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战”与“受抚”的困惑——反清首领马占鳌的评价问题
许宪隆
清代前、中期,由于米喇印、丁国栋、田五、苏四十三等人领导的回族反清运动,清政府在西北实施乡约制,即分化瓦解的民族灭绝政策,不允许回族武装的存在。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待回族的三次政策性变化,使回族内部分化出军事实力派,并促使其逐渐发展为左右西北政局的回族军阀。[1]
面对遍及西北的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清政府的代表左宗棠不得不从一味“绞杀”变为“恩威并施,剿抚并重”,允许归顺的回族起义首领保留一部分军队,并且将他们编为官军协同作战,由此产生了马占鳌为首的回族军事实力派,这是第一次的政策转变。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疲于奔命的清政府迫于形势,不仅放松了对西北回族军事实力派的戒备,还将回族为主体的甘军调入京畿,编进武卫军,他们在抗击八国联军、进攻使馆、护驾西行中积累了实战经验,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更新了装备,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内部体系,初步具备了成长为地方军阀武装的条件,这是清政府从戒备到倚重的第二次政策转变。辛亥革命前后,清政府为了挽回败局,同意实力派人物马安良、马福祥扩充军队,使其力量得到迅速壮大,足以支撑地方局面,于是造成他们有足够的实力促使地方“光复”,在革命后自然有能力、有资格成为“民主共和”体制下的一方诸侯,第三次政策转变对于诸马军阀集团的最后形成,作用可谓至关重要。
细细品味清政府这三次政策转变的过程和诸马军阀的发迹史,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西北社会局势的不断失控,不得不一步步地将部分权力、甚至是主要的权力,让渡给羽翼渐丰的回族地方军事实力派,“以回制回”的策略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方面是清政府无暇分心西顾,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土司地方势力正日益走向衰落。诸马军阀正是在不断地填补西北地区权力“真空”的过程中,分阶段地成长为盘踞一方的近代军人“精英集团”的,马占鳌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
19世纪60年代,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带动下,深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西北各族穆斯林在各自教长的领导下也已准备揭竿而起,河湟一带,风云际会。循化的马文义(马尕三)率先起兵,围西宁,攻河州,战湟源,震动陕甘,西北回民大起义正式爆发。
起义队伍中有一对表兄弟:表兄马占鳌有谋略,善言辞,教门中有地位;表弟马海晏有武艺,作战勇猛,有社会威望,表兄弟二人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这次从事反清活动,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军事生涯。
1872年2月,左宗棠率湘军重兵集结太子寺, 与马占鳌所部义军狭路相逢,湘军人多势众,回民军连战不利。时值隆冬,马占鳌和马海晏决定兵行险着,亲率敢死队300人,携带水壶、石块等物,乘夜潜入湘军腹心阵地制高点新路坡,迅速筑起一道工事,浇水成冰,异常坚固。湘军天明发觉后发动猛攻,马海晏指挥敢死队员从容应战,湘军伤亡惨重,军心动摇。马占鳌乘势发起冲锋,与马海晏里应外合,湘军溃不成军,仓皇撤退,兵马、器具损失无算,这是左宗棠进军西北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惨败。
“宁马”和“青马”的兴起,都与马占鳌有着直接的关系。马占鳌后来归附左宗棠后,他和部下马海晏、马千龄等人一同被收编为清军河州镇马队,分左、中、右三旗,马占鳌任三旗督带兼中旗旗官,全军归董福祥甘军节制。他去世后有其子马安良接任,马海晏随军作战,在平定西北各地回民起义中屡建战功,升为副旗官。
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京城民怨沸腾,政局堪忧。慈禧太后决定调董福祥甘军入卫京师,早先归顺朝廷、受甘军节制的西北“诸马”,纷纷随甘军进京:马安良任河州镇马队三旗督带,马海晏为中旗旗官,马福禄仍为简练军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为简练军骑兵管带。1900年6月,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甘军作为“武卫后军”在廊坊、杨村一带与义和团联手击退来犯之敌,战况十分惨烈,《清史稿》称之为“庚子之役中第一场恶战”;后清政府调马福禄、马海晏所部驻守正阳门,“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2]这一事件,曾被当作激化与外国使馆矛盾、造成攻打公使馆的导火线。甘军奉命攻打外国使馆。马福禄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不幸中弹身亡,年仅48岁,其从弟马福贵、马福全、族侄马耀图、马兆图等也同时遇难,战后被北京回民安葬在三里河回民公墓。诸马家族中的第二代马福祥、马麒等,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经受了锻炼,为稍后更进一步地攫取权力作了铺垫。
二
马占鳌(1830-1886),字魁峰,又字鼎臣,河州莫尼沟何家庄人,幼年在河州莫尼沟本寺学经,后到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求学,24岁“穿衣”(伊斯兰经堂用语:结业)归来任本庄清真寺开学阿訇,隶属于花寺门宦。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附“马占鳌墓碑”记述了他担任阿訇后做的一件善事,他对父亲说:“遗子千金,何如教子一经。既知尊经,安用金为?”要求父亲把准备留给他的财物全部分给穷人,表明“止利之事,先自我始”的决心,这件事为他在乡邻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新旧教争中,他组织乡民多次顽强抵抗新教的掠杀报复,乡民见他有勇有谋,又是通晓阿文经典的阿訇,便把他看成西乡一带的回族首领。1863年,“西北千群白帽来”的回民大起义爆发后,马占鳌深知西北各教派门宦之间争强好胜的弊端,一直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回民军久攻河州不下,派人向马占鳌求援,马占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反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各门宦不能齐心协力,共同维护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只怕会招来更大的祸害。起义首领接受了他的建议,各门宦公推马占鳌为帅,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民军的领袖,[3]在他出马、指挥马海晏等人攻破河州后,声望更高。
马占鳌从内心里并不认为反清事业可以成功他参加反清的目的,至多不过是要借助这场运动,为西北回族和伊斯兰教争取一个略微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在起义不久,就时而求抚,时而反清,这种心态在左宗棠入甘镇压了马化龙之后,更加表露无遗。
马占鳌太子寺大败左宗棠后,按一般的军事常识,这正是追击歼敌的大好时机,但马占鳌熟读经史,自知“兵犹火也,不弭将自焚”,最终仍难免一败《甘宁青史略》记录了当时他对各路义军首领宣讲的一段道理:
“现在陕西白彦虎失败了,宁夏马化龙失败了陕西已告肃清,甘肃也大半平定,我们只剩河州、西宁两个地方。战争祸延遍地,长此以往,不独汉人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锥之地。如今若依大家意见去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百二河山皆为我有,谁能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再来?除一左宗堂将有无数左宗堂在其后,河州弹丸之地怎能与天下抗?今后种地的还要种地,做买卖的还要做买卖。过去的事由我一人承担,杀我一个可救我们十个,杀我们十个,就救了我们一百个,等到失败了再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死的人就会更多。古人说‘君子见机而作’,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
经过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众人始决定改弦更张,向左宗棠投诚。左宗棠正值败局难以收拾之际惊闻马占鳌投降,喜出望外,立即决定让马占鳌到定西(今甘肃安定)湘军大营请降。曾对“青马”家族作过研究的杨效平,在其著作《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第17页的文字中,对左宗棠这种“喜悦”心情,加了令人难以苟同的注脚: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以后,耳闻目睹地方官吏的腐败而痛心疾首,“甘肃之军,不能为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为乱。因此呼吁起用新人,革新西北边政,但又苦于人才匮乏,常叹“军兴已久,人材日益衰耗,思之令人痛心。所至之处,亦尝极力访求,而迄鲜得。”而且左宗棠还认为,西北安定的前提是“甘人治甘”,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合条件的“甘人”,一旦发现,“乃拱手送之耳!”言外之意,左氏现在发现马占鳌这个善于随机应变的大将之才,焉能不“大喜过望?”
左宗棠作为清后期的“中兴之臣”,在洋务、治军、用人诸方面固然有其过人之处,我们也无法否认他在一再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多次慨叹人才的难得,但就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这一具体事件而言,如果我们只从左宗棠独具伯乐“慧眼”的角度,解读当他接到马占鳌战胜而降的请求时的“大喜”心态,未免太不合情理——这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冷面、铁腕人物左宗棠,而是一个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左青天”!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青天”像左宗棠这样残酷镇压、屠杀过民众运动?而且从对马占鳌恨之入骨,到对他百倍欣赏,这个转变来得太过生硬和突然,实在令人(甚至包括左宗棠自己)难以接受。真正的答案恐怕要从当时左宗棠所处的尴尬境地中寻找。其实左宗棠早在马占鳌此前几次示好求抚之后,就已经得出了“回民虽善诈多疑,自忖党坚耐战孰如陕回,堡塞之密、枪炮之多孰如金积,其不敢妄肆鸱张固意中事耳”。[4]由此可见,马占鳌的投降之举早已在左氏意料之中,只差时日早晚与是否愿意接受的问题,并没有让他惊喜的理由。
既然如此,那么左宗棠为何在闻讯后又喜出望外呢?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马占鳌会在他太子寺失败进退维谷的这个节骨眼上放下武器,给他一个“不胜而胜”的台阶,使他面对皇上严厉的斥责,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太子寺大战后,西北“贼”势复张,湘军兵威顿挫,士气低落,粮草难以接继,局面很难收拾。而这时朝廷又一再严词斥责他“用兵不力”,左宗棠进退两难,若无重大转机出现,很可能会像他的前任一样被拿办降职治罪。这个时候忽然听到马化龙被诛之后西北最强大的一支回民军前来投诚的消息,不啻溺水者遭遇并制服一条大鱼骑上岸,既救了自己的老命,还有加官进爵的意外收获,这大概会是左宗棠当时的真实心境。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左宗棠爽快地立即答应了马占鳌的请降,让他亲自到安定大营接受招抚。1872年3月,马占鳌派自己的长子、时年17岁的马七十五会同马永瑞之子马如蛟、马万有之子马福才、马海晏之子马麒等10位回民首领后人,同赴左宗棠大营,名为献马表忠,实则试探左氏的受降诚意,是谓“十大少爷进安定”。左宗棠见这些10余岁的孩子出入戒备森严的军营面不改色,甚感惊奇。其中马七十五更是对他的提问应对如流——当左宗棠询问马七十五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时,他口齿伶俐地回答说他出生时他的爷爷刚好75岁。左宗棠因而对他们有了些许好感,言语中激励有加,还亲自为马七十五改名为“马安良”,字“翰如”,勉其除暴安良、读书成才。
1872年7月,左宗棠将大营移往兰州,召马占鳌、马海晏、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等回民起义领袖前往晋见。据长期跟随马安良的马培清先生回忆,马安良描述这次见面的过程是这样的:马占鳌行前做了精心准备,在两只梅花鹿的鹿角间挂上“天下太平”的红绸横幅,用骡马4000余匹,托运收缴的起义军枪矛14000多件送到清营,他脚穿草鞋,用铁索自缚其臂以示诚心,面对左宗棠声泪俱下,自称“罪犯孽重,自缚领刑”,重申“自今尔后,愚民竭诚尽忠,永不叛变”。左宗棠感慨之余,对其一再勉励,肯定了他率众投诚是“明大义”的明智做法,接着考较马占鳌,“如果我不接受投降,三路进攻河州,你将用什么方法防御?”马占鳌起初担心激怒他,不敢正面回答,在左宗棠的再三鼓励下,才将自己前方如何防御,后方如何骚扰的打算说了出来,左宗棠听完,很欣赏他的用兵才能,上报朝廷给予军功记名,嘱其洗心革面,戴“罪”立功,协助扑灭其他反清义军,为朝廷效力。此后,马占鳌所部编在湘军刘锦棠旗下,转战河湟地区,先后在循化、西宁、大通一带剿灭回民义军,成为左宗棠推行“以回制回”政策的工具。次年9月,在左宗棠和青海办事大臣豫师的保荐下,终于被朝廷赏与游击补用职衔、勒而津巴图鲁名号,以及五品顶戴花翎。[5]
马占鳌为了向左宗棠表示自己已经与其他回民义军彻底决裂,镇压同胞绝不手软——西宁回民义军首领、大教长马桂源,本是马占鳌学习经文的业师,同属于伊斯兰教花寺门宦,这种“同教师生”之谊,促使他在势穷力蹙时派心腹求助于马占鳌,马占鳌急于向朝廷示忠,立即应承,让马桂源率众到巴燕戎格东山接受招抚,暗地里却在那儿埋伏了湘军重兵,生擒马桂源、马本源、马祯等人,为了不让他们吐露出当初和自己一起密谋反清的事实,隐瞒自己和他们的特殊关系,竟然残忍地用药物将他们毒哑,解赴兰州杀害;不久,又设计捕捉了与自己在河州一同起事的撒拉族头领马彦龙、马聋子等,将他们斩首示众。左宗棠对马占鳌的“非凡”表现非常满意,多次夸赞他“能明大义,才堪选用”,“马占鳌固回中之杰,其子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6]马占鳌正是踏着西北起义回民同胞的鲜血,一步一步地迈上用无数反清义士的头颅堆砌成的、通往权力高峰的台阶的。
三
如何评价马占鳌的战胜“受抚”行为,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分歧。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内带有政治背景的“批宋江”左倾思潮的影响,马占鳌的名字前面一直被冠以“投机革命”、“投降派”的字样;向以严谨治学著称的李松茂教授在《伊斯兰教与回民起义》一 文中,将参加回民起义的宗教上层人物划分成三类,“有的出卖回民大众,用回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如马占鳌”,[7]肯定其前期对西北回民起义的推动作用,对他“战胜而降”则持否定态度;有的学者认为马占鳌的“求抚”只是旧式农民运动的一种策略,“不同意把积极妥协的策略说成是求抚投降”,因此“马占鳌仍不失为功大于过的杰出的回族历史人物”。[8]
邱树森、李松茂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回族史》,虽然从正面绕开了对马占鳌的评价问题,但出人意料地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回民起义中的“抚局”,得出的结论是:抚局是清政府失去地方管理功能后,当地回族可以“保持军事政治优势的一种特殊局面”,“是清政府对回民军斗争成果的暂时承认”,接受朝廷的招抚对于起义的回民来说,“具有归宿的意义”,因此它是“保持和实现斗争成果的战略”,甚至“成为回民军反复追求的直接斗争目标”,从受抚的效果看,西北回族“取得了自我管理、政治自主的权利,回族社会摆脱了清政府的政治钳制。”各门宦可以充分发挥“组织生产、管理社会”的社会调节机制,行使“公共权利的职能”,受抚既然有如此多让西北回族受益无穷的妙处,自然是求之不得,马占鳌直接促成了抚局的达成,那么他向左宗棠投诚,不仅有功,而且必定是“功不可没”了。
白寿彝教授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部分“马占鳌”条,用简单的一句话对这一史实作了评估:“马占鳌以大胜而求抚,是在观察了西北乃至全国敌我力量对比之后采取的果断行动,此举使河州各族军民避免一场浩劫。”采用传统史学“述而不作”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对马占鳌的求抚做法,给予基于事实的低调首肯。
综合以上观点,马占鳌终究是近代回族历史和西北地方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物,尚难给他一个全面而令人信服的定论。笔者以为,评价历史人物,除了要有不媚时政、不媚时语的勇气之外,更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具体到马占鳌的“求抚”问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相关因素,需要加以综合考虑,做出回答:第一,促使西北回民揭竿而起的民族、宗教和社会根源,是单纯的民族压迫、宗教压迫呢,还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共同激化的结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二,西北回民起义与当时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的性质是否完全一致?第三,回民起义的真正目标是要改朝换代,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是否只要求现行政府改变那些导致民变的错误政策?第四,马占鳌作为宗教上层,参加起义的动机和目的,是投机革命、谋求私利呢,还是当地穆斯林的反抗呼声引起了他的共鸣?第五,马占鳌归顺清政府后,是否达成自己“求抚”的初衷?对西北伊斯兰社会后世的发展是不是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如果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毫不含糊的肯定或否定,那么,马占鳌的历史地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或否定。根据当时全国农民革命运动处于低谷的形势,对于马占鳌这种留得青山在的妥协可以给予基本的肯定,不过,即使我们基本肯定马占鳌的“求抚”行为,也很难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即仅仅从马占鳌受抚可以减轻清政府“善后”的严酷的角度,作为肯定其投降的理由,那还不如一直做个逆来顺受的良民没有“善后”岂不更好?更何况他在“受抚”之后反戈一击,把很多同胞送上了断头台呢?我们可以赞同马占鳌前期投身回民运动的做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理解他的“求抚”用心,但对他受抚后卖友求荣的种种恶迹却应给予严厉的批判。我们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盲目地推崇古人,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肯定其应肯定的功绩,否定其应否定的过错,不因功饰过,也不因过毁功,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对马占鳌的评价可以继续深入,但无论最终的结果怎样,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真实:马占鳌在“战”还是“降”之间的一念选择,成功地培养了一个不寻常的胚胎,正是这个胚胎,后来发育成为统治中国西北半个世纪的回族军阀集团。
四
“善后”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妥善处理未尽事宜的意思,它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在西北最早用于新旧教争,朝廷在镇压田五、苏四十三起事 之后,拆除新教清真寺、缉拿逃亡新教首领、迫害新教教民、掠夺穆斯林财物等,统统冠以“善后”的名目,从那以后,朝廷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善后”就是斩草除根,使之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个词被清政府负责处理“善后”的官员,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对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而言,善后善后,无善无后,“善后”就意味着浩劫之后更大的灾难。
左宗棠对付西北回民起义,自然也难以摆脱“斩草除根”的旧模式。还在激战犹酣的1867年10月份,刑部主事王柏心去信为左宗棠出谋划策,“窃以为秦事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视彼中尤骁黠者诛剪之。余既不能尽诛,俟其畏服请抚,因兵力移而分置之西宁阶岷或延榆边外,听立回村,勿与汉民杂处。”建议他“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无复阑出滋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也”。[9]左宗棠对此深以为然,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原则办理善后事宜的。
首先是对穆斯林群众强制进行发配性的迁徙。马化龙被杀后,左宗棠把10000多陕西老弱回民,强行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地,稍后又把3000多甘肃回民押解到这一带的荒凉之地;马占鳌降清后,左宗棠腾出手来,分两次将30000多陕西回民从关中迁移到平凉、清水、秦安、安定等偏远地区;肃州破城之后,城内回民被悉数迁走。所有被强制迁离家园的回族群众,家资田产全部充公,“庄田庐亩俱为他教人所有,八百余礼拜寺俱焚于火”。当他们提出返回原籍的正当要求时,左宗棠代表清政府严厉地表明了态度:概不准回逆复回,再行入境。结果造成河西“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布局大调整,“扬汉抑回”的“善后”原则进一步制造了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如此带有明显民族偏见整合出来的民族关系,只会在强权下保持暂时的平静,被强压下去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绪,仍会寻找合适的时机爆发。
其次,在“善后”过程中,还牵涉到在回民大起义中流离失所的汉族群众的安置问题,同样是安插,左宗棠却采取了不同的标准。他的观点是,汉民可以在近城、近路等生活方便之地安家,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必须要分散安置,以达到“涣其群”、“孤其势”、“散其党”、“收其权”的久远之图。但凡回民居住地基本上都是自然条件较差的荒僻、偏远地区,这些地方多半属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甚至是干旱地区中条件最恶劣的半山半川区,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水源匮乏。已经一贫如洗的回族群众来到这里,只能在山坡上挖窑洞栖身。左宗棠的“善后”措施,直接造成了善于经营著称的西北回民,近百年来在经济文化上得不到发展,而他们传统的手工业和传统的经商特点几乎被扼杀,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这也是西北穆斯林至今对这位在洋务运动中独领风骚的“中兴名臣”耿耿于怀的原因。 最后,左宗棠的“善后”还包括在西北寻找清王朝的代理人,即前面所说“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目标的达成。从左宗棠给马占鳌下的“能明大义,才堪选用”的八字评语看,马占鳌就是他这次用兵西北过程中慧眼识珠发现的人才。自从马占鳌接受朝廷招抚后,不仅协助左宗棠扑灭了西宁、肃州两处的回民义军,而且在左宗棠离甘后,忠实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履行代理人的责任,利用军权夺取了河州各门宦的教权,马占鳌所在的花寺门宦(老教)成为西北实力最大的门宦,原来那些与老教争过高低的教派和门宦,现在统统居于被支配的地位,马占鳌已经从事变前一个年轻的阿訇,摇身一变成为集军权、教权于一身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如果不是因为意外地英年早逝,那么他也一定可以慢慢地接近“政权”的目标。假如一定要说左宗棠的“善后”有什么功劳的话,马占鳌集团和他们的后人肯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自从马占鳌为西北诸马打开了通向权力的大门之后,诸马军阀在西北异军突起。而诸马军阀集团的形成,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北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影响。从消极的方面讲,回族军阀由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民族、宗教、阶级意识等从旧时代带来的各种局限性,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借助军事手段和高压政策,建立了军阀专制为特点的“独立王国”,在强化剥削民众的基础上积累了雄厚的官僚资本,完全控制或垄断了甘宁青的经济,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从积极的方面看,在中央政权内政外交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诸马军阀及时填补了辛亥革命前后在宁夏、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出现的权力真空,排除了外国势力借着西藏问题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有效地维护了西北边疆局势的相对安定,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分子的分裂图谋。马麒在青藏边界纠纷中和西姆拉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对西藏问题“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10]的严正立场,使分裂分子不能不有所顾忌,马福祥还设计抓获了策划内蒙“独立”的活佛王德尼玛。这些行动虽带有一定程度的地盘意识,但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仍有积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地方军阀集团的出现,结束了长期以来困扰甘、宁、青发展的社会无序和道德失范、权利失衡等混乱的临界状态,社会架构的重组(尽管还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为现代化的推行扫清了障碍,诸马军阀集团作为本地区前所未有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力群体,其领导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他们在各自有效管辖的范围内,借助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历史机遇,不同程度地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现代化政策,使西北地区的社会转型进程得以顺利地推进,在较短时间内拉近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差异,这也是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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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马麒就西姆拉会议发表的“艳”电全文[Z].青海三马[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