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新突破

简评《马启西诗联赏识》

马广德

　　一、清末民初,在甘肃临潭县旧城创立了“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并祖述清真教道统,以宣扬金陵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为宗旨”的西道堂,创始人是清末秀才马启西。西道堂的创立在全国范围内、且较有影响地为大多数人所知,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记者范长江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公之于世的。当时范长江指出了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 。之后,著名学者顾颉刚考察了西道堂,时值其创始人马启西殉难24周年纪念,遂作挽联相赠:“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他对西道堂考察的观感,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西道堂的情况进一步为人们所知。此间从学术层面看待西道堂的是陪同顾颉刚进行西北考察的王树民,他认为西道堂是“新社会的模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对西道堂的研究又活跃起来,产生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论著。其中以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对西道堂的研究为代表。

　　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这样评价这本巨著:“马通先生此书第一次介绍了西道堂教派的详情,使世界发
现: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马通先生深入田野,进行了多年的走访和调查,并把其研究对象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西北民族史、西北民族关系史等历史文化和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背景之下,以学者风范和史家手笔,有胆有识,大气磅礴,对西道堂进行了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西道堂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使西道堂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他的很多观点被学术界接受,他的研究成果对今后西道堂的研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般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道堂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起色,国内研究民族、宗教的学术机构和有关刊物,以及在这个领域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先后有组织地对西道堂进行了专题考察,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全国相关刊物上发表,有力地推动西道堂的研究向多学科发展。在西道堂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西道堂内部对自己教派的研究一直都在积极地进行,像丁正熙、马富春、敏生光、敏生智、马德明、丁谦、敏贤良等都写过不少西道堂研究的文章,涉及到西道堂的思想渊源、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西道堂内部对自己教派的研究,无论从资料的来源,还是对有些问题的解释,都是原初的,具有权威性的,并且其成果也有一定的分量和影响。这些成果同时也成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西道堂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在近10多年的各类有关西道堂的研究中,除了马通、高占福、丁宏、马平等从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西道堂的成果颇有影响之外,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大都受原有材料和观点的束缚,并无什么新意和突破。有些“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种种不利的现象, 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 。

　　2004年7月,西道堂隆重纪念创始人马启西归真90 周年。在这个纪念大会上,还举行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马启西诗联赏识》 (以下简称《赏识》)一书的首发式。本书的出版给西道堂的研究送来了新鲜的空气,实现了一次新的突破,同时也传递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这些信息在回族学研究中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首先,西道堂作为回族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它注重从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做文章,是有胆识和远见的。西道堂现任教长哈只·敏生光是该书的主编。这恐怕在回族伊斯兰教界并不多见。西道堂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其创始人,体现了西道堂教派重视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特点,并不断使自己的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创新和发展。其次,开辟了西道堂研究的新视野——发掘新材料、引导西道堂的研究向学科深化的方向迈进。因为它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创始人马启西,以他的遗作为新材料,集中力量对其思想进行研究,所以,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活动,是西道堂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突破。第三,《赏识》的成书过程,是离不开西道堂自身的努力的。《赏识》中的大部分文章是西道堂主动邀请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学科的知名专家所作,它变被动为主动,并在短期内就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这个学术活动说明,选准一个研究课题,利用国内民族、宗教、哲学等学界的研究人员,从不同学科层面集中力量去研究它,是可行的,也是值得学习的。当然,本书的出版对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迪,即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敬佩的经师阿洪,他们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学者称之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柱石” ,面对这些灿若群星的经师阿洪,什么才是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 这本书的出版,给我们在这方面许多有益的借鉴。

　　我想,这是《赏识》的出版在西道堂研究中的地位、给回族研究界的启示和它的社会意义。

　　二、马启西创立西道堂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的年代。他的许多宗教著述在纷乱中荡然无存,只有其创作的16副对联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今天我们研究马启西思想的唯一珍贵的资料。可以这样说,在回族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的创始人中,马启西的对联创作哲理深刻、数量最多、艺术和文学价值最大。这就使我们不禁要问:马启西为什么选择了对联来表述其思想? 他的对联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对联的特点说起。对联是一种讲究对偶平仄、意义完整的较为别致的文学形式,它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对联有“诗中之诗”的美誉,对联笔调丰富,写法灵活,或议论,或抒情,或阐明哲理,或针砭时弊,无所不能。有时候往往一副内涵丰富的对联,其流传与影响是长篇大论代替不了的。对联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等,都有对联的用武之地。

　　对联是一种融书法、文学、美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最大特点就是它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因为悬匾挂联是中国民族传统的民俗之一。对联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也是文以载道”,用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因而也就具有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也正因如此,对联这一文学形式才荣盛不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提倡。

　　对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枝艺术奇葩,被回族人民所接受,并有所发展。尤其是回族清真寺楹联,它在思想内容上完全表达了伊斯兰思想,涉及了伊斯兰教的宇宙观、认识论、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回族清真寺和这些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楹联结合在一起,更使这些楹联具有了持久的影响力。在清真寺这个神圣的地方,对联成了回族穆斯林表达对自己信仰的宗教的理解和进行宗教教育的重要补充手段,有
些对联在民族内部成了宣教劝民的座右铭。千百年来,广大回族穆斯林正是由于坚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传统,并不断地在民族内部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促使伊斯兰教在中国不断发展。在这一点上,回族清真寺对联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对联被称为诗中之诗,它讲求对仗工整、韵律和
谐,要写出一副寓意深刻、通俗易懂、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对联谈何容易! 而回族对联,特别是回族清真寺对联,在其思想内容上,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大文化的融合。写出一副把这两大文化完美结合,又为回族穆斯林接受且易于在回族清真寺镌刻张贴的对联来更是难上加难。但马启西做到了,他的对联可以说是回族对联中的精品代表,其清真寺对联创作,“融合了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的精华,充满了性命天道的深刻哲理,仁义诚信的道德教诲,待人接物的人生智慧, 把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机地结为一
体” ,充分体现了马启西深厚的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功底和高超的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他以对联为载体,艺术性地表达了他的宗教思想和主张,最能显示西道堂“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伊斯兰教教义”的宗旨;并“使他的宗教信念具有了艺术所特有的亲和力,更容易得到中国文化的认同”。他的对联也最适合于在回族清真寺悬挂与张贴。因此,笔者认为,马启西先生选择以对联的形式宣传其宗教主张,正是看到了回族清真寺对联的文化特点,更看到了对联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对联是广大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短小精悍,易于流传。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他立足民众、以本国文化宣传伊斯兰文化的良苦用心。他的遗联至今不仅被西道堂教民口传心授,而且也为西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以不同方式记忆着。如今,在甘肃、宁夏的一些地方的清真寺、拱北中也有马启西的对联,就是其中的例子。另外,我们知道,马启西是刘智思想的尊崇者和实践者。刘智一生致力于在汉语语境中阐释伊斯兰教,其著述丰富而影响广泛。这位把中国伊斯兰学术推向高峰的一代经学大师,也没有忘记其思想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述出来,他的《五更月》在回族穆斯林中家喻户晓。马启西选择以对联形式表述其思想的做法与刘智的《五更月》相比,在形式上可谓同工异曲。而对联在民间的应用和普及程度则更为广泛。马启西的对联不仅是传统对联中的上乘之作,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是对传统对联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因此,通过对马启西先生遗联的全方位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宗教思想,更主要的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所作的成功努力,以及他立足民众,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扬、传承所作的贡献。因为他的这些对联,比起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来说,更具“民间”意味,更容易为广大穆斯林所接受。《赏识》的出版,不仅会使更多人了解马启西的这些弥足珍贵的对联,而且从中可
以看出少数民族对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对联文化所作的努力与贡献。这就是《赏识》一书在选题上的独到之处。

　　三、《赏识》中所注释、述评和研究的马启西的16副对联是: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洵哉仁熟义尽;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允矣道全德备。
命如春风仁如春理感物如春信一生都在春光里;学是天成品是天纵启口是天言万事不出天定中。斯大明始足分映万灯;惟妙笔乃能装修两世。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人人具我真面目弗失即是我;物物显他假形象化尽就如他。为性海为灵根代有无之妙用;曰元勋曰首命显动静之玄机。穷神知化至精学问在无我;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既为教生平日要存今日敬;审慎赞念内里不洁外里空。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具到真能成己更成人。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入此门登此殿莫朦混礼了拜去;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

　　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是大人致知学问;斋之取意齐齐声齐心齐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臭;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为了使读者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启西先生的这些对联,《赏识》的编者做了精心的设计。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编排独具匠心。在《赏识》的扉页中,首页是唯一保存下来的马启西的手迹“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笔法苍劲浑厚,是难得的墨宝。在扉页的3幅照片中,有一幅是西道堂正门,也有两副对联书写其上,一副是马启西先生所作的“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另一副是“道原一脉教遵古兰循乌玛;理尚五功泽施仁爱达宇寰”。其次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李纯博书写的马启西先生的16副对联。在这里,楹联与建筑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对联的应用性;汉字、对联、书法三位一体的结合是一次艺术的升华,更加形象和直观地显示了对联这一综合艺术的独有的魅力。未成曲调先有情,在读者进入正文前先有一股传统对联文化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其次,注解全面,分析精辟。对马启西遗联进行注解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宗教的资深专家,他们从不同学科背景对马启西的对联进行注释、注解。这些注释、注解以伊斯兰教教义、儒家文化典籍和明清时期的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以及对联写作的基本要求为依据,对马启西先生的16副对联逐一进行了逐词逐句的注释、注解,并有较为深刻的分析与述评。其中,《世界宗教文化》主编黄夏年先生的《中国传
统伊斯兰文化的典范———马启西先生遗联一则的诠释》为其中之代表。林松先生的《透过寓意深邃的诗联试析马启西先生的理想、实践与奉献》一文,通过对马启西对联的全面分析,进一步研究了马启西的宗教思想和西道堂的实践。《赏识》所选的这些文章,有点有面,而且点面结合,点深面广,对读者理解马启西起到了很好的辅导作用。

　　第三,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马启西、西道堂,以及近半个多世纪的西道堂研究,《赏识》还选择了杨怀中、冯今源二位先生的《马启西先生传略》、《马启西评传》以及高占福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述评》等文章,这些都为读者了解马启西其人、西道堂其事及学术界对西道堂研究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成了《赏识》一书的特色之一。

　　可见,《赏识》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对联特有的应用于书法、建筑等的艺术魅力,全面深入地剖析、阐述了马启西遗联的思想内涵,也为读者了解马启西、了解西道堂作了铺垫。《赏识》在编排和文章选择上的这些努力,使《赏识》不仅成为广大对联爱好者的难得的佳著,而且也是民族宗教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四、尽管《赏识》集众家之长专门注解、评述和研究马启西遗联,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给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但毕竟是对马启西先生的16副对联的评注,有的观点和有些注释就难免出现雷同,失去了读者对不同文章的可比理解,而且有的文章选择跟《赏识》的主题比较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整体性。同时,我们在阅读《赏识》一书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和问题,还勾起了笔者昔日对西道堂楹联、匾额研究的一些想法。

　　我们知道,对联的量词,现在一般用“副”,含有“成双成对”的意思。《赏识》中有的文章中把对联的量词用成“幅”、“则”,这都是不对的;也有把西道堂的始创年代写成“清末明初由马启西创立于甘肃临潭”(应为清末民初)等,这样的编辑失误,虽然瑕不掩瑜,但毕竟还是有些微的影响。当然,我们在阅读《赏识》的时候,更多想到的是它的出版给我们在学术上的启示。那就是,西道堂作为一个以重视文化教育为特点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它在文化上是有一定积淀的。在这些文化积淀中,西道堂的对联、匾额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道堂一直都保持了对这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是独树一帜,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西道堂人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对联中的佳品,而且每逢西道堂的一些重大的宗教活动,社会各界、各民族都有匾额和对联题赠。这些不同时期大量的匾额和对联,集中反映了西道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基本状况,这应该是研究者研究西道堂的重要材料。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的对联西道堂早先已有专集在内部发行,这次《赏识》的公开出版,有利于马启西先生的对联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但在西道堂内部,也还有一些回族对联的积极撰写者。如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哈只也写过不少反映民族和时代特点的对联;另外,来自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地方要员、政界名流、著名学者等,也在西道堂的一些宗教和文化活动或考察西道堂时题写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匾额和对联,像顾颉刚、蒋介石、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马步芳、于右任等都给西道堂题写过匾额和对联,若能广泛搜集到西道堂的这些匾额和对联,连同其墨迹一起再出一本《西道堂对联、匾额选辑》,并由此展开对西道堂政治、文化、经济和民族关系等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启西的对联在回族伊斯兰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其对联在传统对联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将是西道堂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和西道堂研究的又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