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人生观与中西传统人生哲学之比较

  伊斯兰人生观是伊斯兰信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伊斯兰认为，人若要获得纯洁安宁、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既不受个人情感和爱好的支配，也不受时空变化的限制。它是众世界的造化者和养育者安拉制定的法则。敬畏安拉并服从其法则的人，生活便充满光明和希望；而信奉异教且违背安拉法则的人，生活便笼罩着黑暗和凄迷。那么，伊斯兰人生观所倡导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把握：


一、以认主独一为前提的信仰体系


   《古兰》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万赞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普慈特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只求你的佑助。求你指导我们行正道——普蒙你施恩者之道，而非被谴怒者之道，也不是迷误者之道。”因此，只有认主独一，求主襄助，才能树立正确的信仰。而正确的信仰是人生价值取向的关键。如果信仰的出发点错了，如信多神、信哲人、信金钱等，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以认主独—‘为前提的信仰体系还包括六大信条，即信仰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复活、信前定和五大功修，即念、礼、斋、课、朝。此外，完整的信仰还必须具备“知、信、行、诚”四项条件。因为信而不知便是盲信；知而不行便是不信；行而不诚便是伪信。


二、以创造今后两世幸福为动力的人生目标


   伊斯兰认为，今世生活是短暂的，后世生活是永恒的。“今世生活是为后世愈加美好而耕耘的土地，是工作和努力的地方，是崇拜安拉并顺从他的唯一机会，是培养情操并发展美德的地方，是奔向安拉、取悦于主的生命历程。”(引自加法尔·哈迪《伊斯兰信仰学教程》)。如果只贪图现世的享乐，没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就必然会目光短浅，私欲作祟，害己害人。不仅在现世患得患失，忧心仲仲，无片刻安宁和幸福可言，而且在后世还要受到安拉的凌辱和惩罚。


三、以坚忍、奋斗和行善为特征的生活方式


   有了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人生目标，还必须有正确的生活方式。《古兰》说：“安拉的大地是广阔的，只有一切坚忍的人将获得无数的报酬”、“你们要竭力工作”、“你们要行善，安拉喜爱行善的人们”。的确，只有坚忍才能克制各种私欲的诱惑，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达到理想的彼岸；只有奋斗不懈，才能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意义；只有行善，才能不负主训，得到更多的回赐和永恒的幸福。


   与此相对照，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人生哲学都无法拿出有关人生的正确答案。要么只强调满足人的低层次欲望或纵欲，要么就提倡禁欲主义。


   一般来说，中国古人的人生哲学分为上下两个层次。下层的人生哲学认为“民以食为天”、“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如果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上看，这种人生观反映的是人的低层次需求。上层人生哲学则又分为强调权欲和利益的儒家和法家以及主张节欲和无为的道家。儒家推崇“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樊迟请教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2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由此而知，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追求权欲满足的人生观。法家则重利益，认为人是自私的，“皆挟自为人”。人与人之间是利益关系，连父子之间都以“计算之心相待”，君臣关系是“主买官爵，臣卖智力。”这实际上是将私欲，即个人的利益的满足当作物物交换，权权交易的目标。而道家则主张遁世禁欲的处世哲学，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皆不可取。


   另外，中国人关于人生流传着一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生既然只有一次，生命又是如此短促，除了“不贻后人非笑，惟留好样与儿孙”外得充分享受人生，“力超物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度过人生。听天由命，放弃奋斗，“明哲保身”；涡灭灵魂骚动，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好死不如赖活”等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生态度。西方传统的人生哲学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一样，也是哲人思想的产物，所以无法摆脱人与生俱来的弱点。

   例如古希腊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亚里斯提F就认定，个人的快乐是生活的最终目标。伊壁坞鲁认为：敬畏神和对后世的恐惧是人类追求幸福与快乐的障碍，哲学的任务是通过观察和理性将人们从超自然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参见《西方哲学史》英文版)无怪乎，伊壁鸿鲁这一名字在西方人的辞典里早已成了“享乐主义”的同义词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则继承了洛克的感觉论，在将功利主义变成哲学体系的同时，提出了其人生哲学的基本框架——“自爱一利益一幸福”。即以“自爱”为核心的利己主义，以“利益”为动力的价值取向，和以幸福为归宿的目的追求。他认为：“趋乐避苦的‘肉体感受性’这一生物本性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唯一原则和原初动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基于对自己的爱。

   人之所以贪图名誉地位，是因为人要求自己幸福。对于获得幸福的力量和手段的爱，在人身上必然与自爱相联系。人之所以爱权利，因为权利可以强迫他人为自己效力，可以扩大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因此，以爱幸福为基础的对于权力的爱好，乃是人们一切欲望的共同对象。”(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这种观点后来到了尼采手里发展成了“权力意志”论。它和儒家“劳心者治人”的权欲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爱尔维斯还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利益支配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和各种判断。”“如果说自然界服从运动的规律，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利益永远是评定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裁判官。”(同上)这又和中国古代法家的“利益”主张是何其相似。

   在幸福问题上，爱尔维斯和伊壁鸿鲁一样首先反对神和后世的存在，认为宗教和神学是违背人的本性、意志和理性的，人们必须抛弃“天堂幸福论”，珍惜现世的幸福和欢乐。他说：“一个旅客是不会叫人修理他只住一宿的客栈的墙壁。”(向上)意为人应把现世生活看成终极价值之存在。当然，在西方传统人生哲学中也不乏一些禁欲主义的主张，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犬儒学派和清教主义等。但享乐主义在古希腊的雅典人文化及现代西方人文化结构中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共同特征是：否定安拉的存在，而将人的物欲视为追求与奋斗的唯一‘目标。古代智者普罗泰戈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高尔吉亚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那最高智慧的虚无。本世纪初的存在主义哲学则发展了普罗泰戈的观点，将自我价值实现看作是生存的唯一方式。如果说，当年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纵欲深恶痛绝，那么，现在正是我们向存在主义人生观挑战的时候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人生观与中西传统人生哲学的差别在于：(1)前者是以认主独一的正确信仰作为人生观的逻辑出发点，而后者是以人本位或灭欲超然的价值观作为人生哲学的起点。(2)前者以今后两世的幸福作为人生目标，而后者则以现世或摆脱现世作为目标指向。(3)前者以坚忍、奋斗和行善作为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而后者却以物欲、权欲的满足或反人性的白戒自律作为生活内容。因此，中西传统人生哲学的导向是：要么鼓励追名逐利，及时行乐，要么倡导超凡脱俗，自我放逐。只有伊斯兰的人生观能协调入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类健康地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