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发展中的求同存异:简论中国伊斯兰教

——写在《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出版之际
      王建平、白润生
相比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典籍整理和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典籍出版和整理的系统工程相对要迟缓一些。我们这里除了有一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以外，好像在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述，特别是从中国穆斯林学者角度撰写的宗教著作的汇编是很少见之于世。那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还是上世纪80年代时期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包括的书种类不算多，但是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界为学术研究和维系宗教传统而系统地出版文献著作的空白。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又一套汇编了从清朝到民国中期的由大多数清真寺自行出版的并由中国穆斯林学者著述的伊斯兰教典籍文献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在此付梓之际，我们很想把出版这套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目的和长久的思想心路旅程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分享这份欢愉。

1，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漫长曲折历史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历史相比，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的时间段不算很长，但目前已发展到拥有4万座清真寺，宗教寺庙数量在全国各宗教中雄据第一；加之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计人口达到2000多万，也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与其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相比，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要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象征力量，这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周围生活的穆斯林群众也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邻和兄弟朋友。放眼现代化的都市社会上海，行走在大街上就很容易看见外地穆斯林开设的清真餐馆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当伊斯兰教的节庆来临时，上海7座清真寺周围的居民小区和街坊就会目睹成群结队的穆斯林群众礼拜和喜悦欢庆的壮观景象。如果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顺着到西北边疆地区的方向沿途考察，伊斯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特点随着西向将会愈加浓厚，你就会真切感觉到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它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是中国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
面对日益走近我们生活的中国伊斯兰教，我们必须了解它和理解它，同时还必须热情地接纳它，让它与我们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建设伟大和灿烂的中华文明贡献所有的力量。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如何学会与中国穆斯林共同相处？学习和了解中国穆斯林先贤们撰写的有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共建和谐社会、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以及让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艰巨努力的重要组成部份。为此，我们编辑和出版了收集到的近50种、过去一直珍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它的内容包括从清季到民国中期时期在穆斯林民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文献。
如同这些简朴的木刻版本或石印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那样，中国伊斯兰教的1350多年的历程是曲折和不平坦的。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是在盛唐，当时穆斯林的商人和外交使节来到长安和南方及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行商贸易或亲善修好，许多人就定居下来与中国妇女通婚，生儿育女并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社区或社团——当时在史书上作为“蕃坊”记载的聚集点。当然还有一部分穆斯林士兵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被唐朝政府作为朝廷对其战功的奖赏而安置于秦淮地区并获得永久定居。在“蕃坊”中生活的穆斯林虽然与中国妇女通婚，但在文化上相对保留了他们来自于西域故乡的独特性。他们仍然依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在“蕃坊”中日常起居。他们建造的一些清真寺典型地反映了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像广州的怀圣寺和泉州的圣友寺等。当然，也有些清真寺是结合了中国寺庙建筑风格而修建的。尽管已在中国生活多年，这些外来穆斯林仍被当地人称为“胡人”或“胡商”，或“蕃人”、“蕃商”，很少与他们周围的中国市民社会发生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中，广州的外国商人包括大多数穆斯林商人遭到了农民起义队伍的洗劫。在扬州田神功率领的地方军队也对那里的穆斯林商人进行了劫掠和杀戮。这种相对隔绝于世的“蕃坊”生活一直延续到宋朝。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在经济和贸易以外，很少体现于中国主流文化和大众社会。这种文化上的隔绝和互不交通在杭州酿成了“蕃坊”中的新婚穆斯林夫妇举行伊斯兰文化形式的婚礼时与穆斯林客人一起被站在屋顶上好奇地偷窥的汉民邻居重压塌垮砸死的惨剧。
此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元朝。蒙古游牧民族的军队首先是征服了中亚和西亚某些地区之后再征服了中国的，因此在蒙古人的军队中裹挟了大量色目人或回回士兵、工匠等。虽然回回穆斯林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其地位和待遇相比大多数汉族人一般要优越得多，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仍然受制于蒙古人并且与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居民汉民族保持了较少的联系而游离于主体中华文化之外。除了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大量通婚以外，回回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相对优越性，加之在财政收税、工商行政和军事征战方面的深入参与蒙古人贵族的统治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与汉民族有一定的隔阂，因此在朝廷中，色目官员与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关系时有紧张。随着元朝末期的社会矛盾的加剧，明末农民起义在推翻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斗争中也有迁怒于包括回回穆斯林的色目人群体的现象。这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对当时承载伊斯兰教的“回回遍天下”的分布格局和文化生活方式是不甚了解的，更谈不上对穆斯林的宗教有本质上的理解和沟通。尽管一些穆斯林出现了“华化”的情况，并且如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记载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介绍及以儒家思想文化的术语阐述伊斯兰教点滴知识，但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主体文化界对伊斯兰教是很陌生的，并对伊斯兰教有着一些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复了汉文化为中心的封建道统和纲常礼制。他颁布的禁止色目人穿胡服、说胡语、用胡姓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以及禁止色目人同类通婚的社会歧视政策加速了回回穆斯林的“华化”潮流，其结果是回回穆斯林被强制性地接受汉文化和部分的汉生活方式，被强制性地融入中国主体文化之中。明朝帝国的文化同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色目人和回回穆斯林的“母语”几乎丧失殆尽、生活习惯的汉化以及身份认同感的逐渐淡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许多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仍然被坚持下来了。这种伊斯兰教和华夏汉文化的双重影响和互动作用在明朝生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说中国话的、呈现较多汉文化印记但坚守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或今天称之为回族穆斯林。接受汉文化和积极地参与中国主体文化的活动和发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学者及知识分子们能够普遍地以汉语的媒介形式来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信仰，这为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正确了解和认识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系统地吸纳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观铺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体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为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这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者陕西学派的先师胡登洲将部分汉文化吸收进以清真寺为基地的中国式伊斯兰教育制度，即传统中国经堂教育，开创了与中国旧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兴办的经堂教育为此后的以儒诠经或以中国传统宗教的专门术语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提供了适宜和可行的良好条件。
自明末以后，回回穆斯林学者詹应鹏、张忻、张中、王岱舆和伍遵契等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了一些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礼仪制度的著作。这些回回穆斯林学者写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是让外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其次是让外教人像佛教徒和道士等明了伊斯兰教的教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让教内不懂阿拉伯文但掌握了较高的汉文知识的回回士绅和知识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归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张中和王岱舆在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著作的同时，大量地使用了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术语和思想观念阐述和诠释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思想及一神论信仰，同时为伊斯兰教规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礼仪规章制度等作了有力的辩解。后来的学者像马注、刘智、马德新和金天柱等更进一步地沿着“以儒诠经”或“以儒释经”的方向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仪规制等内容。清朝后期的回回穆斯林学者还以汉文部分地翻译了《古兰经》的有关章节及伊斯兰教的某些经典文献的基本内容。
不幸的是，清朝中期和末期期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加深及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中国西北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的教争和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及流血冲突。此时，清王朝政府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加之统治阶级在处理回汉冲突的案例方面失衡和蓄意的歧视政策，致使个别地方性的回汉冲突发展为整个西北和西南地区性的大规模的回回民众与清政府的尖锐矛盾，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武装流血冲突，并导致了清政府对中国穆斯林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19世纪回民穆斯林大规模的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以及一些地区发生的回汉之间的相互仇杀也暴露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等传统中国宗教之间缺乏互相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和渠道，也暴露了回回穆斯林社团与汉族社团之间未建立起公平、公正地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的横向沟通机制和组织体制。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过分依赖大一统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包办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和垂直划一式的行政干预显示了封建专权制度的极大弊病。同时，19世纪发生的西北和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反抗斗争也显示了中国穆斯林先贤在汉译和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书籍是帮助中国社会理解伊斯兰教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财富。19世纪的穆斯林民族反抗和斗争恰巧证明了“以儒释经”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没有普及到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缺陷，同时也没有在回回穆斯林群众自身中获得普及和深入理解，由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正确掌握不够的社会缺失现象和社会体制的弊病都推波助澜地加剧了这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中国穆斯林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性的统治被血腥镇压后，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在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后，他们发奋图强，大力兴办伊斯兰教育和倡兴伊斯兰文化。像马联元这样的学者竭尽精力兴办经堂教育，并且在胡登洲先生兴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汉文知识的学习和经堂教育中对中国文化的吸纳。马安礼、马元章、马启西、杨敬修、虎嵩山、纳润章和其他一大批回回穆斯林学者和宗教家们以更大的热忱投入了用汉文或经堂语来注释伊斯兰教经典，并用儒教和中国其他宗教的术语、观念来诠释和阐述伊斯兰教的教理和教义基本知识，这就把清末和民国前期期间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和伊斯兰教振兴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们在这里展现的就是近50种以清真寺为核心在民间社会刻印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它们的存在和保存象征着清季至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曾经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回回民族经历了灭绝性的大屠杀之后为保教保民、重新振兴伊斯兰文化的坚强决心和坚忍的毅力。我们从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分析中可以了解中国回回穆斯林民族的特点、个性和思想，以及学会如何在中国社会中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方法和道理。此外，这些来自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其他中国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互动关系。因此，出版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文化建设努力仿佛是向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部宗教文化选修课的基本教材。我们期望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都能从对它们的阅读中获得教益和理智的开启。

2，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特点
中国伊斯兰教并非是空洞或抽象的精神说教和信仰信条，而是有着广大坚实的承载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穆斯林民族。作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被包围于一个汉文化或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宗教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回回穆斯林通常是依附于中国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群体。从唐宋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这一长段历史中，应该说大体上是如此的。这是由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承载体——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在其早期发展历史上通常以客居身份的性质所决定。不管是阿拉伯商人或波斯胡人移居中国，还是后来跟随蒙古人作为征服者占据中国的西域士兵和工匠等，他们都必须获得他们所依托的统治者的允许而落居汉族和其他土著居民生活和耕种的地方而居留生存。作为少数人的群体，且是客居的，当与他们周围的多数人群体一起生活相处时，他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低调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优越于大多数汉族老百姓即主体民族，但他们仍须事事谨慎，努力保持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友好关系，以有利于回回民族的最大生存空间的发展并争取获得最大的机遇。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上，回回穆斯林从唐朝到中华民国一直与武职和军事性的职业联系密切。这种较大的参与军事行业的特性使得回回穆斯林能够参与统治阶层的工作并与中国社会的皇权政治保持比较融洽或忠心协助的关系。另外，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入世的宗教，许多回回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为官，特别是在元朝，由于回回穆斯林的特殊地位而广泛地参与蒙古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取得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显赫一时。回回民族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造就了这个独特的宗教信仰组织能够与整个统治阶级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并在社会变革和危机时期中能够居危而安。当然，只是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局部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与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发生了对抗。即便在这样激烈的流血冲突中，我们仍然看到了一部分回回穆斯林士绅与统治阶级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甚至参加了朝廷政府对穆斯林起义斗争的镇压及后来的安抚工作。由此观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基本上依附于中国主流文化而长足发展，它不可能独立于华夏文化框架之外获得生存的。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与伊斯兰社会非常不同的东方儒家文化国度里，中国穆斯林生活得到了长期的稳步发展以及中国伊斯兰教能够在昌盛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获得比较显著的一席之地。
担负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使命的中国穆斯林因为处于跨文化的交叉位置，因此相比其他宗教团体和信仰民族而言，他们有着相对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处理各种事件和位于各种变化的环境中具有更为灵活的手段和务实方法。因为置身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叉区域中、伊斯兰教信仰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下，中国穆斯林能够调动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去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大优化效果的努力。从中国穆斯林在商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经济活动成就来看，他们比其他民族和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有着更广泛和深层的网状联系和多维交际手段。比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相对单向思维和单向行为的习惯要容易吸取两种或多种文化或文明的优秀成果而游刃有余地拓宽生存空间。虽然是少数民族，但在社会竞争和经济竞争中，穆斯林总能集中优势胜过多数民族而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上手。中国穆斯林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大概是唯一能与多数民族——汉民族和平竞争、较量和一度并驾齐驱的民族。可见，虽然是一种附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合了其他文化优秀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纳吸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这样的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回回穆斯林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在发展和不断兴旺，百折不挠而向上前进。
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一神论思想的指导下，有勇敢的开拓精神、冒险精神和献身精神。他们有勇往直前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能够为正义和公平而积极地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保持坚忍的本色和吃苦耐劳精神，能够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与宗教信仰淡薄的人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伊斯兰教的教育和作用，中国穆斯林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刚强和最勇武的民族之一。从航海事业中能够七次率大型船队下西洋通好、进行远洋贸易和考察的郑和到历史上以英勇善战的回回军和骁勇的回回武将比如左宝贵等在反击侵略和守卫疆土、维护一方平安和秩序的战斗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的事例可以充分证明这样的特性。可见，中国伊斯兰教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军事性的特点，在社会斗争中展现出伸张正义和主张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强烈倾向，在社会生活中富有战斗性，能够为受压迫者鸣不平而赴汤蹈火，勇于献身。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为他们获得社会的尊严地位和经济自足的地位，使社会其他阶层和团体不能轻视和欺凌他们，有时候不得不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和亲善待遇的额外权利。
中国伊斯兰教信仰陶冶的中国穆斯林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团结性。由于穆斯林惯有的特殊生活方式和习惯，使得穆斯林见面后觉得格外亲切。中国穆斯林自古有句谚语：回回千里行路不带粮。这就是说，一方的回回穆斯林出远门到了其他地方，遇见外乡的穆斯林总能得到非常友好的款待。这样好客的习俗和对待同教人亲如兄弟和手足的感情，辅之以信仰的维系和联结，将散布于天下各地的穆斯林团结起来，拧成一条心，为自己本教门的事业奋斗，为自己本教门教亲的权利和利益抗争和维护，真正集合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或社团这样的宗教组织中。同时通过伊斯兰教节日的庆祝活动、经堂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流动、穆斯林之间的婚姻、教职人员的聘请、经济上的经商和贸易活动、到麦加的朝觐旅途游历，人生阶段的重要礼仪比如殡葬礼仪等扩大社会组织网络维系，所有这些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教育的、生活的和生理血缘纽带的关系，都把大分散居住和小规模聚集的回回穆斯林连接为一个相对团结和有着坚强凝聚力的宗教和民族群体，或称之为“宗教-民族社会”。他们一方有难就会八方支持，其社会活动圈、生活交往范围和人员调动能量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要大得多。加之他们极富纪律性和组织号召能力，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机动性非常强，因而其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常常是跨地区和跨疆域的，能够应付险恶和悬殊不利的环境和条件。这个特点或穆斯林“乌玛”（阿拉伯语，即穆斯林民族）精神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汉民族群众那种固着于土生土长的一方乡土的特性有着极大的区别。当然，中国穆斯林的团结凝聚力有其巨大的优点，但是，如果运用不当，甚至将这样的凝聚力用于个别人或某一小团体的私利或不义、贪欲之心，那么它就会违背伊斯兰教的初衷，甚至伤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由此，中国伊斯兰教不是分散的或地域性的宗教，而是相对统一的、全民性的富于纪律性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与民族社团紧密结合，这在传统中国社会是非常独特的或罕见的。
如果说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呈现外向性和扩张性特点的话，但在宗教信仰活动方面，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却呈现了极大的内向性和封闭性特点。如前所述，中国穆斯林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其特殊的宗教礼仪和礼俗。伊斯兰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而不纯粹仅仅是精神性的信仰和思想观念。一个穆斯林除了信仰以外还必须亲身实践，即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信纲体现到他的生活中去。因此，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习惯和宗教仪式，这些与其他宗教团体有显著的差别而成为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这些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别在与汉民族的社会生活相处中曾经发生了误解和摩擦，历史上有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加之清朝统治者对回回穆斯林的起义进行过野蛮的镇压和屠杀，这些历史上带来的创伤造就了中国回回穆斯林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向性格和相对的封闭性。比如由于不同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中国穆斯林的不食猪肉等独特的生活禁忌，他们就自觉地限制了与非穆斯林的交往和沟通。如果长此以往或日积月累地继续下去，这样的交往和沟通变的越来越少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形成中国社会中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严重误解和很大的隔阂，甚至有时会发展为敌意或敌视现象。如果穆斯林群众对这些外界形成的误解和成见不作解释和对话讨论的话，同时把这样的社会误解看作是蓄意的敌视和歧视，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形成疙瘩、偏见而更强调宗教信仰的严密性和内向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双向性的偏见和误解只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隔阂，对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相当不利。因此，这种宗教信仰的内向性局面急需中国穆斯林学者出来介绍自己的宗教信仰，讲明自己的教理和教规内容，让非穆斯林更加理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生活方式，同时也急需汉族学者出来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穆斯林生活方式及伊斯兰文化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在架设理解和沟通的文化桥梁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观之，中国伊斯兰教是一个民族性的宗教，是与一整套严格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的宗教，也是一个不注重向外传教而比较内向和相对自我封闭的传统宗教。
中国回回穆斯林在信仰方面总体上比较坚贞，即守着圣贤留下的传统，即便星转斗移，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朝代更替，时光流逝得太急促，他们也毫不动摇地驻守着信仰的阵地。这种对信仰的坚守是体现于对伊斯兰教规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起居相关的礼俗制度的执著维护和坚韧保留。回回穆斯林就是靠着这样的顽强精神和信念能够在强大的汉文化的包围和熏陶下没有被同化，他们基本的生活习惯像禁止食用猪肉，丧葬中不用棺木而使用白布包裹尸体、用土掩埋落葬、注重宗教仪式的婚姻嫁娶等独特的风俗被认为像宗教信仰那样至关重要来保护和传承。许多回回穆斯林社团所用的语言仍然保留了几百年前民间方言的特点，饮食起居、房间摆设和家具式样等仍然按照旧时的习俗方式。甚至新娘结婚的头饰和装束仍旧反映了明清一代的农村民俗遗风。这种对古老传统的执着坚守和保留体现了中国穆斯林对信仰的忠贞坚守态度和严格认真精神。在信仰方面的维护和忠贞态度方面，很少有其他宗教团体可与中国回回穆斯林的保守性和严格态度相媲美的。在世界宗教史上，很少有像中国回回穆斯林那样在强大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坚守伊斯兰教信仰而基本不变的范例，而犹太教、景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印度教等却在这个宽宏大量、海纳百川和不注重超验宗教传统的东方国度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简言之，中国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传统和比较严肃保守的宗教，有着很强烈的文化传统特点和历史连续性。但是，可惜的是，如此超常维护传统和独特民俗的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最容易遭到社会的误解和不善对待，也常常容易为自身群体中个别不良分子的行为而铸就强烈的社会偏见而受到社会歧视，最终酿为悲剧性的事件。

3，中国宗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类同性和相似点
不少学者都将传统的东方社会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因而奠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传统宗教与伊斯兰教都以强调社会集体共性的重要性而不很赞同或突出个人主义来运作社会发展。这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虽然有些学者对上述的观点难以苟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华夏文明的儒家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确强调集体的纽带和社会整体性的协调一致。因此，在中国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中能够耦合的地方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专政思想意识，即个性发展必须让位于集体和社会的总体发展。在整体面前，个性必须淡出和消弭，因为集体社会的利益把握和代表了个人的利益，而过分地强调个人利益则会与集体的利益相冲突。这种集体高于个人的传统又恰恰与封建专制统治政体的牢固性是非常合拍的。这也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经历了灿烂的中世纪文明后进入了近现代工业大革命和高科技发展时代中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较难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了。也许过度强烈的集体意识感和过度的权力集中机制窒息了个人独创的天性和能力，这使得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乘势而入，一度将伊斯兰世界和清帝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
强调领袖的模范示范作用，以榜样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特别是中央大一统的政权在统治国家和管理人民中的作用中，中坚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中国宗教抑或是伊斯兰教都突出领袖的模范作用，认为英明的领袖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典范。在伊斯兰社会中崇尚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统哈里发的伟大品格和历史作用；同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子或皇帝如果是正直和有才干的话，那么这样的明君就为天下作出了最好的榜样，由此就会国泰民安，社会繁荣富强、文化昌兴。依靠领袖的表率作用和个人魅力去指导民众和治理国家是东方宗教中的政治学理论的基石，也是东方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领袖通过国家机器又通常治理和领导着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东方社会的权力又常常在统治阶级或皇室家族内部得到继承和延续。为了使继承和延续能够顺利进行，统治阶级发展了一整套维护正统权力的理论，这样，维系纲常伦理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就被吸纳为传统中国宗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伊斯兰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出现了王朝统治不断延续的现象，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体制的超稳定状态。这种超稳定状态在现代多元化社会发展中显得太笨拙了，失去了历史上曾有的活力和生机。
强调家庭、氏族和宗族的纽带同时也强调信仰和信念的召集力量。作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家庭、氏族和宗族等社会基层单位在维系整个东方社会结构上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从家庭为核心的宗族、氏族或部落组织展开的。这种注重血缘、亲缘和亲族、朋友联系的社会建制再加上信仰和信念为特色的宗法制度紧密结合一起构成了典型的东方传统社会，这种东方传统社会组织是衬托伊斯兰教和儒教这样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根基和基本结构。两个社会在家族、血缘和亲友关系的框架里都注重人际交流和人情，都以编织自己最大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得社会资源，争取事业和工作的成功。当然，这样的以血缘和家庭、亲友感情联结的社会纽带在现代社会中不免带有狭窄和偏颇的弱点而容易产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弊病，有时导致腐败现象不能有效遏制的情况。
强调等级制度和尊卑有序、男女有别、长幼次第有异的社会制度和等第秩序及差异。在以往的伊斯兰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维护等级制及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和等第的差别。这种贫富差别和社会单位的差别、性别差别、出身门户的差别和阶级地位的差别在强调正统和道统理论的东方宗教中都得到严格的承认、法定和遵守，并且在宗教信仰上归结为宿命论或前定。在这种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天命观或前定信条规定了人的安分守己和安于现状的性格和价值观以及在生活中的固定地位，而把任何破坏这样等级制度的举动视为“僭越”而受到严厉处罚。严格的社会等级制不利于人才的升迁和流动，阻碍了人类积极性的调动和发展，同时也难以遏止因等级制度而带来的腐败现象和官僚迂腐风气，难于发展良性的健康社会肌理和组织。这也是两大社会在近一百年里屡受挫折和元气大伤的原因。
强调正统和保守，维护传统而反对标新立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由于其超稳定的社会机制而都强调正统和传统的时间延续性，维护既成事实和圣贤传承下来的社会秩序和礼仪规制。它们都对改革和变化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轻易废除前人确立、后人采纳并延用了很长时期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改变既得利益的改革和变动容易遭到社会精英的抵制和反对。由于东方国家大多拥有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任何触及社会现存秩序的改革都被统治阶级视作为容易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因而，东方社会很难为变动和改革带来的不利因素及社会动荡付出它们自认为昂贵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标新立异”的举措和行动通常会遭到伊斯兰社会和儒家社会这些代表东方社会组织的批评和打击。这两个社会都毫不例外地强调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而不认同剧烈式的社会革命。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死气沉沉和日益僵化带来的停滞不前而积累了重重矛盾又容易酝酿和爆发出激烈方式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动乱，因而造成断裂性的社会灾难、混乱和间断性的文化、文明的衰落。
强调礼仪和教育，注重思想意识形态的灌输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还使得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产生共鸣的是，双方都重视礼仪规矩和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礼仪和仪式是维护社会等第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教育是培养社会适用人才和延续社会传统的保障。通过礼仪和教育向社会成员灌输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通过道德的教化来维持社会的纲常伦理和社会稳定。像这样的礼教的实质是维护宗教制度和纲常伦理，如同回回穆斯林经常说的那样：“教兴族兴，教亡族亡”。礼教的实行是与宗族和民族的生存联系一起的。当然礼教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维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会容易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阻碍鲜活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的生活作风。伊斯兰教反对生活上讲奢华和排场，反对过分。在儒教文化传统中，生活方面的骄奢淫逸更是为社会伦理所不齿。两大宗教传统都提倡俭朴和节约的生活，消费适中，为人清廉，为社会公益谋事。伊斯兰社会和儒家文化占主体的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上都以俭朴的圣贤为楷模，把社会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用度上也强调量入为出的原则。这种节约和质朴的生活态度是东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尺度，也是伊斯兰社会和儒家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方略。虽然节俭的生活作风能够加速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调动，但它的消极后果却是难以刺激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因而难以推动现代规模的市场开拓和发展。
在为人处事方面，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各自熏陶和耳濡目染的东方社会非常强调宽厚仁道的人情规则，而不太注重机械地照搬规章制度来管理社会。儒家政治以仁政为目标，伊斯兰社会的政治也以和平和宽容为宗旨。在调解社会矛盾或化解社会紧张关系方面，两大传统都以圆融的政治策略进行宽宏大量式的治理和处理。由于社会的构成是以家庭、氏族、部族和部落等血缘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在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处理方面经常遵照人情和友谊的规则，讲求信用和互利。对于一时的过失和错误，也容易原谅和宽恕。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这种亲情友谊交往的延伸和扩展。与严法厉政有很大区别的是，东方社会在政治关系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回旋的余地，很容易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化解一触即发的矛盾和冲突。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伊斯兰教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因而，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与儒家社会一样，难于树立法制并建立公民社会，这因为社会生活和管理制度常常以潜规则来运行。这样的潜规则又常常破坏了正常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正义风气的树立和巩固。

4，回回穆斯林学者的有关伊斯兰教著述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回回穆斯林在历史上通过其伊斯兰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交融而结晶生成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文献是中国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笔有价值的财富。如何体现和应用这笔思想文化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对于我们能够在今后顺利地构建和谐社会及新世纪和平崛起的最佳发展至关重大。
首先是提高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层次和精神文化素质。虽然中国伊斯兰教已经经历了1350多年的漫长历史并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独特文化，但由于中国穆斯林在地理上的相对分散居住，在伊斯兰信仰和教义的认识上仍然是参差不齐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的穆斯林社团仍将一些基本和粗浅的伊斯兰生活习惯当作伊斯兰教信仰核心来实践。甚至不少穆斯林理解伊斯兰教就是不食猪肉。因此，这种非常朴素的宗教感情容易产生较为偏激的态度而与周围的非穆斯林群众发生抵牾和摩擦而造成不稳定的现象。所以，提高穆斯林自身的伊斯兰教信仰水平和宗教素质就成为当今中国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工作。加强中国穆斯林对它们先贤著述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学习就是提高他们信仰层次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中国穆斯林学者运用《古兰经》和圣训、逊奈的原则结合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实际对伊斯兰教的原理和教义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和分析的结果。所以，学习这些通俗易懂的文献要比直接学习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原著要更容易获得收效和成绩，同时融合儒家文化优秀成分的整个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让中国穆斯林民族远离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有效物质基础和精神思想基础。
其次是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跨宗教的对话和理解。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中有几部文献是从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理论的角度来评析包括基督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其他宗教的。因此，它们也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方面的宗教比较学研究的成果。他们对各宗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作为我们学术界进行宗教比较学研究的补充和参考。比较宗教学是一门跨越宗教隔阂、开阔视野的文化研究学问，对于我们今天的宗教对话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作用。从穆斯林角度的对其他宗教的认识以及从非穆斯林角度的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这种双向的比较也能通过学术交流而促进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宗教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是一个很自然和很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通过教义和礼仪方面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宗教文化的融合进程，并以积极的心态来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和世界和平，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冲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再次是帮助非穆斯林理解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读者肯定不限于中国穆斯林群众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会有相当多的非穆斯林读者也会阅读这些历史上中国回回穆斯林经过两大文明和两大优秀传统教育而呕心沥血谱写出来的精神文化成果。非穆斯林读者对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阅读和了解将会帮助它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知道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教义，也会更正确地明了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和追求真理的宗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指南。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与非穆斯林读者的见面将会有助于中国社会中主体民族汉民族消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以及当今媒体对伊斯兰教形象的扭曲现象。由于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伊斯兰教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偏见和认识误区。我们相信，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这种状况将会得到很好的改变。
最后是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安定团结。当今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主题曲。和谐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美国和西方到处与伊斯兰世界为敌，伊拉克战争和巴以冲突严重恶化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很难在短时期内修补这样的关系。反观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倒是发展得相当友好和融洽。这再一次证明，属于东方文明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许多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有助于两大文化的亲善关系和友好交往。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历史上，我们有过友好的往来与合作。今天在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上，我们有着更多的相同利益。我们都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政策，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我们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争端。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坚强的心愿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穆斯林民族是架设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友好桥梁的建设者，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也将是铺垫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牢固基石。应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下大力出版、发行和传播这一套《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这是一项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功德无量的事业。我们祝愿这项事业的伟大成功。

5，展望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的精华，它融合了中国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优秀内核而结晶的新型文化类型，是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中国文化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互并蓄兼收的写照。它的生成和传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喜事，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能够远离极端主义和激进倾向的坚强保障。这个典籍选集的问世是我国社会国泰民盛和社会生活蒸蒸日上、文化日臻发达的标志。我们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让我们庆贺这一事件，并迎接中华文明繁荣时代的到来。我们满怀希望地看到，随着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亲和力在不断地增进，世界和平的机遇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两大文明的促进和融合将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保障。作为东方传统的重要一部份，我们不会称王称霸或欺压弱小国家和民族，或一定要与西方争个高低或计较输赢。我们的目标是为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而奋斗。我们将以承担实现世界大同社会的重大责任而被世人和后人所铭记。东方社会以它悠久的智慧和美德继续贡献于世界文明。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在这个世界大同的潮流中将继续地得到发扬和光大。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化为基干的中华文明必定会重振历史上有过的辉煌而为世界文明再作新的领导作用的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伊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