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中的回族女子
艾芜的短篇小说《月夜》创作于1948年，发表于1961年的《四川文学》上，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小说集《南行记》第二个改版本中。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艾芜因为受到“劳工神圣”宣传的影响，加以逃避包办婚姻等因素，促成了他由川人滇、随后去向南洋的漂泊之旅。《月夜》所记录、描写的行程，大约是他从昆明往云南西部、进人中缅交界的克钦山地区一线。小说主要写到了一个回族女子形象。
这个短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多声现象”或“杂语现象”。巴赫金在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关于小说体裁、修辞风格、形象体系等的理论，也就是“多声现象”；在一部小说中，多种声音并存，多种价值共生，在相互对峙、碰撞、冲突中，映现了自身和对方，“不同声音的对话，直接来自不同‘语
言’的社会性对话”,它们(话语)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
尽管巴赫金的“多声现象”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篇小说修辞、风格以及形象体系，但我们在艾芜的这个短篇小说中，同样发现它存在着多声杂语现象——有三个人物，三种声音，三种价值。一个是叙事者，另一个流浪汉名叫吴大林，第三个是回族女子。
这三个人物形象各自反映在对方的视野中。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在这种多声杂语现象中那个回族女子形象，特别是在叙事主人公视野中表现出的她的形象。
小说以“空间旅行”的方式展开它的故事情节。叙事者同他新结识的伙伴吴大林，在一个月夜走人山谷的密林中，希望遇见人家，求得一张木床可睡，得到一顿粗荞粑可吃。
小说先描写了山谷外围的景象：
“起初山谷里起着一层白蒙蒙的光雾，要不是有着下去的小路，几乎会使人疑惑，那下面怕会是一个深水的湖。继后便慢慢看出在光雾中间，有稀稀疏疏的黑色阴影，朦朦胧胧地现了出来，光景极像湖面上的一些小小岛子。我们推测大概是些树子，觉得下山的路不多了，便很是愉快起来。菌子、艾蒿的气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渐渐闻得着了。完全下到谷底，一些黑森森的树子，投射出巨大的阴影，参差不一地映在月光照得惨白的地上。”
这荒凉的山谷里，似乎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但在密密的森林中，却传来了狗吠声。这里住着一户回族人家。小说描写了森林中心的一处住所：
“约莫走到林子中心的时候，月光照着的空地，一大片地现了出来，仿佛洞走完了，又看见洞外一样。但我们却不能走进空地去，因为进口地方，竖起一座木栅门，关得紧紧的，只能望得见里面。空地那边，立起一排茅草房子，低低地伏在月光底下。好些狗的声音，就从茅屋里面传了出来，另一只狗则在空地上，直对我们吠。屋顶的茅草，一片灰白。另外有一座瓦房，则投出浓黑的阴影。”
屋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子，她们的家人、亲属也即那些“回族武士”们还没有回来。附近还有一些回族人家。
两个流浪汉的投宿请求遭到屋内年轻的回族女子的峻拒，因为这里“不留汉教的人”。当吴大林谎称他们是某某中学的学生时，女子虽仍显疑虑，“语气却柔和多了，不像刚才那样严厉、不耐烦、且有些生气的样子”，她答应提供给他们食物，但留宿甚至在树林里过夜都是决然不行的。
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了叙事者视野中的回族女子。关于小说的叙事者，需要作一点说明。他是一个不久前离开学校并开始浪迹于社会的年轻人，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家艾芜本人的影子。叙事者与吴大林不同，吴是简单的，他所渴望得到的仅是一顿夜餐，而叙事者的感情世界与精神世界要细腻得多；吴不会去观察，叙事者则很敏感，当女子“用她黑溜溜的眼球”观察他们时，她的形象也呈现在叙事者的眼中了：
“看她的年纪，只不过十八九岁光景，脸子黑里带红，有着刚健的美丽，两只不粗不细的眉毛，和一双极有光芒的眼睛，显出她很聪明，却又有点野性未驯的样儿。身材不高不矮，穿着一身青湖绉的短衣和长裤，足底下登一双木拖鞋。手上捏了一支短枪，枪筒在火光的照耀中，乌黑发亮，使我们略微感到了恐惧；但因她究竟是个女子，而且除了老婆子而外又只是她一个人，我们也就安安静静，让她观察。”
女子终于同意二人进屋，并令老婆子端出一大盘馒头和一碗熟牛肉招待。叙事者看到屋中的陈设和装饰：
“我们随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点起油灯，看摆设的桌椅板凳，漆得黑油油的，只是一处屋角落里，木架子上重重叠叠放了十几个簸箕。屋子正中的壁上，悬挂一幅很大的画像，有三尺来高，腰间佩一把长刀，宛如一个将军一般。纸色旧而且黄了，但画中的人物样子，却极有神采，威风凛凛地望着我们，仿佛就要开口骂人一样。画像顶上横起两行字，不是中文，却是一点一弯的像是回教徒的文
字。屋子里有股浓烈的气味，闻着有些闷人。”
小说情节在二人再次请求留宿问题上，有了一个冲突性、戏剧化的展开。女子以“你们是汉教人”为由，坚决拒绝；吴大林则以“我们是读书人”作为身份证明，以为即使女子家的老太爷回来，看在读书人的面上，定会留他们过一夜的。尽管对话是在女子与吴大林之间进行，叙事者没有加入，但他并非身在局外，因为二人的对话正是统摄在他的视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