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主流的力量有多大 （一）

一

        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他们的民族文化除了从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

        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

        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

        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

        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

         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

        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

         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