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蒂尔：伊斯兰教——被误解的宗教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１９９６年在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的演讲
我要感谢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邀请我就伊斯兰问题发表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伊斯兰教——被误解的宗教》，我称不上是专家，也称不上是乌莱玛——伊斯兰教学者，但我要是说我没有资格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讲，那将是大错特错。事实上，许多自称为乌莱玛并在伊斯兰问题上夸夸其谈的人才真正没有资格呢。与其他许多就伊斯兰问题发表讲话的人一样，我确实有资格就这一题目发表看法。
在今天的世界中，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上，受到误解最深的一种宗教或许就是伊斯兰教。不仅非穆斯林误解了它，而且穆斯林本身也误解了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信仰和教义差别如此之大并且自相矛盾的穆斯林教派？其中一些肯定是不对的，是由于不理解或误解伊斯兰教的结果。
伊斯兰先知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各个相互为敌的部落即无知的阿拉伯人实现和平和统一。正如《古兰经》中好几篇经文所描述的那样，先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安拉的启示是由一位先知带来的，记载在一本《古兰经》里。不存在其他记述内容不同的《古兰经》，或者其他版本的《古兰经》。《古兰经》并不是穆斯林圣人或“乌莱玛”的教义，而只是那个时候用阿拉伯语记录下来的安拉的启示。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古兰经》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古兰经》并不是公认的《古兰经》。只有最初的阿拉伯语的版本是公认的《古兰经》。
所以，不可能存在导致在伊斯兰启示和教义上出现差异的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教义和不同的版本。然而，事实上却确实存在着差异，而且是严重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如此广大，以致穆斯林有时分成了相互为敌的教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事实上，即使人们懂得阿拉伯语，也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古兰经》的语言，或者至少不能全部理解。只有伊斯兰学识渊博的人，了解《古兰经》的语言和穆罕默德得到启示时的历史背景的“乌莱玛”作出解释，人们才能理解《古兰经》。大部分启示都是关于先知生前或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或者与这些事情有关。
“乌莱玛”们为了使节文变得更清楚些，觉得有必要在原书上加进云一些话。在《古兰经》的其他译文版本中，这些话都是特意用框框起来的，清楚表明这并不是原始节文。但是为了让启示更通俗易懂，这些话是必要的。
《古兰经》虽然只有一部，但其中的节文却有两大类，即特殊节文和普通节文。对各个特别节文的意义的理解，本应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乌莱玛”的发挥，在理解上实际已出现了差异。普通节文则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古兰经》第３章《伊姆兰的家属》第７节说：“他降示你（穆罕默德）这部经典（《古兰经》），其中有许多明确的节文，是全经的基本；还有另外的许多隐微的节文。”
普通节文必定就是如此，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穆斯林提供一个向导，不管是在先知的时代还是在其他任何时代，当他们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面对各种从未遇到的问题时，都能从中找到向导。伊斯兰学者，即“乌莱玛”，可以利用这些节文来为任何事情或任何问题提供指导。
为了防止随意解释，早期的穆斯林贤哲们规定了引用《古兰经》和解释节文的程序。但是这些规定都是由人制定的，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博学，误解和错误引用不可避免，这就导致了错误的教义。
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要援引先知言行即“逊奈”，其次要看“乌莱玛们”（学者们）的一致意见。如果《古兰经》和圣训不清楚，学者们可以通过类比或通过思索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把《古兰经》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
神圣的《古兰经》包罗万象，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何种事情，都可以从中找到指导，但如果把各段节文孤立起来看，很显然教义就有可能受到歪曲，并与伊斯兰教的整体教义相悖。
《古兰经》的许多节文都强调公正和避免不公正。然而存在着一种趋势，只抽取其中的某一段节文，断章取义，不顾后果，这样，伊斯兰公正就可能与伊斯兰维护公正的原则大相径庭。
除了《古兰经》之外，伊斯兰教教义的第二个最重要来源是先知的“圣训”即“逊奈”，也就是先知的同时代人记录下来的先知的言论和行为。这些见证人都是好人，值得信赖；多少年来，这些言行是通过可靠而善良的穆斯林的口头传下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甄别那些记录先知言行的好穆斯林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布哈里伊玛目开始对６０万条“圣训”和“逊奈”进行研究和筛选时，２００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位学富五车的伊玛目最终挑选并记录了７０００条真正的圣训和逊奈。他的学生穆斯林所核定的圣训和逊奈的数量甚至比这更少。其他博学的学者则核定了其他许多圣训和逊奈。
今天，绝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都接受这些“圣训”和“逊奈”，把它们当成真正的圣训和逊奈。什叶派穆斯林则有他们自已核定的先知言行。
由于博学的伊玛目和学者不是先知而是凡人，他们就免不了要出错。被他们否定的先知言行可能是真的，而被他们接受的先知言行也可能是假的。当然，还有许多人引用未经核实的圣训。
有时候，宗教当局在某个特定时刻、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宣示仅仅是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无疑是以他们对伊斯兰的广博知识和对问题和情况的了解为基础的。但这也是人类中的平凡人的意见，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在今日的世界上，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问题不断涌现。在医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治疗法和药品不断问世。其中一些治疗法甚至使那些不可知论者也感到震惊。然而人们还常常要求穆斯林“乌莱玛们”来作出裁决。
要进行裁决，他们不仅必须懂得伊斯兰教的教义，而且必须非常了解裁决对象的复杂的本质。然而大多数“乌莱玛们”都不可能通晓一切。他们必须依靠别人的专业知识。即使这样，他们或许仍然不明白事物的各个方面以及可能产生的宗教影响。他们或许会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或者因为他们拘泥于教条就加以否定。而且，在同一个问题上，这位“乌莱玛”或这群“乌莱玛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与那位“乌莱玛”或那群“乌莱玛们”得出的结论很不相同。虽然两者都可能是错误的，但两者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要做出能够使人接受的并与现实情况相适应的理解，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要理解伊斯兰教，离不开“乌莱玛们”或伊斯兰学者，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甚至懂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人也需要他们。非阿拉伯穆斯林要想成为“乌莱玛”，还必须成为语言学家，这样才能以口头或文字方式解释经文，这些注释文字有助于理解某一段节文，但并不是节文本身的一部分。注释的用词是“乌莱玛们”理解力的反映，不同的“乌莱玛”可能使用不同的词汇。用词还可能反映“乌莱玛们”的观点和意见。而“乌莱玛们”并非先知，他们或许极其错误。
不幸的是，在穆斯林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乌莱玛们”的宣示是绝对不会错的。而宣称自己伊斯兰学识丰富，把自己称为“乌莱玛”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一些人显然是江湖骗子，或是既得利益者，这当中也当然包括有着昭然若揭的个人野心的政客。如果把所有这些人都视为先知的继承人，都有资格解释伊斯兰教，而且他们的解释都是金玉良言，那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伊斯兰教教义会出现混淆和受到误解了。
不算太久以前，穆斯林还把印刷《古兰经》当作禁区。土耳其政府购买的一套印刷设备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使用。《古兰经》必须是手抄的。清真寺里不允许用电。在电能把世界其他城市打扮得灯火通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麦加还只是使用油灯照明。
土耳其士兵不允许穿西式裤子，不允许戴有沿的帽子，因为这两者也被视为禁区。人和动物的图画受到禁止，只是后来印刷、照相技术和电视的出现才使得禁令难以得到执行而已。
然而多少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都一直虔诚地信守着所有这些宣示。
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它们虽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阻碍了穆斯林的进步，但对穆斯林并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比这严重得多的是涉及穆斯林群体内部之间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法特瓦”。
在先知的时代，阿拉伯社会中各个部落相互为敌，战事不断，这削弱了他们的力量，阻滞了他们的进步。
仇恨是由于对部落过分忠诚所造成的。那些对部落过度忠诚的人被称作“塔素卜”或狂热分子。伊斯兰谴责这种过分的部落主义或狂热，先知宣示加以反对，促进团结。
《古兰经》第３章第１０３节说：
“你们当全体紧握真主（伸给你）的绳索（宗教），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予你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是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兄弟。”
但是先知逝世之后，阿拉伯人又回到了他们相互为敌的老路。部落忠诚死灰复燃。先知逝世后，各部落为争夺继承穆斯林“乌玛”的领导地位的权力，最后导致在穆斯林中出现最严重的裂痕。先知的侄子、第四位哈里发赛迪纳.阿里的信徒最后分裂出来，创立了什叶派，而穆阿维叶的信徒则宣称遵从先知言行，创立了逊尼派。后来，两个教派又分裂成无数个小派别，因为各个“伊玛目”们和“乌莱玛”们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时甚至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来解释伊斯兰教教义。
穆斯林教派之间、穆斯林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显然与伊斯兰教义是相悖的。
非穆斯林的误解
如果说穆斯林误解了伊斯兰教教义的某些部分是常事的话?那么非穆斯林?特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今天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就更为严重了。
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始于拜占庭时代，那时拜占庭不是个帝国，是伊斯兰信仰传播的障碍。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基督教的欧洲确实也煽起了一股反伊斯兰情绪。十字军把反穆斯林情绪煽动到狂热的程度。这种反穆斯林情绪的长期化及由此所造成的对穆斯林的暴力可以看成是一种世仇。
由此看来，蓄意煽动反穆斯林情绪的做法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穆斯林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他们与非穆斯林的关系，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在穆斯林的西班牙信仰他们的宗教，这一事实在欧洲历史书里从未提到过。基督徒重新征服西班牙导致大批穆斯林和犹太人或者被驱逐，或者被迫改变信仰，或者受到迫害，这一事实也从未受到谴责。犹太人实际上选择移居穆斯林统治的北非，而不留在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也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在巴尔干地区，占多数的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宁可生活在士耳其的统治之下，也不愿生活在基督教的拜占庭的统治之下。他们实际上帮助土耳其人打败了拜占庭。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的自由主义态度。
今天，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或许已经达到了顶点。西方人未曾想到，基督教也有过像西班牙宗教裁判和在欧洲和北美焚烧巫婆的极端扭曲的时代，这样他们也就把少数穆斯林对穆斯林信仰的扭曲当成是伊斯兰的真正表现。
任何人——不管他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无法否认确实发生过许多由穆斯林搞的恐怖行动。但是同样也有许多恐怖活动是由非穆斯林制造的。两者的差别是，如果穆斯林搞了恐怖活动，那么他的行动就是直接源于他的信仰。而当一位非穆斯林犯下最残暴的恐怖主义罪行时，人们往往不把他的行动与他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
俄克拉荷玛一幢政府大楼被炸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又是一起穆斯林恐怖主义行为。后来发现这不是由穆斯林干的，凶手是一位基督徒，这一事实就被忽视，人们不认为这是基督教恐怖主义。
北爱尔兰的激烈战斗与基督教两个教派之间的分歧有关。但是北爱尔兰共和军，他们的清教徒对手所搞的爆炸、屠杀和伤害从来都没有被称为基督教恐怖主义、天主教恐怖主义或清教恐怖主义。
与波黑信仰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残暴行为比较起来，北爱尔兰信仰基督教的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简直是小菜一碟。在波黑，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遭到塞族人的强奸、拷打、屠杀。各处都发现了集体坟墓。波黑塞族人公开宣称，他们是在进行“种族清洗”以阻止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由于有着某种关系，欧洲拒绝承认“种族清洗”是“种族灭绝行为”，而事实上这就是种族灭绝行为。
然而，信仰基督教的塞族人所从事的屠杀与恐怖主义从来没有被描绘成基督教恐怖主义。相反，欧洲军队有意地把一个又一个穆斯林安全区交给塞族人，塞族人接着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穆斯林男子。
假如——让我们作个纯粹的假设——拥有武器和人数优势的是波黑穆斯林斯拉夫人，他们在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下从事了暴行，那么世界就会用最大的声音高喊穆斯林恐怖主义。北约就会介入，立即结束波黑的独立。
由于西方对穆斯林有着这样的印象，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与被信仰基督教的恐怖分子屠杀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人数比较起来，穆斯林狂热分子和误称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受害者要少得多。由于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西方很自然地认为恐怖主义是穆斯林的一种教义，而且是穆斯林所特有的。相反的证据受到忽略。
有少数几位西方作家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但这些作家不是受到忽视，就是遭到谴责。穆斯林作出种种努力，指出穆斯林中的恐怖分子只是极少数，穆斯林也与其他人一样渴望和平，但是这种努力也同样被撇在一边。
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最受到滥用的词。人们把它与极端主义划上了等号。然而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伊斯兰教教义就会清楚，最好的穆斯林就是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的原教旨是以和平为宗旨的。现在常常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决不是在遵从伊斯兰教的原教旨。相反，他们是反对或者曲解伊斯兰教教义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回到了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那种对本集团绝对忠诚的方式，回到了狂热的时代。
西方把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称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这说明西方对伊斯兰缺乏了解。西方肯定没有认识到许多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一种信念不管其是对还是错，但只要它很强大和广泛，任何人就很难提出不同看法。要这样做就有被指责为异端邪说的危险。其结果将是很不令人愉快的。敢于反对这些极端的离经叛道集团的人冒着被驱逐或者被强暴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大多数人不敢公开批评或反对。但如果非穆斯林不加区别，指责所有穆斯林为恐怖主义者和坏人；其实也于事无补。他们这样只会把好的穆斯林推向离经叛道者的怀抱中去。
伊斯兰教的信仰者曾经支配过整个世界。这种支配不仅是在领土规模和政治力量意义上的支配，而且是在科学、艺术、技术、探索技巧、航海、贸易和工业意义上的支配。１５世纪以前的将近８００年时间里，穆斯林的阿拉伯人统治着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自那以后穆斯林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甚至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帝国。
当然，帝国总会有兴衰，穆斯林帝国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但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帝国的最大敌人是欧洲人。基督教本来是亚洲的一种宗教，欧洲人信仰了这种宗教后，在反对伊斯兰教方面也变得相当狂热。从一开始，就兴起了一场有预谋的运动，诋毁伊斯兰教教义，阻止欧洲人在理解了它之后改信伊斯兰教。
土耳其帝国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列强阴谋策划的结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欧洲列强玩弄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允诺让他们从土耳其统治下独立出来，这样便取得了阿拉伯人的合作，来瓦解土耳其帝国。但阿拉伯人很快发现，他们只是以穆斯林兄弟的统治换来了欧洲人的统治。所有阿拉伯领土都被欧洲人占领，受到他们的剥削。
欧洲人尽管被迫与他们的中东和北非帝国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发生密切接触，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理解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伊斯兰教总是有一种潜在的敌意，这是欧洲人对其他非基督教信仰所从来没有过的。与伊斯兰教有过接触的其他民族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几乎毫无例外地加以反对。
今天，欧洲裔民族或许不像从前那样具有狂热的基督教倾向，但他们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态度依然如故。其表现方式对穆斯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仅仅因为几个人的错，就孤立、封锁和惩罚所有国家。穆斯林在他们所谓的欧洲保护者的眼皮底下遭到屠杀。
穆斯林变得激烈一些，报复强加于他们的罪恶，这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他们诉诸暴力，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但即使如此，还是很少有人这样做。
欧洲人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当他们受到他们的人民或其他人真正的或是想象中的压迫时，他们就是这样作出反应的。但是没有人想去理解或分析穆斯林遭受的挫折。确实，穆斯林的衰落和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理解的狭隘有关，主要还是怪他们自己。但是欧洲人的反穆斯林宣传和故意曲解这种宗教大大加剧了穆斯林的挫折。
马来西亚的大多数人民是穆斯林，政府是由穆斯林支配的。虽然穆斯林拥有足够的多数来单独治理国家，但是他们却宁愿不这样做。相反，他们刻意选择了与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分享权力。
１９６９年马来西亚发生了种族骚乱，导致２００多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非穆斯林。宣布了紧急状态，穆斯林马上来人接管了政府。西方媒体断言民主在马来西亚已经死亡，把它描绘成一个注定要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虽然政府仍然处在穆斯林支配之下，但却享有和平、稳定和繁荣，近１０年来经济年均增长８％。马来西来的穆斯林显然不是恐怖主义者。实际上，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能够与非穆斯林一道生活和工作，建设一个统一的、进步的国家。
马来西亚没有世仇，穆斯林中间没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也不存在。虽然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寺院以及基督教堂随处可见。全体人民共同庆祝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者的宗教节日。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不认为穆斯林是恐怖主义者，也不认为伊斯兰是一种暴力的宗教。
人们不禁会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为何不把马来西亚当作伊斯兰教实践的典范？但是西方及其新闻媒体不愿承认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实际上为伊斯兰教教义树立了榜样。他们宁可把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他们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离经叛道。他们不停地追问马来西亚的原教旨主义的情况，当被告知马亚西亚确实不存在他们所描述的那种原教旨主义时，他们就反对这种说法。即使是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西方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也依然存在。
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一种被误解的宗教。对它的误解和偏见是如此之深，以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样，常常视之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甚至是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和睦相处的一个阻碍因素、一道藩篱。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把这一曾经给阿拉伯人带来过伟大、建立过一个非常进步的帝国的宗教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一切坏事的祸根。
由于漠视了伊斯兰教教义，加上又对穆斯林的明显的失败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一些穆斯林就转而嘲弄甚至谴责这一宗教。还有人由于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地区的穆斯林社团感到沮丧，加上对伊斯兰教教义及其历史缺乏了解，就认为《古兰经》本身有问题，需要加以修正。
当这种失望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西方的新闻媒体——西方理性思维的主要向导——就努力把对宗教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吹棒成英雄。西方国家会向他们授奖，把他们描绘成与伊斯兰教非正义作斗争的勇士。
西方喜欢听我谴责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和他们的国家失败的祸根。但我知道，他们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关心充其量只不过是学究式的。我怀疑，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废除伊斯兰教这种宗教，就像搞垮共产主义那样。但这无助于穆斯林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宗教和非宗教关系。
出路在于纠正或放弃一些“乌莱玛”们对伊斯兰教的带有倾向性的、不正确的解释。这些伊斯兰教的诠释者们不管他们的宗教教义学识多么渊博，不管他们的追随者数量有多大，不管他们的教义是多么确定，但他们毕竟不是先知。对穆斯林来说，只有一位先知，那就是穆罕默德，安拉的最后一位使者，是他把伊斯兰教信仰带到人间并传播开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是不会错的，但是伊斯兰教的诠释者们却有犯错误的可能。
如果说伊斯兰教显得古板和教条化，那是由于那些有学问的诠释者们造成的。在穆斯林帝国的鼎盛时代，他们解释伊斯兰教时往往倾向于严酷无情。他们的著述一旦成文，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都不敢反对。这样，在穆斯林失去其支配地位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世界环境发生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穆斯林仍被要求固守不再适应、不再相关、不再可行的诠释。
穆斯林要做的，是回到《古兰经》和真正的“先知言行”中去，结合当今世界的环境来研究它们，诠释它们。世界已经变了，这是安拉的意志。人们不能去扭转安拉所希望的东西。真正的信教者应当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古兰经》教义和“先知言行”中寻找向导。伊斯兰教并非仅仅面向７世纪的阿拉伯人，而是要面向所有的时代和世界所有的地方。如果我们穆斯林理解这一点，我们之间就将少一些误解。假如非穆斯林能够理解穆斯林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误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如果所有这些误解都得以消除，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全文完）
摘自《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