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伏平
回族抗日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是回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研究回族抗日史,不仅能发扬回族人民的优良传统,还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华东(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江西)回族人民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族抗日救亡斗争
华东沿海地区从明代以来就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又加紧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灭绝人性的暴行,使华东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卢沟桥事变”当月,在南京出版的《突厥》杂志4卷7期上,发表了《从九一八谈到卢沟桥事变的重要性》、《告回族青年》等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作殊死斗,还 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1](P190)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和影响下,进行了全面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他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先后3次被捕入狱,但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一大批回族热血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中有李少清、马卓然、李永泽、马文林、彭原、李荣印、马益山、马寅等。他们是一支隐蔽的回族中坚力量,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的坚实基础。他们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活跃在群众中,团结群众,宣传党的主张,争取更多的人士共同抗日。回族售票员李少清,入党以后在英商汽车公司组织了友谊储金会,发展会员300余人,既帮助了生活困难的职工,又团结了广大职工。嗣后,他又发动 群众捐书,办起了图书馆,上级党组织为他们赠送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西行漫纪》《政治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等政治理论书籍,引导一大批青年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马卓然等人组织了话剧团,先后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皇帝与乞丐》、《黎明》等进步话剧。回族司机彭原等人办起了消费合作社,以优惠价格经营职工的生活日用品。同年3月,他被调至难民收容所工作,在难民中开展抗日斗争宣传。回族地下党员马文林1939年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打入法租界巡捕房,以巡捕身份从事党的隐蔽工作。他广交朋友,通过讲故事、讲抗日斗争形势等方式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并在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中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他先后在巡捕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共8人),1940年底建立了法租界巡捕房党支部,马文林任支书,后又陆续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公共租界巡捕房回族党员马益三、新闸巡捕房回族党员张志坚等,他们在团结群众、宣传抗日、支援抗日武装和工人大罢工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2]。上海不少回族青年如丁世贤、沈翠娥、沈瑛、沈洁、李鸿鹏和石磊等离沪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回族梁瑾瑜作为大新公司的第一个党员和第一任支部书记,听从党的安排到苏、常、太地区开展工作,任地方武装常备队队长,1941年任区委书记,在与敌人激战中被俘,英勇牺牲,时年21岁[1](P190)。
1938年,新四军第二师从大别山转战到皖东津浦路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师长谭震林派龚胜、陈先等同志到安徽定远县二龙回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成立了乡政府,建立了工、农、商、青、妇抗日协会。二龙地区回族群众群情激昂,积极为抗日出钱出力,回族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并于同年9月成立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打击土匪恶霸和日寇,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作了准备。1941年,日伪军联合对皖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当敌人进入到周家和时,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给予敌人迎头痛击,使敌未敢深入,为挫败敌人这次联合扫荡打响了第一枪[3]。1942年二龙回民青年自卫队改编扩大为一支独立的回民武装队伍。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1943年春季又组建清真营,下设两个连,90%以上系回民,仍属地方性武装,由正规部队派遣有作战经验的张绍文同志担任营长,二龙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之义(回族)同志担任政治教导员。清真营的建立使二龙回族人民改变了乡勇游击状况,成为正式的人民军队,他们多次袭击敌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而且为正规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1944年春,清真一连、二连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在日伪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多次奇袭成功,先后拔除了5个日伪军碉堡,俘敌100多人,击毙敌人数十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同时,还多次袭击小股日伪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以后小股日伪军再也不敢到处骚扰,清真连的英雄事迹在根据地广为流传[4]。1945年秋,皖东新四军主力奉命北上,清真营一连受命在珠龙桥阻击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付出极大代价,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使新四军顺利转移。后来,随着战斗需要和形势变化,清真营200多人被陆续编入正规部队。
1939年,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部来到江苏六合县竹镇,宣传抗日政策,组织群众,清剿土匪,打击日伪及顽军(指国民党反共的“忠义救国军”及地方民团),逐步巩固了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六合县竹镇清真寺青年阿洪李叔度在共产党领导下曾组建了“回民抗日独立游击大队”,一度曾发展到200余人。曾配合新四军五支队主力,战斗在津浦东南段地区,打击日寇,牵制顽军,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李叔度脱离队伍,而大队里的回族游击战士仍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书写了南京回族战斗集群在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5]。
二、华东回族抗日爱国团体及活动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安徽省分会于1940年2月在阜阳成立后,并先后在合肥、凤台、界首、正阳、洄溜、桐城、焦坡、太和、寿县、临泉、中村、立煌等地组建了回教协会各县支区会。1941年组织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安徽分会,广泛地团结回民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宣传团分赴太和、旧县、涡阳、亳州、界首、杨桥、临泉、阜阳、洄溜、留陵、南照、润河、颍上、凤台、正阳、寿县、六安、合肥、舒城、桐城、岳西、霍山、立煌、洪集、霍邱、中村、焦坡等地,一面调查民情,帮助健全基层组织,一面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各方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6]。宣传团还在学校讲解《我抗战最后胜利之把握及国家对小学生之希望》,以唤起回胞及青少年的抗日热情。
1939年10月25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江西省分会在吉安市成立,刘福元任理事长,1943年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江西省分会”。成立大会上发电慰问抗日将士:“倭寇肆毒中原,赖我前方将士,栉风沐雨,予打击者以打击,气吞河岳,血作长城,陷顽敌于泥沼,屡操胜算之谋,歼强敌于赣湘,弥坚必成之念,举国钦迟,兆民永赖。”并向全国同胞及各报社发出通电,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祸我中华,近复包藏祸心,甘为傀儡,召集伪会,肆厥口言,卑污可耻,罪行昭彰,凡我同胞,稍具血性之伦,莫不同深发指”。表示:“本会救国锄奸,义无反顾,誓率全体同胞,为我国人后盾,灭此朝食,奠我邦基。”[7]江西省分会成立后,积极致力于回胞难民救济工作,曾在吉安组织教民难胞临时招待所,对回族难胞过吉安者,分别予以招待和接济,“流赣教胞,全活甚众”。分会又借吉安谢家祠堂办理难胞栖留所,收留救济难胞[8]。
1939年10月1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在泉州清净寺成立,泉州等地的回民代表以及各界来宾7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张玉光任干事长,并通电讨汪:“际兹严重关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立之时,汪逆精卫,丧心病狂,罪恶滔天,本会代表福建全省数万回民共伸挞讨,务请严处,治其死罪,以正国法。”[9]1940年3月至6月,擅江、陈江、惠安、福州、永安、邵武等地相继成立支会。1940年冬福建省分会成立了福建省回民抗日后援会。抗日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发动回族各界群众捐献寒衣和代金,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和沦陷区的贫苦百姓。全省回族群众踊跃捐输,仅居住在清真寺内的泉州回民10余户就捐募寒(棉)衣40件,代金60元[10],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贡献出了应有的力量。
三、华东回族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爱国行动
抗战期间,上海回族伊斯兰教界爱国人士本着“爱国是伊玛尼”的圣训,以各种形式积极抗日。上海十几座清真寺的阿洪利用每星期五的主麻“聚礼”,向教胞积极宣传抗日,要求教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
日军对上海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战区居民家破业毁,沦为难民。他们扶老携幼,露宿街头,处境极为凄惨,每天都有饥饿而死的难民。当时,安置难民已成为上海最紧迫的问题,是上海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回族伊斯兰教界人士哈德成、达浦生、沙善余、伍特公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办事机构设在浙江路清真寺内。他们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徐汇区清真别墅(即当时日晖清真寺)、蒲柏路小坟山、劳勃生路(今长春路)梅劳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兴公所、青莲街敦化小学等7个回民难民收容所,共收容3000余人,解决了难民的衣、食、住等,还向难民们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为抗日这个总目标服务[2]。回族人士马天英多方募捐,在小沙渡营造了数十排平民屋,并建造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清真寺(即现在的沪西清真寺),解决了一批无家可归的回民的住食问题。
抗战期间,上海回族伊斯兰教界爱国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国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洪”之一的哈德成阿洪积极帮助穆斯林群众和有关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支持回族青年的抗日救国热忱,他利用在各地清真寺的影响和关系,出据证明介绍了一批回族青年奔赴解放区,他的爱国行动在回族人民中留下深刻印象。上海沦陷后,日寇素知哈德成阿洪在回族中的崇高地位,威胁利诱,妄图使他就范,为其所用,但哈德成阿洪决然离开上海,经安徽至陕西、重庆等地,到达云南。在途中,哈德成阿洪应邀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同时号召国内回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日伪继而又“聘请”伊斯兰教学者买俊三阿洪出任,买阿洪得人密告后,不几日就举家离开上海,出走内地,以示不当民族败类的浩然正气。回族人士马吉第,曾任河南地方旅长、陆军十五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安徽省代主席等官职,1937年初离任寓居上海愚园路寓所,“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捐献一万银元支援抗战。汪精卫伪政府多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均被其拒绝。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我国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洪”之一的达浦生阿洪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东各国开展颠倒是非的反华宣传,致使中东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错误认识,焦急万分,决定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近东各国元首云集开罗之际,赴埃及向他们揭露日军侵华真相,进行抗日宣传。他于1938年1月20日乘船到达埃及。当埃及国王接见他时,他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寇之奴隶。”[2]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达浦生阿洪奔赴麦加,利用朝觐机会,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相聚,两次会见了沙特国王伊本•萨特,阐释了中日战争的真相。在伊斯兰世界大会上,达浦生阿洪又向15万与会者介绍了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事迹。他在埃及用了3个月时间撰写了阿拉伯文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共100余页),印发给各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及宣传部门,并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全文发表(连载)。此书被译成印度文、英文,在中东地区引起了重视和关注,赢得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后来达浦生阿洪又不辞辛苦,赴东南亚开展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曾向当地上万名穆斯林先后作了9次演讲报告,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印度人民和穆斯林兄弟的积极声援。达浦生阿洪为抗日宣传在海外奔走了8个月,带着各国穆斯林兄弟对中国穆斯林的友谊和支持,带着各国为抗战捐助的二三十万元,于1938年8月返回到国内,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回族人士马天英等人于民国19年1月和民国29年春,先后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赴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等阿拉伯国家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华侨们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国民军中回族官兵的抗日救亡斗争
淞沪抗战中,1937年10月26日至30日,谢晋元团(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人称“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守在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4天4夜,孤军抗拒数万日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了震惊中外、可歌可泣的一页。回族张秋明是八百壮士的幸存者之一、四行仓库战役最后撤退的轻机枪手,当时他藏在仓库里的麻袋包中,用机枪和手榴弹回击进犯的日军,打死许多敌兵。坚守到第3天夜晚,日军炮火使四行仓库成为一片火海,此时张秋明左臂已被炸断,但他仍坚持战斗,直到面部炸伤,昏死过去后才被抬下火线,被救护队送到国际红十字医院抢救、治疗。在医院里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被他的英勇事迹感动,结为至交,张秋明受到谢晋元的亲自表彰,并被当时报纸誉为“独臂勇士”[1](P190)。
南京回族蒋国粹在上海投笔从戎,参加了淞沪战役,在往前沿阵地驾车运送弹药时,途中遭遇敌机轰炸,不幸车辆中弹,爆炸起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京钟英中学回族学生虎罴(1919—1941)抗战期间,流亡川黔,在浙江大学(遵义)化工系求学。后为了抗日,历经艰辛,辗转奔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1941年12月9日在东台三仓河同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5]。
福建泉州回民郭志雄,在日寇进犯福州时任副团长,率部抗日,在太湖战役中,使日本侵略军遭到致命的打击,他不幸身亡,为国捐躯。为了纪念他,太湖战地“寨上关”命名为 “志雄关”,蒋介石为他和阵亡的600余人写悼念挽联:“殉国死如归试看史牒千秋独标大节,忠魂长不泯为告我军四日复坚城。”我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夕,民政部正式追认郭志雄副团长为抗日烈士[11]。
五、回族群众自发的抗日救亡斗争
上海沦陷后,坚持抗战的回族文化界爱国人士通过办报刊、开书店,发表正义呼声,宣传抗日救国。回族爱国文人杨玉书主办《绿旗》杂志,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诱降阴谋,宣传抗日救国。该进步杂志前后出版2卷,共16期,分7册,其中4册为合刊。1941年底停刊,为时两年。他在《告上海回教青年》一文指出:“《孟子》天降大任一章,与文天祥之《正气歌》,可视为吾回教青年之金科玉律焉。”该杂志还发表了《回教民族英雄——左宝贵》、《介绍一位为国争光的国术大家王子平》等文章,从而唤起回族同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回族著名爱国人士、上海《申报》总主编伍特公先生(解放以后曾任上海民委副主任),在上海“孤岛时期”,曾撰写过多篇社评,鞭挞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8月7日《申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社评《回教与抗战》,称“中国今日之抗战精神,于回教教义尤相贯通”,文章号召回族同胞遵奉教义,一致抗战。此文“一经发表,必触敌伪之怒,然先生绝不为之介意,后又陆续在报中发表抗战社评多篇,因是果于1940年7月1日由南京汪伪政权下令通缉”,被列入黑名单。当时租界捕房屈从于日伪势力的淫威而不愿再保障其安全。报馆同仁则力劝其离沪赴港,暂避凶焰。伍特公先生不肯,隐藏在其叔丈沙善余家中,并与沙善余等人在险恶的环境下仍从事于一度中辍的译经事业,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结束了这种隐居的生活[2]。
在江苏,1932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近代富甲江南的金陵蒋氏回族蒋长泰动员子媳、女儿,赶制丝绵背心分送抗日将士,其妻杨氏变卖金饰以助军用。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定远回族人民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为抗战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抗战初期,安徽定远县国民党统治者以“非我族内,其心必异”、“有碍抗日”为借口,勾结地主恶霸和土匪,对定远县二龙回族聚居区进行烧杀抢掠,将财物抢劫一空。1937年,二龙回族自发组织了“红枪会”,有6个保6个香堂子,入会人数达千人,6个保还成立6个自卫队,拥有土枪60支,会众一律用红缨枪作武器。“红枪会”在二龙地区非常活跃,自编歌谣唱道:“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闪银光。拿起红缨枪,去赶小东洋(日寇)。小东洋,小东洋,打进我国太猖狂。烧掉我们清真寺,还烧我们民住房。我们组织自卫队。誓把日本鬼子消灭光。”[12]
1939年新四军在江苏六合县竹镇抗击日军时,江苏六合县回族武铁肩(1897—1967,生前曾为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积极组织竹镇商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商民抗敌协会理事会”,自任抗敌协会理事长,积极带动群众捐粮、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及医药用品支援抗日。还积极支持竹镇清真寺青年阿洪李叔度领导的“回民抗日独立游击大队”,曾任苏皖边区政府参议员和竹镇镇长、六合县参议会议长,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5]。
1940年后,我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区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回民素有经商特点,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提供了方便和支援。安徽蚌埠回民约有500多人,成群结队搞贩运,将敌占区工业品巧妙地运至五河县境四铺等回民聚居处,转往皖东、苏北等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安庆回民有一二百人贩运敌占区物资,一部分走西路沿皖河至怀宁县江镇,一部分出北门至龙山脚下的宣家店,两地游击区、根据地军民通过这些途径得到他们紧缺的物资。定远县回民多是肩挑、驴驮翻山越岭把紧缺军需物资运到新四军手中,张云逸副军长称他们是“半抗战”,赞誉他们为抗日救国出了力。嘉山县横山乡、固镇县任桥集是回民聚居地,在抗战时为津浦铁路东、西段两个地下交通要道,这里的回民亦为掩护中共地下交通人员、新四军伤员、筹集根据地资金和物品,付出了不少代价,作出了很大贡献[1](P192-193)。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不仅弘扬了革命斗争精神,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传统。华东回族人民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生存,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战斗,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2]哈宝信.上海回族抗日救亡运动述略[J].回族研究,1995 (4).
[3]穆宝庆.丰碑———屹立在人民心中[A].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21.
[4]马彦瑞.回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J].回族研究,1996(2):7-12.
[5]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江苏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2000.163-164.
[6]抗战中的皖省回胞动态[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3(2).
[7]江西省分会正式成立[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4).
[8]江西省分会努力招待难胞工作[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12).
[9]黄秋润,郭家齐.抗日战争时期百崎回民参加“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始末[J].福建民族,2002,(6).
[10]李伟,等.抗日战争中的回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124.
[11]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86-187.
[12]哈锦枫.安徽定远县的回族[J].宁夏社会科学,1997,(2).
本文摘自《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