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谁狂

　　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有的行为悖谬，举止异于常人，有的语言张狂，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有的木讷寡言，欲说的话集于胸而不能发诸于外，有的则似乎看惯了秋月春风，犹如置身世外，笑堪红尘烟雨。他们要么偏安一隅，自得其乐；要么特立独行，无所顾忌。他们往往有大智慧，有如参悟了禅理的淡然和洒脱。他们有点儿孤行气傲，淤泥难染，有点儿高高在上，对凡尘持俯视态度。他们能坐拥百城，思想深邃而渺远，但又常常独处茕茕，一怀寂寞。

　　寂寞者，大凡有两种：一是甘于寂寞。胸藏万壑，自然难纳俗气。他们或博览群书，嗜书几近成痴；或醉心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仰观天上云卷云舒，笑看人间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例如钱钟书、柯云路、陈景润。一是不得不寂寞。他们有的是在处世碰壁以后的回归，他们心高气壮，但又无力回天，只好躲进小楼，不管冬夏与春秋。例如陶渊明。有的则是因为性格、生活等原因导致个性偏执，心情抑郁，难与人相处。有的甚至忧思成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释放，很可能走极端。例如梵高，海子，就是个例的典型。

　　钱钟书是国内外公认的奇才，他的著作被称为“天下奇书”，国内学者称其为“当代中国的昆仑高峰之一”。他安于淡泊、甘于寂寞；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他博览众书，手不释卷；他才气博深，聪明睿智；他狂狷傲气，痴心难改。他国学、西学、外语无不精通，创作、文史，研究集于一身；他的著作东西贯通，包罗万象。

　　他名满天下，却不愿交游。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有一些“钟书迷”慕名而来，他也是托病推辞。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可见他名望之高。1991年全国十多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拟拍钱钟书，却被婉拒。有人告诉他，拍片将酬谢一笔钱，钱先生淡淡一笑，幽默地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会迷信这些东西吗？”

　　柯云路在1980年创作的处女作《三千万》曾获当年短篇小说一等奖，1984年《新星》出版，1986年改编成电视剧。这个八十年代的名作家，可以说是文坛上最孤立的一个人。二十多年来，他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应酬文坛，不参与政治，不参加作协代表大会，不参加任何评奖、评职称、选举等活动，不写一个字的商业文字。

　　陈景润是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对数学的爱好达到了痴恋的程度。他潜心钻研数学，喜欢独来独往、闭门思考。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1966年5月，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1973年，他发表的著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可就是这样一个知名的数学家，他的生活却极为简单，学不会照顾自己，从小就受人欺侮，内心孤独，常常自言自语，不修边幅，加上他少与人交往，被人称为“怪人”。

　　如果钱钟书做不到如此坚忍，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又怎能让人叹为观止？富贵于他如浮云，他来自于人世，却没融入到尘世间，似乎站在人生的边上，象一位智者，手持纸扇，淡看风起云逝，日升月落。柯云路则是文坛另类，当众人汲汲于名利东奔西走时，他却蜗居斗室，独衔寥寂。陈景润更是如此，他的一生都是在数学的广漠里踽踽独行，他是长空里的一只孤雁，在单调缺少色彩的流空里飞翔。

　　陶渊明作为东晋诗人，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高傲。作为地方官员，他又不得不去应酬俗务多年。起初，他是为了大济苍生的理想去赴任的。但后来他失望了。他觉得社会的黑暗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他萌生了归隐之心，在当彭泽县令八十一天后，他终于因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下定了决心，授印去职。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他立马收拾东西，归去。结束了他十三年的仕宦生活。从此，他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把官场比作樊笼，认为自己是从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平常日子，他壶觞自酌，涉园成趣，植杖耘耔，矫首遐观，或登东皋以舒啸，或临清流而赋诗。安常处顺，怡然自得。

　　陶渊明既是自甘寂寞，又是不得不寂寞者。当他想为国效力之时，看到的却是忠良被害，以权谋私的黑暗与丑恶。当他任县令时，却时常要应酬官场，注重礼节。他满腹经纶，却要折腰于乡里小儿。这些岂是清廉高傲的陶渊明所能做到的？与其在官场委曲求全，不如辞官去职，得一身自由！

　　作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梵高曾不被人理解。他家庭贫困，恋爱多次受挫，生活艰难，精神抑郁，没有谋生能力，但对艺术，对画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理解力。他的一生似乎专为创作而生。他有间歇性精神病，与艺术家高更相识后多次争吵，在一次争吵后梵高曾自割左耳。曾自愿进圣雷米之精神病院治疗。1888年他创作《乌鸦群飞的麦田》，这幅作品好像是一幅色彩和线条组成的无言绝命书。就在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块麦田对着自己的心开了一枪，结束了他年仅三十七岁的生命。

　　海子的思想更是让人捉摸不透，一个名牌学校的大学生，何以会将他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二十五岁的轮回里。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这在当时是让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啊。可是他却在1989年3月26日选择山海关卧轨自杀了。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他的诗歌生涯也只有短短七年，但他却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他十分贫穷，生活极为简单，在他的房子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困、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海子是敏感的，但他又是孤独的。在去世前，他常常想到死亡，对于他来说，死亡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向往。他在1987年创作的一首诗里就曾这样写到：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梵高专注于艺术，除了他的画画，他似乎一无所能；海子专注于诗歌，除了他的诗歌，他似乎无所适从。他们是天才、奇才，又是怪才，他们把生命定格在燃烧的青春里，而且是争分夺秒的燃烧，然后突然爆炸。对于生活而言，他们还是蠢才。他们生活能力低下，他们的生活状况简单、随便，甚至被他们自己忽略。他们怪，怪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们狂，狂得可以扼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蠢，却蠢出了辉煌。他们是寂寞的，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也许这也成了他们寂寞的理由？

　　章太炎曾经有段看似奇怪的言论：“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无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者，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所以他曾被人称为“疯子”。而且他也跟梵高海子一样，除了做学问，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出门常常找不着家，他不明钱为何物，晚年除了教书育人，别的毫无兴趣。但他又跟梵高海子不同，他不会想到自杀，他只是把心思全部用在了社会的改良和做学问上。

　　想想钱钟书，陈景润，想想梵高、海子，觉得章太炎的话也不无道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譬如一堆粮食，如果在这个地方放置多了，那么在其它地方就少了。他们有的不知变通，有的不明世故，有的不辨方向。但并不是他们全都不懂，其中大多数恐怕还是因为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太投入，而不愿去懂吧。大凡有成就者，莫不是专注于研究的典范。思维独特者，敢干创新者，其行为必异于常人，其语言也较少有语言的规范。

　　狄德罗说：“精神的浩瀚，想象的丰富，心灵的活跃：就是天才。”他们是人类中特殊的一群，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是“奇”人，“狂”人，“怪”人，甚至在我们许多正常人看来，他们中有的人还够得上是“蠢”人。但他们确实是天才，如果人类少了他们，又将少了多少丰富我们精神的食粮？甚至将延缓多少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为谁狂？他们用行动给了我们答案。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想，只要创作出了传世的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要完成了其中任何一种，那么，不管他属于哪一种人，行为和思想狂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应该记住他，尊重他。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