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回族同事王仲猷

       在鲁迅交往的同事和朋友中，王仲猷大概是唯一的一位回族人士。
       王仲猷名丕谟，河北通县人。他的父亲王治增（1853—1912），曾做过清朝的官员，后因不满于官宦风气愤而辞职，回乡秘密宣传革命，成为当地革命组织“铁血团”的领导者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王治增与同盟会遥相呼应，计划在通州举义，但因叛徒告密被捕，慷慨就义。受王治增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子丕显、丕谟、丕丞，也先后加入了铁血团。在通州起义之前，王仲猷受父亲的派遣，到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接洽，负责联络工作，因而幸免于难。后来，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社会教育家、活动家张子文创办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王仲猷担任文书部长。
       王仲猷是鲁迅在临时政府教育部的同事，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十多年。鲁迅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任佥事。王仲猷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兼教育部阅览室主任，后又兼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通俗研究会会计、干事等。在《鲁迅日记》中，有十四五处记有他与王仲猷的来往。从中可以看出，在教育部工作的两三年，他们之间交往较多，其后近八年却没有任何记载，再后来的两三年中又有了较多的往来。从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鲁迅日记》最早记载的是关于王仲猷结婚的事：
       1913年10月30日
       王仲猷将结婚，贺二元。
       1913年11月2日
       午后王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仪式为之。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无形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王仲猷从小生活在一个回族家庭，他还担任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组织的社会职务，自然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传统礼仪和习俗；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是政府的一位高级公务员，必然会接受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希望能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倡导作用。因此，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王仲猷的婚礼，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闻之一。1913年10月31日的《爱国文化报》报道了王仲猷将要举行婚礼的消息：
       教育部主事王仲猷君，本是清真教人，不但品行兼优，且于回教之发达很有大宏愿力，现在回教俱进会为文牍干事。日前与鲜女士（按：系回族）定婚。因提倡婚嫁起见，拟按着本教教规，参照新式婚礼，制定一完善礼节，以为社会之倡。
鲁迅很少参加婚礼这类活动，但鉴于王仲猷是回族人，他的婚礼“按着本教教规，参照新式婚礼，制定一完善礼节”，所以极有兴趣地“往观”这旨在“为社会之倡”的婚礼，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爱国文化报》报道，1913年11月2日举行的王仲猷的婚礼，由张子文先生证婚，他依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民族风俗，用阿拉伯文致训词，掷喜果，并实行拿手礼；另外又参照新式婚礼，添加了奏乐仪式，朗读汉文祝词，由两位新人向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还有双方父母及有关亲人行鞠躬礼。这种新的婚礼仪式，据称“此事为清真教改良婚礼之创举，各界男女志士，皆欲望其风采，觇其仪注。是日前往参观者甚多，欢呼赞美，极一时之盛。”
       事后，王仲猷为了答谢他的同事，还专门请他们吃饭。《鲁迅日记》1913年12月18日记载：“晚王仲猷邀饮于华宾馆，席中皆同事。”
       自鲁迅1912年5月随教育部到北京，他在八年间一直住在绍兴会馆。1919年8月，他买了公用库八道湾房屋，与二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后来又把母亲及三弟周建人从绍兴搬到北京同住。1923年7月中旬，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到8月初他不得不带着妻子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暂住。考虑到母亲也想搬出八道湾与他住在一起，此后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中，鲁迅为了购买比较合适的房子，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处看房子、修房子和办理各种手续，为此他还累得患了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