》就是当代穆斯林杂志的典范之一。但是，提高编辑、出版水平对所有报章杂志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为一个老读者，我衷心希望《济南穆斯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