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A. 这是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的年表,
B. 内容包括:
1. 《古兰经》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溯源和概况;
2. 《古兰经》在中国的阿拉伯文手抄本、木刻本、辑录本,各种影印本的出现;
3. 《古兰经》在中国的汉文选译本、全译本、注释本,以及少数民族语文译本的出版、再版情况;
4. 有关《古兰经》研究的论著、专集、翻译之介绍(只限于单行本译着,散篇文章将另外编辑成《有关〈古兰经〉研究文章的报刊索引》);
5. 近年来有关《古兰经》诵读的国内、国际比赛活动的纪录(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性的比赛活动从略);
6.其它有关《古兰经》在中国的信息……
C. 初稿肯定会有遗漏、错误或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以便补充,使它更准确、更有参考价值。谢谢!
公元610——632年(隋炀帝大业六年——唐太宗贞观六年)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奉安拉启示,在阿拉伯半岛(主要是在麦加和麦地那地区)用阿拉伯语陆续传达、公布《古兰经》,并以它作为规范穆斯林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最高指标。这些零星颁布的经文,除在教民中以口授、相传、背诵等方式记忆外,还有司录人员将其记录在兽皮、石片、椰枣叶和家畜肩胛骨上加以保存。
公元632——656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高宗显庆元年)
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在相继就任哈立法的艾布·伯克尔(632——634在位)、欧麦尔(634——644在位)和奥斯曼(644——656在位)时期,对《古兰经》进行汇集、核对、梳理,以口头传诵和文字记录彼此印证,务必求其准确。忠实维护原貌。经过整理、汇集,编定章节次序,终于形成规范、统一的标准定本,即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无一词一字之差的唯一范本。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传播后第一个大食朝贡使来华,史学家多认为这一年应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此后,在唐、宋间,大食朝贡使与穆斯林商贾纷纷来华,相应地将伊斯兰文化和《古兰经》经典与精神传入。而在此之前出入往返的大食胡客蕃商曾经带入《古兰经》之说均不足为据,因为当时《古兰经》尚未汇集。
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
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中概略涉及“大食法”(伊斯兰教义),内容包含《古兰经》精神,如:“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女子出门,必定拥蔽其面。无问贵*,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这是汉语文献中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古兰经》局部内容最早的记载。[按]天宝九年(750年),唐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发生怛逻斯(今哈萨克江布尔)战役,杜环随高仙芝(唐西安四镇节度使)西行,仙芝大败而归,杜环为大食所俘,遂居大食等国12年。宝应元年(762年)附商舶东归,撰《经行记》,系我国记载大食等国伊斯兰教概况最早、最符合实际的第一手材料。可惜原书失传,仅有数则被引用、载于杜佑所著《通典》。
约1255——1259(蒙古宪宗五年——八年)以后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于1929年开始西征。1255年8月,旭烈兀抵撒马尔干,1258年8月,攻陷报达(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大批中央亚细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迁徒到东方,史书称之为“回回人”“色目人”。其中来自萨马尔干的部分穆斯林,即后来与其它民族融合为撒拉族的早期先民,相传撒拉族的祖先阿合莽与尕勒莽两位将军,从萨马尔干用骆驼驮着一部牛皮封面的《古兰经》,来到青海循化(现在是撒拉族自治县)。据说如今完整的保存在该县街子清真寺(青海省第二座大清真寺)的《古兰经》,正是这部有七百多年历史(确切年代暂无考证)的经典,被作为珍贵文物和历史的见证。
1318年(元仁宗延佑五年)
一部中国人用阿拉伯语文书写的《古兰经》手抄本完成,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内。手抄人署名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阿布杜拉哈曼。它虽然不见得中国最早的手抄本,但却是第一部完整保留的手抄本。
1322年(壬戌,元英宗至治二年)
泉州穆斯林艾哈迈德(卒于1321年)的墓碑正面为阿拉伯文、波斯文,背面是汉文。其正面文字阿文第一行即《古兰经》经文第3章第185节中的“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引用马坚译文)这一句。这是《古兰经》语句被镌刻于墓碑的早期的实例之一。
约1552?——1597年(明世宗嘉靖卅一年——神宗万历廿五年)
陕西穆斯林经学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大力兴办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假定胡登洲办学是从“而立之年”30岁开始,故设定为1552年起),“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尔求学焉”,影响极大,并形成一整套经堂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兴旺。在经堂教育的课程设置中,规定《古兰经》及有关经注为必修课。在此之前的穆斯林民间私塾,早有学习《古兰经》的先例。
1724年(甲辰,清仁宗雍正2年)
在穆斯林学者刘智(约1664——1730)脱稿的《天方至圣实录》中,可以查找到《古兰经》三个断章的译文,即:第1、110和103章(分别见《实录》第7、13和15卷)。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对《古兰经》翻译的记载。
同一时期,刘智在其着《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附录的“采辑书目”(前者有45部,后者有40部,其中重复开列者18部,实际有67部)中,开列的有关《古兰经》及经注学书目有:《宝命真经》(《古尔阿尼》)、《噶最真经注》(《特福西尔噶最》)、《咱西德真经注》(《特福西尔咱吸提》)、《大观真经注》(《特福西尔白索义尔》)等,可见在明末清初,有关《古兰经》的大量注释本,已经在中国流传。
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
第一部木刻本阿拉伯文《古兰经》刊刻问世,汉文题为《宝命真经》。这是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1827——1872)建立大理政权后倡议刊刻的,标明是“至圣迁都壹千贰百柒拾柒年”刊行。分装为线装30卷,每卷28或29页,浅蓝色布面裱糊硬壳精装。同治十一(1872)年,经版毁于战火,但该本仍有少量几部得以保存。
1874年(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有署名为汉南马晋锡编印的《赫厅》木刻本问世。
1882年(清德宗光绪八年)
由余海亭编《汉字赫厅》刻本传世。该书为音译本,无汉文翻译或解释。
1887年(清德宗光绪十三年)
马玉书译解的《经汉注讲黑听》刊刻问世。
1895年(清德宗光绪廿一年)
第二本木刻本阿拉伯文《古兰经》问世。系清末伊斯兰教学者马联元(1841——1903)在云南玉溪倡导刊刻,标明是“至圣迁都一千三百一十三年”告竣。全部刻板耗资白银八千五百两,由省内外穆斯林捐助。经文由穆斯林书法家田家培(1870——1944)书写,字体雄键清丽。是流通全国的木刻版本,原刻本在昆明南城清真寺全部珍存至今。经过清理,全经30卷木刻板共计1772片(另一说为1946片),页面3543页(另一说为3576页),完整无缺。
1899年(清德宗光绪廿五年)
马联元(字致本)的《孩听译解》木刻本在昆明出版。这是根据在中国流传的一部题为“孩提母·古拉尼”的《古兰经》节选本翻译的。这节选本,习惯上简称为《孩听》、《亥帖》、《赫听》等,在我国已流传数百年,不知是何人所选。
同年,镇江西大寺亦有类似的《孩提》印刷本。
约在此前后,即光绪末季,一部精致的《古兰经》阿拉伯文手抄本,完整无缺地保存在北京海定区主要是满族聚居区的蓝靛厂清真寺内。该寺还珍藏着阿拉伯文库法体的砖雕,说明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在此传播已久,曾经兴旺一时。
1910年(清宣统三年)
希吉来历1328年,新疆的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肉孜阿訇的倡议和支持下,完成《古兰经译注》,据从阿拉伯文译为维吾尔文的古兰经选本作注释。此维吾尔文手抄本,由新疆博物馆珍藏。
1919年(民国八年)
4月,杨敬修的汉字音译本《亥帖译音》由上海老北门穿心街清真寺内秀真精舍刻印。译文夹杂着大量经堂语。系直排木刻线装本,共26页。马魁麟、杨德元译本《宝命真经》刊行。
1921年(民国十年)
杨敬修翻译的古兰文选《亥帖注解》由上海老北门穿心街清真寺内秀真精舍刻印。本刻线装本,共244页。
1924年(民国十三年)
李廷相译注的《天经译解》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内容为《古兰经》第一章及第二章中的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