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物志附录之八 碑传题跋酬赠 十 马 雄

　　马 雄    文一篇

　　柳州伊斯兰与马雄
　
　　白寿彝

　　1938年12月自桂林赴昆明，在柳州候车耽搁了一个多月。因就便访问柳州伊斯兰的史实，成《柳州回教考》一文1939年12月，在课余修改旧作，改题今名。柳州翁永修阿洪为本文提供了不少资料，后来发表在《西南边疆》第九期。

　　作者记1982年4月
　　
　　一    伊斯兰之传入柳州 

　　伊斯兰之初传柳州，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记载或别种资料说，尚不能确定是在甚么时候。我们现在只可以说，在规末年。伊斯兰大概已经传到柳州了。

　　民国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记》"盖闻吾柳之有礼拜寺，乃始于有明中叶”案此记尚未上石，原稿存柳州潭中路回教礼拜堂中。其撰作时期过近，不能据以为证。

　　较早之记载，为上述礼拜堂所存之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大殿碑记》，内有云“柳郡城内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传创自前明。”既有清真寺，当已有伊斯兰。然此碑之制作时期，去明崇祯末年 (1644年)亦有二百三十九年，且碑文自称“相传”，已非肯定的话。所以此碑之作证能力亦甚薄弱。

　　更早之记载产拜堂中尚存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邓尚义、杨青共立之碑，有云卜"柳郡在前用时，  （回）民人烟寥寥。迨我朝仁育百余年，生告日繁，至二百余户。此碑较前碑早一百一十二年，去明之末年仅一百计九年。为时尚不甚远.且二百余户伊斯兰人在柳州的定居，如非有特别原因，则一百三十年的逐渐汇合繁殖，恐怕也是需要的。所以，此碑所记，大致可以相信。

　　另外，我觉得桂林《白氏宗谱》所记，更为重要。据宗谱，伯笃鲁丁之孙永龄，携兄弟永清、永秀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游宦粤西，逐在桂林落籍,而永秀之后繁昌特甚。依此，则在洪武十三年，已有伊斯兰人伯氏 (即白氏）定居桂林。此时，随伯氏游宦。粤西之伊斯兰人及继伯氏而来桂林之伊斯兰人。一当大有人在。所以,在明代中叶。伊斯兰人能在桂林西门外建筑一个规模宏大的清真寺；而清真寺中的礼拜堂竟能容纳五百左右的人作瞻礼之用。自洪武十三年到明崇祯末年，桂林的伊斯兰至少已有二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以柳州 在广西的交通地位, 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桂林柳州间之水陆交通的便利说，在这二百五六十年的长时期时，桂林的伊斯兰人因为经商，因为游宦；因为军职而往来于桂林柳州之间厂以致逐渐有向柳州移居的伊斯兰 人。应该是一件很自然赠。依照这种情形，我们说伊斯兰在明末已入柳州。大概不能算是武断.

　　二 鹧鸪台清真寺

　　与早期柳州伊斯兰有关系的，在传说中只有建筑在柳州东门外的鹧鸪台地方的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据现在柳州父老相传，是建筑在明代的。前引光绪十年《重建大殿碑记》也是这个说法。碑记中所说的城外清真寺，就是指这个寺说的。这个寺在咸丰七年(1857年)因李文茂之乱，连同柳州东门外的  繁盛区域，一概被焚。事后一直没有人来重建。这寺的旧地，也于民国二十六年卖掉。现在想找到这寺的一片  残碑都不可得。旁的记载更是没有。我们如想决定这寺是否明代所建，是很困难的.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寺虽不必是明代所建，但尽是柳州伊斯兰初期的建筑。我的理由，约有两点。第一点从明末伊斯兰之传入柳州，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城内清真寺之筹建。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光景。在这三十年中，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是可以建筑一个清真寺的。第二，以鹧鸪台清真寺的位置来说，是正建筑在旧日的商业区域。出了寺的大门，就是柳江的一个码头。在码头对过，正是通桂林的驿道。据《柳江县志》，在这个码头和驿道中间，原来还设有官渡船。鹧鸪台清真寺正建筑在这个水陆交叉的某点上。似是初来柳州的伊斯兰人为往来柳州的教胞之方便而设。这寺建筑的时候，大概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还很少，或者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虽已相当地多，但大体上都住在东门外的商业区而多半是作生意的人。依这两点而论，鹧鸪台清真寺之为柳州伊斯兰的初期建筑，似尚近实。

　　三 马  雄

　　以切节所说，都可说是柳州伊斯兰之传说时期的事情。柳州伊斯兰之开始有正确的记载，是在康熙年间。柳州伊斯兰之开始有较巩固的基础，也是在康熙年间。在这时候作这种建基事业的，是马雄。

　　马雄是陕西固原人，见柳州柳侯公园内之《广西提督碑》。《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六，康熙十五年九月辛巳下，图海奏："原任广西提督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 此亦见雄为固原人。

　　马雄先在广西任总兵，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继线国安为提督。《清史稿》列传二六一，《吴三桂传》“李定国陷桂林，…·国安与总兵马雄，全节力战,复桂林，走定国”。又：〔慷熙〕十二年，三桂反，上授（孙）延龄抚蛮将军，起国安都统。时节亦前卒。雄代国安为提督"此均可见雄之宦历。《清史稿》说线国安。提督时驻南？但柳州的提督碑有雄的姓名，且雄在此年以后之活动见于《方略》、《史稿》及柳州礼拜堂之各碑者，均以柳州为中心，似雄继任提督时,即驻于柳州。这时正值吴三桂叛清，柳州在当时军事地位上的重要是远过于南宁的。

　　雄继任提督后，在广西的军事地位大为提高。，他对于当时广西军事全局，大有举足轻重之势。清圣祖深知道这一点，所以虽有人向他告密说雄有“谋为不轨”的事。但他总还是想用政治的手腕去拢络。他于康熙十三年五月，谕雄，说这是逆贼的巧计，要离间君臣①。但是雄完全不听这一套话。这道谕旨颁下，后四个月，九月间，雄竟然公开地跑到吴三桂那边去了。当时两广总督金光祖奏：“广西提督马雄、江左总兵官郭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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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略》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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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全省变动”(1)。十月，光祖又奏：“广西全省变动，贼势愈炽。入粤大兵应取道南雄，星驰赴或(2)。十四年个一月。光祖再奏：“叛镇马雄同滇贼王宏勋等至高州,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乞添发大兵前来应援”(3)。十二月；平南亲王尚可喜奏"逆叛刘进忠勾引郑锦人潮，祖泽清勾引马雄至高，雷廉失守。粤东十郡，竞朱其四…事势危急，路为甚"(4)雄对清廷的叛变，不只已改变广西全省的战局，并且更给广东以极大的威胁。雄的兵力所届，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样子。   清廷军队，既对马雄没有办法，于是这位圣祖又打算从政治方面想办法。康熙十五年(1667年)九月。派雄于马承先。马承霄持雄母书赴雄处招降。(5)十二月又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去招抚，给雄的渝旨说：“尔世受国思，劳绩素著，镇守西粤。绥鹏疆。自吴三桂、孙延龄二逆反叛，整兵防御，力保孤城，邀执伪差，矢心报国。尔之忠贞。朕久已洞悉。后缘贼氛逼近，援绝势单，当力难拒守之时，暂为尔自全之计。推原情事。谅非本怀.…似尔掳忠有素，简任多年，追溯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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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略》卷九。　　　　　　　　　　　　　　　　　　　　　　　　　　　　　　　　　　　　　　　(2)《方略》卷十。　　　　　　　　　　　　　　　　　　　　　　　　　　　　　　　　　　　　　　　　(3)《方略》卷十九。　　　　　　　　　　　　　　　　　　　　　　　　　　　　　　　　　　　　　　　(4)《方略》卷二十，康熙《东华录》卷十六。　　　　　　　　　　　　　　　　　　　　　　　　　　　(5)《方略》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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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够恻.今特颁专赦。宣谕朕意。尔果翻然悔悟，弃逆效顺，将尔挤已往之罪。并所属官员兵, 悉行赦免，照旧录用。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从优议叙，尔其勉励忠典,无怀疑惧,以负朕笃念勋旧至念。①在这道谕旨里,圣祖盼雄速受招抚之意。跃然如见一他的意思,思简直氏说。只要你肯受招抚。一切无不可通融办理。雄在当时战局中地位之重要更可因此而益彰了。但这次招抚的使臣尚未到嘟前,而尽雄已经病死。死的时期。据《方略》 卷三十六,是在康熙十七年年．(1678年)。死的地点，份《清史稿·吴三桂传》是在雄容雄死后，遗体似运回柳州小故赚三十四．年马化群《重修清真寺碑文说他的灵枢安后于柳州城内清；真寺之左。

　　以上所述，为我们现在所仅知道的关于马雄个人的事迹。就这些事迹来说人物脱柳州道死,一直是柳州的一个最要紧的人物。紧点使马雄对柳州伊斯兰的设施沁有不少的方便。

　　四   城内清真烦鹏与马雄

　　柳州清真寺．向棚内寺．城外寺之分。城外专就是鹧鸪台清真寺。城内寺就是现在潭中路回教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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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略》卷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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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内寺，据传说, 也是建筑在明代小光绪十年《重建大殿碑》记：“柳郡城内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传创自前明"民国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记“盖闻吾柳之有清真寺乃始于有明中叶。当创造伊始，一建于东关外鹧鸪台，一建北门内邮街。这两碑的话就是依据这种传说写的。但这个澜之不可靠, 甚为显然。现在寺内分明有一块康熙三十四年的碑。碑文末尾附刻有寺基原契全文。契文上所开地址，正是现在的寺址。契文上所记的事由。是"情愿卖断与乡老马一龙。张应海、姚正祖、马一明、段君捷等储真寺”，“身后仅凭买主兴工起造”。契文末尾年月,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据这三点看来，是聪熙十一针月十九。日才开始有了这寺的寺基，才开始有原业主声明“情愿断卖作清真寺”，才开始有在这块基地上“兴工起造”清真寺之可能。在明代“如何会在这里有一的所专呢？

　　自康熙十一年把寺基置下后，原买地基人似一时尚没有能力“兴工起造”，或者虽经兴工起造，而规模甚为简陋。不久．马雄即在柳州作了提督，一所新的清真寺便在他手里创建起来。康熙三十四年碑说：清真寺者，系原钦爷。（命)马大老爷驻镇龙城（柳州）率吾教人捐资创建，阐扬正道，朝夕礼祝之所也"此碑之立，去雄之死，不过十七年，其言自属可信.道光十三年、《重修讲堂记》说这寺是“经公爵军门马公重建”；殊与寺斯契及康熙三十四年碑不合．马 始在提督对正是置购寺基的第二年。马雄死时，是置购寺款第七年。在短短的几年中。柳州既未经重大之骚乱,如何会于创建之外再来一次重建呢?

　　马雄所创建的这所寺,酷相当宏大。所以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时。寺毁于火工而康熙三十四年重修时,会有欲伤旧址定建造现能”之语①      　　　　　　　　　　　　　　　　　　　　　　　　　　　　　　
　
　　这寺的创建年丹一不能确定但我们既知这寺是雄建,则这寺创建时期应当在雄初住提督之后，死亡之前人瞰康熙十二年至十牌之间。这寺的创建，是柳州城内有清真寺之始.到了现  在，不只没有别的寺来代替它，而且它反而成了柳州全境唯一的清真寺。

　　五 窑埠村回教坟山与马雄

　　柳州伊斯兰人的公共墓地，依我们所知，共有三 处。一处在城东柳江西岸窑鹄村。一处在城北约一里之  观音阁。以处在城北五里路的黄村。观音阁墓地，置于道光末年。民国十六年。这块墓地为公路局不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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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重修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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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部分。二十五年，当局又以建筑公共礼堂的名义收用了另外的一部分。黄村墓胁，经林用和手，，置于光绪末年 近三十年教顾亡者多葬此处这两处墓购历史都很近，且规模不大。其规模颇大且历史始者,只有害埠村一处。这一处的墓地。大家都叫它作回教坟山。在靠近这处墓地的山岩上也是有"回教坟山"四个一尺见方的大字深深地刻着的。

　　所谓“回教坟山”的这块墓地,面积甚大,墓地西南角有经亭一座。下层以青石砌成。有拱形门洞。有高尺许的石版作门限。洞顶有容纳门枢的圆孔两个，显见当初有两门之设.门洞内有石阶可至上层。上层原有木质建筑，久已倾记，被人拆去,门洞前，上方嵌有石额，一大书嘴观”一二字，时期为"丁已年东月吉旦"东北角也有经亭一。形制相同，惟无资题。

　　墓地周围，大体上有小狭径环绕，墓地西南部与东北部间亦有一小晓。翻内所葬。约在万家左右，墓碑之现存者约有二千左右。

　　这处墓地的历史，许多人都相信始又明末．但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只能说这处墓地在康熙年间已经有了少并且是在康熙十六年而大具规模的。我们在这处墓地观见到的墓碑、最早的四个。

　　一“周故显考唐分之墓，原命生于甲戌年，殁于周四年八月三十日，”

　　二“明故父刘公讳天瑞之墓。不幸于了已年一月初一日辰时在家因病逝世。戊午年七月十八日。学男长光。

　　三“明故显考欧阳讳信之墓。原命生戊申年正月初二日戌时股子游年七月初六日时去世。大明昭武年仲冬月初七巳。孝妻龚氏。

　　四"北京宛平县教门撒马公汝林之墓。生于庚午年十月十八日，殁于昭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碑的“周四年”，是康熙十六年,吴三桂林周之第四年也。第二碑的“丁巳”，也是康熙十六年。第三碑第四碑的“戊午”和呷武元年“都是康熙十七年,昭式是吴三桂称帝后的年号。依这四碑所表示的，这地方邮熙十六七年已经是伊斯兰人的公共墓地，故有好几激亡人都聚葬在这里。但在这四墓碑以外方．我们没有见到更早的碑，或别的证据，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测踉熙年间已经有了，而不能断定它是否始于明代。至于一般人以这墓地之始于明，我个人以为，并不一定是根据前辈传说。也许是由于对上列侧墓碑的误解。也许他们见到墓碑上刻有“明故某某”及“大明昭然，，便以为是明代遗物。不知所谓“明故某某”实与死者之死亡时期无关，“大胡昭武”实系“周昭武义。三桂初以恢复明室相号召，而后来却又自己称帝,很容易让当时民众把叩武”的年号误放在“大明”二字之下边的。

　　依经亭建筑时，石额上既称“丁巳”，当也是康熙十六年的丁巳，而创建人。我想也是马雄。在这时候，柳州的伊斯兰人以提督马雄为最有力量。而且这时，马雄为吴三桂作战已三年，他的属下之伊斯兰人当有相当之死亡。同时、城斓真寺方经落成训要落成，这正是他能够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也是他需要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更是他应该测创设城内清真寺的意愿而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我们舍掉这个“丁巳”，实在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丁巳”；我们舍掉马雄，实在也再找不出创建经亭的更适合的人了。

　　依竟亭在墓地西南角有石额的，必是当年墓地的前门,东北角者则是后门。既有前后门二则连系二门之间者，必有围墙。现在环绕墓地之小径也许就是当日围墙的遗址. 有前后门，有围墙，则必有守墓之人司门户启闭及修墓除草与接待经师请役。有守墓者，则墓地上必建有住房，或即住于经亭上。另外,墓地必有常年经费以观墓人及修茸之用。诸如燃的制度，大概在康熙十六年。马雄建亭映附属工程时’，都拟有一定的办法所以上文说，在这一年，这座墓地便大具规模。

　　至于“回教坟山”之称，不知始于何时。但我在乾隆十三年马门吴氏的墓碑上且见到这个名字。说不定这个名字，也是始于康熙年间呢。

　　六 马雄在柳州延瞩伊斯兰名师

　　马雄对柳州伊斯兰之贡献，固在创建城内清真寺及经营回教坟山，但更为重要者，则是延聘许多著名的经师。雄于承前序《清真指南》说：“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粤，戎务之暇，辄与一二师学咨论教典，追研精义。是时，予更龄稚而习闻焉。如秦之李秉旭，越之马明龙义鲁之常永华、李延龄，吴之马君实、马之骐。马承益，粤之皇甫经。中山之舍起云，燕之马化蛟, 渊源实学,道跳真传，东上之不多得者。依此则雄所延聘之著名经师，实在不少。现除李秉旭。马承就人待考外，其他八人之事做细有可征。

　　马明龙，湖北武昌人，著有《醒己省悟》，现有刻本。

　　常永华，或作常辩，名志美。其先为撒马儿干人，后落籍济宁。精波斯文，著有《波斯文法》。，现犹通行南北各处。一永华在近代中国伊斯兰史上的地位甚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伊斯兰的经学中遂渐渐有山东派的产生。《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有他的传。

　　李延龄，名永寿，山东济宁人。弟子马伯良著《教款捷要》，延龄曾为校定。再传弟子刘智，为近代中国伊斯兰史上仅有之大师。

　　马君实，名忠信，江宁人。在康熙、乾隆时，与马明龙齐名，著有《天方卫真要略》一书，有汉中马大恩刻本、龙州马鼎元刻本。

　　马之骐。字仲敏，江宁人，与《清真指南》著者过从甚密，曾为注参定《指南》八卷。

　　皇甫经,广东人，曾在湖南任经师。有送马注诗见《清真指南》卷首。

　　舍起云。山西人，对伊斯兰鳅和中国经史的造诣都很深。曾就中国伊斯兰通行之拜诵婚丧诸礼节，订正其不合时宜或经典者十八条。大为一般人所诉病。但起．云自行所见，不为浮言所动，而追随他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起云有传，见《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

　　马化故，曾任北京经师。化蛟有送马注诗，见《清真指南》卷首。

　　马雄延聘了这些著名的经师到柳州来，可以想见当时柳州伊斯兰讲学之风甚盛。这给予柳州伊斯兰人的影响，当不在小。而他之能崛合起云，也可着出他对于伊斯兰是具有比较开明的态度的。这对于当时的柳州伊斯兰人或不能不发生一点作用。可惜文献过于缺乏，现在我们对于当时的详细情形,已不能知道了．

　　七 马雄死后之柳州伊斯兰 

　　马雄死后后现在止，约二百六十一年。在这二百六十一年中，柳州伊斯兰约经历了三个时期中  。

　　第一个时期，是从马雄死时起到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时止，共二年。在清兵定柳州以前,雄子承前承继了雄的位置，柳州没有甚么受动，柳批伊斯兰的精形大体上当还照旧.  第二时期，是从康熙十姘清兵定柳州时起，到咸丰七年李文茂之乱止，共一百七十七年.清兵定柳州时。对柳州大加破坏，域内清真寺既被毁,柳州伊斯兰人之生计亦大受影响。故康熙三十四年《重建清真寺碑》中尚有“为流离所困”之语。但身康熙三十四年起，先后赖广东人马化潮、提督乌大经、经师社从云、经师伍万春之力，城内清真寺之建筑，一天比一天地整齐。同时，依现存各碑所记之人名及捐款数来看，柳州伊斯兰人的生计也慢慢地好起来，人口也慢慢地增加起来了。乾隆三十七年邓尚义、杨青所立的碑，说这时的伊斯兰人有二百余户在果我们说康熙十九年以前，是柳州伊斯兰的建基时期，我们不妨说这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到了李文茂之乱算是终结。

　　咸丰七年李文茂之乱，柳州元气大为伤损。光绪元年《传信碑》说：“咸丰年间，广西兵乱二十余年，田上荒废，乏人耕种。”当时伊斯兰人之流离失所者，不知有多少人。事定之后，据故老口传，仅四十余户。嗣后，休养生聚，到近年才有一百四十余户。从咸丰七年到现在，约八十二年，可以说是元气迄未恢复。这是柳州伊斯兰的衰落时期，即雄死后之第三时期。

　　综观这三个时期，最近一期自不能及马雄时之盛。第二时期就城内清真寺之建筑及伊斯兰人数目之多说，或比马雄时好些。然无论在这三期中的那一期。我们却还找不出第二个像马雄这样地能在好几方面提倡伊斯兰的人。所以在柳州伊斯兰史上，马雄不只是一个空前的人；而且，算到现在止，也还是一个绝后的人。我们；不说马雄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就或是非，只脚于柳州伊斯兰的功绩，他是值得纪念的。

　　见白寿彝著《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