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表　终身不悔——记民族宗教学专家马启成先生

丁克家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马启成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民族学、宗教学研究专家。退休前,曾历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院(现改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分院党委书记,并长期担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等职务。马老师将自己的大半生精力投身到了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堪称为人师表的楷模;在院系工作方面求真务实,成绩显著;在学术研究领域,孜孜不倦于青灯黄卷之下,硕果累累,成就骄人;在致力学术社会活动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博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由于他成绩突出,“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和奖励。长期以来,他兼任全国性社会群众团体领导职务,特别是担任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期间,对回族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对回族学学科理论建设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可以说,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回族学术文化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之一。马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和良好社会影响,与党的多年教育培养、更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民族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是分不开的。                 

　　一、出身贫苦自强不息                        
   
　　“天下黄河富宁夏”,古老的黄河不仅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也养育了当地回汉各族儿女。1938年10月,马启成先生出生于宁夏吴忠市上桥乡北庄村的一个传统回族家庭。少年时,父母亲就先后去世,家境贫寒,生活处境艰难的他,很早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为基本的生计而忙碌着,不幸的童年,使他过早体验了民间的疾苦和艰辛。受处于时代最底层的父老乡亲的朴实、勤劳和坚忍不拔精神的熏陶和影响,造就了他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可贵品德和奋斗精神。
   
　　 新中国成立不久,当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学习非常刻苦。上中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上初中开始,在当地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他享受了“民族助学金”,一直到中学毕业。每当回顾这段经历,马先生无不动情地说道:“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民族的解放,像我这样出身于贫苦回族家庭的子弟,是不可能上得起学并有书读的……。”1959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由宁夏吴忠中学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攻读民族学、民族史专业,成为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入京上大学的学生之一。5年的大学生活,紧张而充实,先生始终牢记家乡父老的嘱托,在校期间学习刻苦用功,注意在德、智、体、能各方面全 面发展。他博览群书,成绩优秀,并受到了民族学、民族史学科的良好训练,同时受到马列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此外,他还因体育有专长和成绩出色,曾经多次代表学校参加了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充实而丰富的大学学习生活和实际锻炼,为他以后从事民族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年6月,马先生从历史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表现好,经过系领导和学校选拔,留校参加工作。从此,又开始了他人生的新历程。他一如既往,努力工作,自强不息,不断进步,于1975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教书育人为上教学改革并进
   
　　 1964年马先生以“优秀毕业生”留母校任教后,开始在教务处做秘书工作。“文革”当中,他也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文革”结束后,随着科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他与其他同志一样,才重新踏上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在教学岗位上一站就是30多年。在教学上,马老师先后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的本科生主讲回族史志、西北甘宁青地区民族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等课程,后来又陆续开过宗教学概论、中国伊斯兰教概要等新的学科课程。同时,还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公安大学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著名兄弟院校的研究生、进修生和留学生讲授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伊斯兰教史等课程或专题。在系里,他每年超额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师教学工作量。
  
　　从1987年开始,马先生和校内知名回族史专家马寿千先生、林松先生和白崇人先生合作,共同招收、培养民族学专业回族文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多名。从专业研究方向和课程的设置来看,这在当时全国可谓是得风气之先,在兄弟民族院校里别开生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基础知识扎实、实际能力强的高层次回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专门人才,如今,这些人中有的成为民族宗教工作岗位上的栋梁之才,有的成为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经走出国门,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之后,马启成教授个人又单独招收和培养了4届回族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与著名民族史学家杨策教授、白振声教授合作,致力于培养中国近代民族关系方向的研究生多名。另外,按照当年中美文化交流协定,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特委派马先生和著名民族学家陈永龄教授和马寿千先生合作,于1983—1984年指导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杜磊
(DruGladney)来华进修和研究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文化。除了讲授相关课程外,二位先生按进修计划,亲自带领和指导杜磊分别深入中国北方、南方的回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他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做了大量工作。在先生们的精心指导下,杜磊在学业上、理论上进步很大,返回美国后完成了长达6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穆斯林》,并在美国正式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界运用新的族群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研究中国回族穆斯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也成为杜磊在美国人类学界的成名之作,由此杜磊本人对两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充满感激之情,经常执弟子礼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人为师的天职。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无论对本科生、进修生授课,还是指导研究生的学习,马先生都兢兢业业,十分投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他教书育人的指导原则,他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边疆地区,大家能够到首都北京的最高学府学习深造,实为不易。他们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希望,作为人民教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义不容辞,也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一种庄严使命,更不能误人子弟。”出于对学生的负责,先生认真备好每门课程,讲好每节课,并力求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在讲授方法上,他侧重对问题的重点、难点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学生对他的教学效果普遍满意,也赢得同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此外,马先生还以身作则,身教甚于言教,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情操的培养、教育和启发。先生始终认为,教书育人固然非常重要,但重中之重是做人第一,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更是一个学生能否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才的关键。所以,他教育学生在学习、科研上要精益求精,在做人上更要真诚、谦虚和务实,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要有良好的修养和高尚的人格情操。马先生是一位双肩挑的教师,在系、院里既从事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又长期担任本校民族学系和研究院领导。在任10多年期间,他一直主管民族学系、研究院的教学工作,对系、院的教学和科研等各方面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民族学研究院于1993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它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的基础上建立的,集中了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部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翁独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等。1980年研究部改称民族研究所。1986年民族学系与民族研究所合并,“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是民族学系发展的重要时期。1987年民族学系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点,这是全国唯一的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在申请重点学科时,马先生做了大量组织和协调工作,总结经验,如实反映教学情况和建设情况,促使重点学科得以申报成功。与此同时,在申报民族学系博士点时,他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博士点申请成功使得民族学系和研究院的教育水平迅速提升,成为国内培养民族学、人类学高层次人才的国家级重要基地。当初,民族学系建立之始图书资料稀缺,而且比较凌乱。这对于一个重点院系来说是个很大缺憾,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是不利的。在马先生的主持下,多方筹集资金,购进上万册重要图书资料,使资料室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有些图书,校内图书馆也是少有的。例如研究清史和民族文化的大型图书《清实录》,全校只有两套,其中一套就在民族学系资料室。同时,民族学系、所订的相关学科报刊也最全,学科所 需求的新书最多,成为全校图书资料最丰富的系所之一,使用电脑进行教学科研当时在全校也是第一家。将教师推向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充分发挥民族学系、所的人力资源,是马先生担任系主任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他积极上下疏通,为解决教师的职称而四处奔波。多年来,他积极为本系、所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职称问题的解决,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使民族学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三级学术梯队更为完善,年龄结构和层次更趋合理,而且他特别注重对青年后备人才队伍的建设。所以,系、所的许多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对马先生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职称是对教师们的教育水平和业绩的承认。同时,马先生还亲自为一些教师家属的工作安置问题辛苦奔走说情,对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的住宿和工作也很关心,他的这种用精神鼓励人,用感情留住人,稳住人才的工作作风,极大地调动了全系老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
  
　　马先生认为,大学教育不能狭隘、死板、陈旧,应积极主动地跟上形势,拓宽专业口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此,他在任期间,对教学改革非常重视,及时调整课程,加强对学生的基础教育、工作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过硬人才。民族学系的课程设置,正是在马先生的主持下,逐步加以完善和与时俱进的。结合本系老前辈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民族学大家和各位老师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根据民族学专业应用性、实践性强的特点和要求,马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实习这一重要教学环节。为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先生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完善教学实习内容,如设置和加强民族学田野调查课,在民族地区建立稳定的教学实习点,制定具体实习计划(含实习地方、调查内容、方法和步骤、经费筹措)等,把社会作为教学活动的大课堂,组织本系高年级学生深入民族地区实习,取得丰硕成果。如在1986年到1988年间,连续3年与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合作,承担该省“开发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线”的课题,利用暑假组织师生80多人次,走访了全省9个地、州、市约120多个民族村寨,对当地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不久编写出百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拍摄了3000多张资料照片,征集数百件民族节日文化实物,为在当地筹建民族文化博物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组织师生撰写论文20多篇,召开贵州节日文化研讨会,出版《贵州节日文化》一书(约29万字),并协助贵州省文化厅在西安、北京、天津及香港等地,举办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巡回展,前后历时半年之久。在马老师的直接参与和组织下,民族学系的教学实习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学生具有较强的实地调查和田野工作能力,巩固和充实了学生在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把教学实习与民族地区的建设需要相结合,为探索一条高等学校文科专业,特别是民族院校的专业如何开展教学实习的新路子,积累了宝贵而行之有效的经验。由于成绩突出,马先生作为“承担民族地区课题,开展民族学教学实习”集体项目的首席代表,于1989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不仅是中央民族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教学奖项,也是全国民族院校中第一个获得的国家级教学奖,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三、教学促科研科研带教学
   
　　马先生除了搞好教学和院系的领导工作,在认真站好讲台,精心尽力地培养好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的同时,还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积极从事科研工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在民族史、民族学、宗教黄卷地钻研、探讨和思考,著书立说,为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马先生的著述内容丰富,量大面广。现已出版的著作(含合著)有《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民族知识丛书?回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参编著作有《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回族人物志》元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华民族》(华夏出版社,1991年)、《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新疆纵横》(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1年)、《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民族词典》(任分科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世界风情大全》(书海出版社,1991年)、《长城百科全书》(编委,1994年)、《婚姻家庭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10多部著作和工具书。另外,还主编了《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回族史论集———1949—197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文藻纪念文集》(与王庆仁教授合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回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中国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等学术文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或文章约40篇。这些著述既有理论性的,也有综合性的,也有针对学术界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章,涉及回族与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他参加合著的《中华民族》、《伊斯兰与中国文化》、《民族学通论》以及合编的《民族词典》,分别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曾获中央民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此文是中央民族大学自建校以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国家社科界最有权威的刊物上的第一篇论文。马先生博古通今,治学严谨。他的学术历程和成就在学界享有盛誉。回顾和总 结他的科研著述,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一是在民族学界面下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先生是民族史、民族学的科班出身,从大学时代就受到 了良好的学科训练,学科理论基础扎实。所以,他在自己的教学科研中,始终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立足自己的专业,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由我国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通论》,是全国高等院校民族学人类学课程的重点教材,也国家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之一。书中第十八章第四节“宗教与宗教信仰”,由马先生主笔。此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宗教的起源和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原始宗教、古代宗教、近现代宗教的发展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各种宗教形成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马先生的专著《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系统论述了宗教产生、发展的规律及本质,分别阐述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古代萨满教的产生背景、特点,以及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了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是1984年以来,他在民族学系为民族学专业、民族理论专业和文博专业本科生讲授宗教学这门课的讲义基础上加工、润色、修改而成的,是该系的重要教材之一。
  
　　此外,马先生还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颇有研究。如:他撰写的《中国朝鲜族历史传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朝鲜族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朝鲜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马先生在《宁夏黄河水利开发述略》(刊载于兰州大学主办的《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主要分析、论述了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开发黄河的状况和经验教训。该文还详细介绍了宁夏境内各个灌区的历史由来和特点,并针对宁夏地区地理特点,提出科学开发黄河水利具有战略意义,对当代社会如何开发和利用黄河资源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参照作用。此外,马先生撰写的《宁夏南部山区农业基础建设扶贫开发之研究》(1997年)、《中国少数民族的贫困与文化脱贫》(1998年)等调研报告和论文,对回族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发展也有深刻的分析,反映了先生对宁夏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热爱和人文关切,马先生的研究报告也一度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和赞赏。二是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马先生从小就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加上长期从事西北地区民族历史与文化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对这一地区民族宗教史和社会情况,自然比别人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这为他研究伊斯兰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础。研究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是他从事民族学、宗教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长。
  
　　先生于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94年为伊斯兰教研究专家宛耀宾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伊斯兰教》,以及后来参加由著名回族史专家杨怀中和余振贵先生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撰写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等著述中,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伊斯兰教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形成和文化发展产生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中国伊斯兰文化两大系统地域特色,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制度和寺坊制度的形成,清真寺的建制,宗教人物,宗教教育等,都有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揭示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世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异同,显示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风貌和品格。这对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此外,马先生还撰有《简析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载《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音韵铿锵蕴涵美文体译笔风格新———评林松教授的〈古兰经〉韵译》(上海《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穆斯林区域文化研究的佳作———评南文渊教授〈伊斯 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代宗师———纪念马启西先生归真90周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等论文及书评。其中不乏闪现着马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学科相关前沿研究的热切关注。三是对回族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回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和研究队伍的壮大,一个整体性和综合性新兴学科———“回族学”的提出和兴起,日益成为广大回族人民和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呼唤,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丰富壮大的时代需要。马先生是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之一,并为学科的研究、组织、协调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早在1985年,马先生就为《回族简史》修订本撰写了《回回族源与回回人的初期活动》,该文从中国民族史的角度,详细论述和分析了回回民族的名称和族源、产生、形成与发展及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对回回人的早期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华夏大地上的回回民族》(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全面介绍了回族的历史和文化特色,包括回族的科技成就、艺术成就、风俗习惯、近现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等。文章从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大分散、小集中”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格局出发,进行民族史和民族学的描述分析,并运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回族对祖国的历史与文化作过重要的全面的贡献”。
   
　　马先生还参与了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的撰稿工作。他负责撰写了《元代回回政治家兼学者赡思》、《暗都喇、苫思、凯霖》,并点校了《哈散神道碑》等,这些资料为后人研究回族历史人物,提供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此外,马先生还撰有《回族革命烈士马骏》、《甘肃辛亥革命概略》(1991年)等论文,其中《甘肃辛亥革命概略》一文,广征博引,史论结合,对西北甘宁青地区各
民族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全面、深入的阐述,是一篇研究地方史志中颇有见解和深度的学术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回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马先生用力最勤者,莫过于对回族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关心、倡导和身体力行。1998年他为“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建立和发展回族学学科研究刍议》(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及后来与哈正利博士合作撰写的《与时俱进的百年回族研究———二十世纪回族研究述略》(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文中对建立和发展回族学学科的重要意义、回族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研究回族学的方法及其任务等方面都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论证,而且还系统回顾了近百年来回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学者、刊物、研究活动、研究成果。他将回族研究的历史分为起步阶段、丰收阶段、繁荣阶段,全面梳理了近百年来回族研究领域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繁荣祖国社会科学文化事业作出的显著贡献。在《坚持学科理论创新,推动回族学理论新发展》(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马先生认为:“面向21世纪,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广泛需求,作为民族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回族学研究不可能置身于当代社会发展之外。这就要求回族研究工作者要面对社会现实、深入现实,使回族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国家的民族宗教工作实际相结合,把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和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一个以理论研究促进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推动学科理论建设的新局面,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宝库,使回族学走向世界。”文中结合回族学研究现状,对回族学的理论创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回族学学科理论创新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是以新视野和新方法,阐释新情况和新问题;二是理论体系的创新,是指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新范畴,形成新体系;三是理论成果的填补和发展,是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增补、丰富、发展和完善,这种创新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四是理论的推陈和出新,是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扬弃,赋予前人研究成果以当代意义和价值,具有审视和继承意义。”先生的这一见解新颖独特,落地有声。同时,马先生还撰写有《百年沧桑传积学,盛世雄心奔辉煌———代第十二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回族学与21世纪”撰写的会议主题报告》(载《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加强学科体系建设,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代第十三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西部大开发与回族学展望”撰写的会议主题报告》(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以及为中国回族学研究丛书撰写的《回族学论坛?序》等,对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发展中国回族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中国回族学在当前的任务、回族学学术梯队建设、中国回族学会自身建设都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四是为回族学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马先生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他在做好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为中国回族学会的筹备、创建和发展四处奔波,操劳辛苦,不遗余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先生是中国回族学会的创建者、组织者之一。1996年,在新疆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了“中国回族学会(原名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马先生被会议一致推举为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他为学会的正式成立起草章程、撰写申请报告、疏通与有关方面的关系四处奔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历经3年多的不懈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获中国民族学学会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审核批准,并报国家民政部备案,于1998年10月,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分会”,简称中国回族学会。中国回族学会的成立,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回族研究》学刊创办后,推动回族学术文化研究事业发展的又一块丰碑。学会成立后,先生担任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一如既往,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期间,在各地民委和宁夏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先后在北京、南京、宁夏和海南三亚市等地组织举办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及回族学学会年会。先生代学会会长沙明同志主笔起草了这些会议的主题报告及会议文件,包括向各地领导和政府机构提交举办会议申请、与会主要领导的讲话、会议通知、会议经费预算,事无巨细,并主编了每次会议的论文选编和《中国回族学会通讯》4期。任职期间,他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勇于开拓,为中国回族学会的机构和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尽管马先生已经退休,但他依然在关心着回族学研究事业和青年学者的培养。他尤其力倡回族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应该进行理论上、方法上、思想上的综合创新和与时俱进。我们衷心祝愿马先生永葆青春的事业心和进取心,“老马已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