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把《心灵的驻足》和《心灵的独白》这两册随笔小集交予我的读者后，便接受这样的提问：何以将副标题唤作“我是回回”？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因为面对提问而表现出无言以对的窘状，不，不是！我是徘徊于必须与不忍两种事实心态的矛盾中。如今我感到回避已不大可能，袒露内心的不忍惟有回答的必须：直面严厉的提问者。

    由于是特定的氛围，敢向这个环境拍响胸脯说声：“我是回回”，真可谓声音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反叛者自不必说，羞于启齿者大有人在。这便令人感到，我的同胞的身量越来越矮，这个群体几近成为侏儒的组合。

    言此，并不是说自己已超然于这个群体，恰恰相反，正是自己成为侏儒以后，还在恬不知耻地讥讽他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正在演出五十步笑百步的活剧，不觉“哎呀”一声：原本自己正是侏儒。我亦做反思状，并妄图使自己的身量拔高些，哪怕将侏儒转成三等或二等残废也罢。也正是在这等心态下，鼓足勇气而发出心底的呼唤：我是回回！

    并非是尝试“敢向刀丛觅小诗”的浪漫，在我身上只有伤疤，没有虚无的浪漫。我应向提问者解释：我没有自作多情。

    年轻时在一家工厂上班，那是一家有着两族职工，两族产品的企业。厂内设有食堂，出售的是汉民饭菜，在厂门口的大墙外盖有猪圈，饲养着为本厂汉族职工改善生活而养的群猪。追求进步对那阵的青年来说要比吃饭重要，虽偶尔流露心底的愤慨，大多时给人的印象，对这一切抱有无所谓的态度。为了表示“进步”，甚至刻意在广众面前，从年轻伙伴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现在想来，在那一刻我已然被那种虚妄的“进步”折腾成地道的侏儒，无论是个体追求所致，还是社会塑造而为，成了侏儒的自我竟然没有丝毫愧疚。卑贱往往是自取的，便无所谓屈辱与下贱。

    那个时候，只是把“我是回回”的概念藏在潜意识中，不事声张。不是不愿声张，羞于声张，说穿了是不敢声张。前途是在作贱自己信仰习俗的前提下延伸的。反之遂以失去前途为代价。于是能够看到的不是拍着胸脯说：我是回回，而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不是回回。在农村，拆下清真寺的砖瓦砌自家的猪圈，这样的逆徒不乏人在。制造荒谬事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了表现“进步”地活着，即所谓的苟且偷生。当然，也有别样窘状，是我们所须面对的，由于大环境的恐怖，很难逃出这样的“二难推理”境况，即“媚俗败德不得不媚俗，抗俗伤身何必去抗俗”。自我保护意识作为社会实践，成为不可遏制的群体行为。

    可以将这些行为视作“文革”摧残的结果而予以谅解。但是，毕竟暴露出民族结构的脆弱性，将回回民族的先天不足和后天亏损毫无掩饰地显示在世人面前。

    这种侏儒的行为段落性结束在１９７９年，一个考验的年代终结了，蓦然回首，趴下活着和站着死去的，都成为一种警示。

    “内奸”是最卑鄙的群体，当年就在这块土地上给日本人卖命的，被称作汉奸的那些人，除了能够得到日本人象喂狗一样抛下的残汤剩饭外，还可获得的就是日本鬼子鄙夷的目光，那道目光中透视的惟有下贱。

    过去的年代还会回来吗？谁能说得清，洞知未见焉有人在？

    那一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迄今仍保留着可羞的痕迹：唯怕见己为回回，觉得是授人的短处，处处掩盖，事事隐瞒。不如此不足以高攀，不如此不足以掠取眩目的财货。

    做着某种隐瞒改变着自己，的确有香饽饽吃；明扬自己的不入时流，越发孤立无援。禄蠹之士，由科员觊觎科长开始，做了科长觊觎处长、局长、县长乃至市长，一路掩饰隐瞒，一路自践造作；从不抽烟而抽烟，从不喝酒而喝酒，从不胡吃海塞而胡吃海塞……从掩盖到反叛，甚则斥责父精母血造就的身体。儒雅者做深沉之表演，重新调整自己，塑造别类身份，改变父精母血的原造；那粗鲁者呢？干脆打翻自己的宴席，换作他人的酒桌。

    面对自己的曾经，面对令人忧伤的现状，何止是瞠目结舌，我跌进冰窟窿。冰冷的感觉从脚底直逼上来，成了通体的悲凉。

    我是在作一种尝试：拍着胸脯，撞击的是现实。如果我们的悲哀是社会的需求，拍响胸脯是反抗的声音；如果是自作多情，拍拍胸脯，把多情的滑稽还原真实的自我。

    抡起胳膊拍了自己的胸脯，是想着和大家打个招呼，不要太多的顾忌，即使把自己作贱成一滩狗屎，没有人领你那份情。你是回回，就理直气壮地抡一下胳膊。想一想，如果大家都拍了胸脯，还愁侏儒的群体不长高身量、不成为血性的阵营吗？

    在高级学者中，一位指责另一位，言其不谙世事不识时务，其原因是一位把胸脯拍得山响。站在侏儒的立场讥讽巨人，表现在学者间不是滑稽而是悲哀，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悲哀。拍拍胸脯用合拢的巨响震撼这悲凉吧！

    以此作为向提问者作出的回答，虽为不忍确是由衷，“我答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