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悲情启示录

吉永生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颇为动情地描述道：“当世界改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
  
　　的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先做出了彻底改变世界的“地理大发现”的人应该是中国的郑和而不应是意大利的哥伦布。须知从明朝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１４０５ 年至 １４３３ 年）的 ２８ 年时间里，郑和率领一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船队，“鲸舟吼浪，远涉洪涛”，七下西洋（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一带），足迹遍布亚非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首次打通了中国到红海、东非的国际航线，其壮举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仅仅郑和初下西洋的年代，就要比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早８７年，比绕过好望角在东非海岸登陆的达迦马早９２年，比环行地球抵达菲律宾的麦哲 伦早 １１６ 年。按照英国退休海军军官、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所著《１４２１：中国发现   世界》里更加耸人听闻的推测，郑和甚至是真正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并实现环球航行的罕见天才。
  
　　但是，在我们满怀敬意缅怀郑和功勋的同时，阵阵悲情又不禁涌上了心头。人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简单事实是，郑和七次远涉重洋的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当代史”，即六百年来对郑和的赞誉之高不过是今天特有的现象，而且如今重新评价郑和时居然找不到原始可靠的官方档案资料。这种对郑和业绩的长期漠视可借作家王佩云的一段话来稍作例示：“一九九九年，我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郑和》进行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郑和知之不多。对郑和及其七下西洋的关注，还不如考证杨贵妃在马嵬坡的遇难处和王宝钏的寒窖受人重视。这种现象，与郑和七下西洋所创造的伟大历史功绩很不相称。”一件盖世奇功一未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二未留下充分的史料记录，那怎么还不让人倍感悲愤难平呢？
  
　　我们先谈谈影响式微的问题。在国家的海疆事务上，有明一朝直至清季始终都贯穿着保守的“禁海”派同进步的“开海”派的激烈斗争，占据上风的是群坚持闭关锁国立场、“片板不准下海”的禁海主义者。郑和出使西洋便需同时遵循一条“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外交路线，只图彰显皇恩浩荡，不太计较经济效益，“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结果让禁海派抓住辫子，给郑和罗织了“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等等罪名，迅速得以“罢宝船弊政”。郑和最后扬帆远航还是仗着先王老臣的面子死谏争取来的，他逝世后所属经历过大风大浪锻炼的官兵只能去内陆运河的小舢板上消磨光阴，在当时简直算是航空母舰式规模的座下宝船则逐渐腐烂成一堆木屑。
  
　　郑和史料的阙如与他的影响难继无异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它们互为因果、恶性循环。郑和七下西洋之举（１４３４年其副使王景弘又组织了第八次下西洋活动）毕竟是明朝初期传遍大江南北的一件盛事，为了完全达到不仅要打倒郑和，而且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目的，禁海派干脆使出一记釜底抽薪的绝招：把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尽数毁掉，让后人觉得这桩事情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典型例子是当听见好奇的明英宗想调阅一下郑和的有关档案时，迷信禁海有助于传承民族文化和维系儒家风范的兵部侍郎刘大夏便一把火将那些文件烧成了灰烬。目前留给我们的七下西洋资料除郑和随从马欢、费信及巩珍等人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外，仅有《郑和航海图》及一些介绍郑和造船出海的简练碑文，故而各方面的空白与疑点甚多，就连传得神乎其神的宝船的模样和结构都弄不清楚。
  
　　为了突出郑和悲情的极端重要性,有的学者甚至仿照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提法，追随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郑和迷题”。李约瑟难题追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到近现代却急剧落后了呢？郑和迷题想揭穿的谜底则是：一度无敌于天下的海上霸主中国为什么竟被别人从海上轻易打败了呢？毋庸置疑，对郑和迷题的解不但关系到郑和事件的历史真相，更是关系到２１世纪中国的生存发展战略。自郑和昙花一现般的灿烂辉煌过后，中国的海上力量突然之间跌入了谷底。海洋面积占了地球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多，面对谁拥有了海洋资源谁就拥有了世界强权的巨大形势变化，中国直到今天都还不是一个位居前茅的海洋大国，人们的海权观念十分淡薄不说，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的 １８０００公里大陆海岸线连接的也仅仅是一片狭窄淤浅的近海，与广阔幽深的远洋几乎无缘。有人坦言，倘若出现两国交战等极端情况，沿着中国近海拉一条由北到南的“岛链”就足以困死中国，这决非杞人忧天。
   
　　 那么，造成郑和悲情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有人说，远航终止是由于当时朱明朝廷想集中力量在北方同蒙古人用兵打仗；有人还说，发布禁海令是为了防范倭寇之类的海盗侵扰，并打击百姓走私和移民海外……这样的解释显然不无道理，但它们又都仅及其表而非其里。笔者赞同的观点是，郑和悲情在更深的层次上主要是源于统治者的愚昧卑劣和制度文化的内在缺陷。这一点只需分析一下郑和下西洋的主观动机便可以得到证明。据《明史•宦官一》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明史》系清初张廷玉等人修纂，时间距前明最近，本着材料越近越好的治史原则，上述记载当属促使郑和七下西洋的可信动机，今人范文澜、吴晗也大体肯定了这一点。既然郑和肩负的终极使命无非就是两项：缉拿建文皇帝和炫耀天朝神威，郑和的悲剧性命运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
   
　　第一，不惜以举国之力对对手斩尽杀绝意味着明朝统治者具有一种极其阴暗变态的恐惧和脆弱心理，打通西洋航线、便利中外交流纯属拉大旗做虎皮般的权益之计，决非深谋远虑、稳定持久的基本国策。明成祖朱棣与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的恩怨过程是这样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早早夭折，所以朱元璋驾崩后由太孙朱允炆继位。朱棣是朱允炆的四叔，时被封为燕王，住在北京，于侄儿朱允炆登基不久即以“清君侧”为借口，大兴“靖难”之师南下造反。１４０２年京城南京（后来又迁都 北京）陷落之际，“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前任合法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篡位的朱棣心中毕生挥之不去的一块阴霾，总是害怕自己的金銮殿坐不牢固。听说朱允炆可能经云南逃到了南亚或西亚一带，他便派郑和一路追杀下来。郑和之所以成为最佳人选，除了考虑他是回族，容易同伊斯兰教国家沟通外，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是个太监身份，太监系皇帝私人豢养的家奴，专门经办主子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众所周知，明朝腐败昏庸的表现之一是推行祸国殃民的太监政治，而太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朱棣，“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郑和出海还是一个宦官干政的标志性事件：“元年，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将兵之始也。”可见，挂满郑和头上的中国人民对外交流的友好使者等等桂冠其实是一种附带而来的非意图性后果，作为御用杀手的郑和为了一个毫无宽容胸襟与仁慈情怀的血腥独裁者颠簸奔忙、老死船舱，他的事业不以短命或败局收场才是天理难容。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倘若掌握了建文帝的确切下落，郑和还会在明成祖故后不负先君重托，继续保持那种冒险涉洋的高昂斗志吗？
   
　　第二，只想显显威风摆摆阔的狂妄自大气魄凸显出的是一种与奋发向上的航海精神背道而驰的陆地小农狭隘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政治上便是使明王朝顶多支持政府扮演一次垄断型的开海主体，不许民间参与海务，窒息整个社会的创新冲动。
   
　　郑和船队造成的巨额亏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一行人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帐，即四处赏赐沿途小国，指引这些国家的国王酋长前往中国象征性地上点贡，表示俯首称臣，满足一下大明天子唯我独尊的虚荣心，以便带回更加丰厚的奖品。很显然，这种一相情愿的官方买单行为貌似慷慨，实难持久，尤其是效果欠佳，“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更有故事说，当 １４９８ 年达伽马率领他的三艘破帆船驶到东非向土著居民卖弄铃铛、洗脸盆之类的小玩艺时，非洲人却拿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 嘲笑了他们一顿，告诉他们很久前就有白色的“鬼”穿着亮丽的丝绸、划着雄伟的巨舰来过，但现今已无人知晓那伙人是谁、来自何方。包括几只煮熟的鸭子也落进了别人碗中。最最糟糕的是，即使在弥足珍贵的开海岁月里，能够享受开海益处的也多是官方机构，平民百姓下海闯荡一 般都得不到鼓励和保护。这种做法所引发的恶果是极为致命的：民间人士只能站在旁边欣赏一番郑和下海的热闹场景，而不能像西方的航海运动那样组建一套多元化的参与成分，有人去搞淘金求财，有人去搞布道传教，有人去搞探险觅奇，有人去搞殖民统治，有人去搞旅游观光，有人去搞科技试验……前面我们提到过关于科技 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郑和迷题是可以和李约瑟难题一起进行互动研究的，我们现在对郑和的讨论不啻就是对李约瑟难题的部分回答：纯粹官办的七下西洋志不在从事科学发现，因此郑和诸人尽管至少踏遍了半个地球，他们居然很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地球形状是圆的，而既然有了他们下西洋就不让别人再下北洋东洋，他们发现不了的东西其余人等也一定发现不了。如果把沉寂数百年的达官贵人郑和与影响经久不衰的一介布衣哥伦布作些比较，这一点便将显得无比地清晰。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至理名言讲得好啊：“远洋航海业是绝对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业。”封建主义的体制顽症天生就是伟大的航海勇士郑和的死对头，看来郑和悲情远远没有随风飘逝，它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实在酸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