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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丁氏及郭氏宗教信仰的变迁
李 仁
中世纪来华定居泉州的穆斯林，进入明代后大都按照中国人的冠名方式取了汉姓，成为中华姓氏的一支。泉州穆斯林最为著名的姓氏是晋江陈埭的丁氏，惠安百崎的郭氏。伊斯兰教传入泉州至今已有1380多年的历史了。丁氏和郭氏的先辈作为阿拉伯人的“蕃客”、“土生蕃客”，经过六百多年繁衍生息，他们的宗教信仰历经岁月苍桑，几度变迁。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80年代初、90年代，中国的回教组织、学术界组成民族调查组先后对陈埭丁氏和百崎郭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田野调查，并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时间又过了十几年，2007年6月，笔者有幸来到惠安的白崎、晋江的陈埭，实地考察了郭氏宗祠和丁氏宗祠、陈埭回族史馆，与郭氏的第19代、第23代；丁氏的第22代、第25代进行交谈，并与陈埭清真寺的掌教交流。了解了一些新情况，有了新的感悟。进入二十一世纪，陈埭丁氏和白崎郭氏及其地方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足迹，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作为历史留下的文化记忆，让我们沿着历史轨迹去寻根问祖，评述这一变迁。
一， 陈埭、百崎伊斯兰教文化的变迁历程
晋江陈埭丁氏穆斯林自始祖丁节斋（1251—1298年）于元初“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二世祖丁嗣（1273—1300年），元至正末，三世祖丁夔字硕德（1298——1379年），携四世丁善，字彦仁，号仁庵（1343——1420年）“徙居城南二十里许，是为陈江”（现陈埭）。但因“元季江南方乱，硕德公商贩于外，往来苏、泉之间，未有定居”。直至明初，四世祖丁仁庵方“植业于城南之陈江，因迁居焉，业日以拓，族日以大，子孙至今广被其泽，绵绵无替”。四世祖丁仁庵为人志大，“以才略雄于里中”，原陈江的故老巨姓“择其一、二门第相埒者与为宾礼”。自此，丁姓族人与陈江原住民，“环江居负海，而海潮所往来处居民受产以为业” ⑴。大家齐心协力，以海为家，600多年来共同开发了陈埭。丁氏先人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大约在元代到泉州，明代定居陈埭、百崎。根据陈埭丁氏家谱记载四世祖丁仁庵“眼瞳闪烁，其光晶晶；眉颅脊峭，其骨棱棱”，还保存有阿拉伯人的体质特征。十世丁衍夏所撰《感纪旧闻》所言“元前中华虽有丁，未必祖回回之教，吾家既教宗回回，而列祖世栽宽仁，所谓似其祖其非耶”。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十二世丁清撰《祭仪纪言》载：“予家世旧矣，于何家礼未定，祖从回教也。回教维何不用刚鬣，不焚楮帛，相率西而拜”。丁氏在十二世以前还遵守伊斯兰教，在明万历年间，十二氏以后按朱文公汉族封建礼制定为家规，殓加衣，殡用木，葬逾时，食以豚，短短的几十年中，陈埭丁氏信仰、祭祀、葬礼、礼拜、饮食等风俗习惯迅速改变，被汉族的礼制替代，在信仰上被闽南文化圈的杂神信仰替代。20世纪30年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泉州设立分会，张玉光阿訇用回教总会拨发的款项，资助陈埭丁氏5人，百崎郭氏3人到民国时期培养回族穆斯林学生著名的学校—桂林成达师范就读。1978年后，先后从宁夏、青海、内蒙、河北等聘请阿訇来泉州清真寺主持教务。1984年成立了“陈埭丁氏回族事务委员会”。1985年3月创建“陈埭回族史馆”，馆名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题写。1989年12月，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与福建省历史学会在丁氏祠堂联合举办“陈埭回族历史学术研讨会”，与会50多人，收到论文40多篇。1990年兴建陈埭清真寺。1991年成立了晋江伊斯兰教协会。1991年元月杨静仁题写“陈埭万人丁”匾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埭回族史研究》一书，在全国发行。1991年、1992年回族著名人物刘树生、黑伯理先后考察了陈埭。1993年修建泉州灵山陈埭回族墓群。1995年陈埭回委会一行，到昆明拜谒了“赛典赤瞻思丁”墓并进行了祭扫活动。1997年建民族中学，学校2002年评定为“省三级达标中学”，2003年福建省政府批准陈埭回族高考学生享受20的加分、回族家庭可生育两胎决定。2005年晋江市首届《古兰经》诵读比赛在陈埭清真寺举行，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马来西亚留学的三位丁姓穆斯林青年在十几位参赛人中获奖。2006年5月丁氏宗祠（古典而宏伟）荣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25日，阿曼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萨阿迪参观丁氏宗祠。陈埭清真寺建成以来，先后聘请来自内蒙古、广西、甘肃、湖南的7位阿訇主持伊斯兰教节日活动和主麻日活动。目前，在清真寺主持教务的是来自陕西西安的马长安阿訇，上寺礼拜在穆斯林节日多达百人，包括来陈埭做生意的中东、全国各地、本地（主要是丁姓年轻一代，到中东各国留学的）穆斯林，平时礼拜的只有十几人。陈埭丁氏现有人口2万多，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不足百人，大部分家庭是信仰佛教，还有少数信仰基督教。
惠安百崎郭氏的一世祖郭德广自浙江杭州富阳县迁泉州，配吴氏，生一男子洪，洪娶翁氏，生二子，次子郭仲远生于元末至正八年（1348年），明洪武九年（1376年）率妻、子来惠安，居百崎铺，成为惠安郭氏的开基祖⑵。据百崎郭氏族谱载“我祖（仲远）自开基百崎以来，曾贮天经（指《古兰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名曰回回之教……我祖由是遵教焉”。这说明郭仲远在迁居百崎之前已是虔诚的穆斯林。百崎郭氏传到五世“迷染外教之风，竟蒙昧正教之则”。传至八、九世乃出教（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传至第十世宏隆公，念先人昔从清真教，又得庄、葛二位阿訇的先后启传，时间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率本支郭姓百余人搬入泉州通淮街（今涂门街）礼拜寺居住。适逢来自云南的穆斯林陈有功都督致力复兴泉州伊斯兰教，一部分百崎郭氏的伊斯兰教徒信仰又由废转兴。随着宗教人士和回族官员的离去，在此后二百多年发展过程中，百崎郭氏汉化日益加深。民国25年张玉光阿訇来泉州清净寺主持教务，这期间百崎还保留一座清真寺，两年后张阿訇病逝，至1949年泉州穆斯林仅有128人。20世纪50年代百崎的清真寺被拆建为民房。 1990年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百崎回族乡（办企业免三年税，五年不交企业所得税）。我们参观了郭氏宗祠（因近年未大修，与陈埭丁氏宗祠相比，略显陈旧。），游百崎开基祖郭仲远与其妻合葬墓，到接官亭（相传最初为百崎始祖郭仲远所建。明代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百崎回族群众籍此迎接郑和大驾光临，故称“接官亭”。此亭位于百崎村头，石砌结构，16根石柱组成一个“回”字型，旁边有清乾隆三十六年石碑刻一尊。），全乡三处清真寺遗址都已被民房建筑所占用，至今白崎没有清真寺，全乡以佛教、基督教及民间信仰为主。
二， 陈埭、百崎伊斯兰文化变迁的原因
目前，陈埭镇有7个回族行政村、丁氏人口达到2万余人，人称“陈埭万人丁”。百崎郭氏人口也超过了万人，自清朝以来他们就居住在百崎的9个乡村，素称“九乡郭”。他们的先辈元时迁往泉州，明初定居陈埭、百崎，从明万历年后到清朝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到二十世纪80、90年代，陈埭丁氏、百崎郭氏伊斯兰教信仰几经变迁，现在也只是少数人恢复了伊斯兰教信仰。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透过层层迷雾，探究他们宗教信仰变迁的原因。
第一，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原因。
陈埭、百崎地处福建沿海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人均耕地少，农业有水稻、小麦，蔬菜，海洋捕捞和海洋养殖十分发达，牛羊养殖很少，生猪养殖非常普遍。经常受台风、海潮、内涝等灾害的侵袭。丁氏、郭氏在饮食上宗教的禁忌的限制，只能食清真食品，一旦他们出教饮食没有什么禁忌，在饮食文化上就同于汉族。丁氏、郭氏祖辈在到泉州之前及初到泉州，都以经商为主，迁居陈埭和百崎以后，弃商务农，经济生产以农业和海洋渔业为主。
丁氏、郭氏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以来的200年间，伊斯兰教信仰被佛教、妈祖、基督教及其他民间杂神信仰代替。日常生活和礼制如婚礼、葬礼，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风俗节庆全部融合在闽南汉族文化圈内。陈埭丁氏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信徒到江头村的“南宫”、岸兜村的“海光堂”两座佛庙烧香膜拜。“七娘妈”是陈埭丁氏妇女崇拜的女神，也是泉州地区汉族普遍笃信的神祗之一。2002年11月6日，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恢复舂冬祀祖活动。舂祀在每年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冬祀为每年冬至（公历12月22日），祭祀供品有牛肚、牛肉、全鸡、鸭、羊肉、目鱼等等。祭品变化虽然很大，但是，必有牛肉。民间有“陈埭不吃牛肉，不算陈埭丁”的说法。百崎郭氏丧葬仪式虽已汉化，但还保留一些本民族的特点。据传，当年曾有一位郭氏老族长在临终时留下遗嘱告戒其族人“活人既吃猪肉，料难挽回；但对先人的祭礼，要力求洁净。生者已背离祖教，死者要复返清真。”又说：“供祭不清，子孙不兴，死后亦无面目见祖先于地下”。所以，直到现在百崎郭氏也就遵循这条“生吃死不吃”猪肉的规则。在丧葬、祭祀祖先时，在灵堂供桌上敬《古兰经》一部，严禁上猪肉及猪油煎炸的食品，以香花、瓜果、茶叶、油香替代。饮食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最为显性的特征，也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物，它伴随着民族发展的全过程，是人们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使人们看到这民族的精神和性格。自回族形成到其发展，回族饮食有着严格的禁忌，回族迁居到什么地方，饮食业就发展到什么地方，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清真饮食产业。因此说，丢弃了饮食习惯，对这个民族认定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二， 明清以来，丁氏族人大量入仕，汉化程度深，而郭氏入仕少，务农多，相对于丁氏汉化程度浅，保留一些回族的习俗。
陈埭丁从明代开始，代代都有入仕为官，考取功名，与汉族上层主流社会相融合，并且名人辈出。最先科举中进士的是八世孙丁仪，从第十代开始，竟一连几代人纷纷中榜。从明弘治年到清同治年间，陈埭丁氏族人登进士者12人、举人21人，以及贡生26人、秀才105人。还留下了历代文人著作近30种。重视教育，读书成风，必然大大促进汉文化广泛而深入的传播，陈埭丁氏接受的绝大部分是汉族封建文化的精华，进入官僚阶层必然要以封建道德观念及其行为规范自己的言行，在饮食上必然依汉族的习惯。在这样的文化变迁中，以闽南汉文化替代伊斯兰文化的渐变过程的发生是必然的。丁氏族人中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十一世丁启浚在朝廷为官时，魏忠贤拉他参加“魏党”，他不肯。魏报复他诬告丁启浚欺君，连不吃猪肉也作为罪状。皇上疑惑，即命宴请满朝文武，席上果见丁端坐不食。皇上不悦，问其故。丁答曰，我祖上不食猪肉，今吃则背祖，不吃则欺君，很是为难。皇上感于丁启浚的坦诚，特赐陈埭丁氏可食猪肉，陈埭丁氏从此改俗。这虽然是一种传说，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陈埭丁氏为自己出教吃猪肉，提供一个合适的理由。郭仲远洪武九年（1376年）迁居百崎后，安份守纪，注意与汉族搞好团结，不与汉族抗争。他们广置田地，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渔业，经营海上航运，短短几年人丁大增。与陈埭丁氏相反，百崎郭氏不入仕途，长期居住在百崎，默默无闻的发展。在明清郭氏祖谱上只能找到几个小官，几乎没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当官。所以，郭氏族人中还保留一些伊斯兰文化的痕迹。
第三， 长期与汉族通婚，在无意识中发生文化的替代。
据《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陈埭丁姓部分》一书中所记载的《世表》，反映丁氏在四氏之前人口很少。从五世到十世的六代人中间，竟增至数百人之多，如十世已达240人，平均每代增加40人。从一世祖开始，丁氏与汉族通婚，极少见到与泉州的穆斯林的后裔如金、卜、马、黄姓通婚。据族谱所作的婚配统计，一世节斋为陈氏，二世述庵为陈氏，三世硕德为苏氏，四世仁庵为庄氏，发展到现在丁氏族人已达两万多人。福建的汉族是“陈林满天下”，陈、庄为当时泉州的大族。郭氏开基百崎以后，同样是与汉族通婚。丁氏、郭氏全部姓名都用汉族传统的命名方式，根本看不到阿拉伯姓氏特点。代代与汉族通婚。一代一代的延续，不仅在血统上更多的注入汉族的成分，改变丁氏族人的体质特征，还将汉文化无形中带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闽南的汉文化在无意识中替代了伊斯兰文化，丁氏、郭氏族人在渐变的过程中融入汉族之中，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外力的强加。
第四， “亦思巴溪战乱”是丁氏、郭氏迁徙陈埭、百崎的直接原因。
唐宋时期的泉州，已经是世界著名的通商大港。回回上层掌管着市舶司，他们内部派系为了利益互相争斗。当时，提举市舶司那兀纳（蒲寿庚之女婿）杀了回回万户阿迷里丁，夺取了兵权建立了独立王国。不久，元顺帝为镇压那兀纳的叛乱，派陈友定率军队进攻泉州，从1357年到1366年的10年间，战乱给泉州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汉族对外族的仇恨也达到一个极点。据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修〈〈清源金氏族谱•丽史〉〉记载：“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悟（误）杀者，发蒲贼诸冢”。“亦思巴溪”战乱后，泉州港一落千丈，外商罕至，色目商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尤其是蒲姓，到了明朝还禁止蒲氏入仕。严峻的政治环境使得身为色目人的丁氏和郭氏祖辈只能隐姓埋名，迁居新的地方，求生护族，延续祖辈的血脉，在长期的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改俗出教。例如，明成化年间“撒氏戊卒”案发生后，丁氏重修祖谱时，为了避免文化冲突，攀北宋汉族丁度为祖，“以昭其裔不出于回回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就没有今天的陈埭丁氏和百崎郭氏了。
第五， “掌教失传”，使丁氏、郭氏失去了凝聚和维系族人团结的核心。
在明朝万历年之前，丁氏的祖辈还遵循着伊斯兰教信仰，“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肉食不以豚，恒沐浴，相率西向以拜天”。短短几十年，丁氏就以佛教及闽南的民间宗教替代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殓加衣，殡用木，祀有品，食有豚，天多不拜。郭氏在掌教失传，礼拜寺消失后也就出教了。
三， 几点启示
今天，我们来到陈埭镇，宽敞的水泥大道，四通八达，道路两边楼房，栉比鳞次，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鞋材一条街上经营户300多家，牌楼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为陈埭鞋材公会题写了“陈埭中国鞋业材料市场”，年交易额达80亿元。安踏、特步、鸿星尔克、361°等我国体育用品的名牌产品都出自这里。安踏运动鞋在全国同类产品评比中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第一。2006年陈埭回族社区7个村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5•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85．6亿元，上交国家税收7•83亿元，培育规模以上企业212家，其中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41家。百崎回族乡有大小工业企业100家左右，2006年工业产值25．1亿元、农业总产值32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7313元，拥有9艘4．5万吨位的海上运输能力，全乡上缴税收4072万元。在经济发达的陈埭镇、百崎乡随处可见佛教的庙宇、供奉的马祖、民间的神灵，还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陈埭、百崎人民安居乐业，政通人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多种宗教景观的林立，现显多元文化的并存，告诉人们陈埭、白崎多元文化的历史与变迁，预示她的发展与未来。
第一，族与教的关系 张承志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一文中谈到郑和时说：“在郑和的政治军事外交生涯中，族与教的影子显然很薄，他与回族回教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是在分离告别，而并非归回依附”⑶。纵观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在族与教的关系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有相似的一面。斯大林在提到民族定义时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这一理论上的概括是国家层面上的“民族”（nation）， 但是，我们常常将其普遍化，更多的运用于像汉族、藏族、回族这类人们共同体，而这类共同体在西方叫“nationality”（民族实体）或“people”(人群)，不能叫“ nation”⑷.从民族的同质性界定民族往往会忽视民族内部的异质性，我们必须承认民族内部的差异，才能全面的理解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特征。中国回族是从不同的民族（已经形成的民族）中分化出一部分人群重新组合形成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搞清楚这一民族形成的环境及条件尤其是宗教在其中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解析陈埭丁氏及百崎郭氏对待族与教关系的关键。中国回族形成的大前提是13世纪蒙古西征中大规模东迁穆斯林进行的民族迁徙，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穆斯林，以贵族、官员、军人、商人、宣教人员、工匠等身份进入中原大地，分散在中国的各个地方，经过文化整合，最后形成了回回民族。在这个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以一神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教文化比较成功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相对接，形成了源源流长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少一部分、局部地方的穆斯林因种种原因，吸收了汉文化融合到汉族之中。陈埭的丁氏、百崎的郭氏就是典型。我国回族形成于明代前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丁氏、郭氏基本汉化，经过明清、民国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间虽然有反复最后还是完全汉化了。“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⑸。所以，中国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性及礼俗性的特点十分突出，正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将不同的人群凝聚起来组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在我国回族发展中，从元代开始宗教世家就开始出现，回族无论迁徙到什么地方，清真寺就出现在什么地方。清真寺成为强化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的中心，守教与守俗成为回族穆斯林的标志。在我国回族迁移史上有三种情况：1，回族分散到其他少数民族地方，经过发展成为这些地方伊斯兰教发展的代表。例如，清代杜文秀起义失败后，逃到藏族、白族、傣族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人口数量在当地不站优势，但在文化上与所在地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商业文化弥补了所在地民族的不足，回族善经商赢利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贸交往，活跃了当地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改变了他们不善经商的观念。与当地民族妇女通婚，穿当地民族服装、说当地民族的话，在一些具体的物质文化上融入到当地民族中。但是，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都建了礼拜寺，在宗教信仰、婚丧、饮食方面仍保持着穆斯林的传统。回族的节日、婚丧、饮食、行为等风俗习惯来源于伊斯兰教文化，文化的相同性，也使族与教达到了一致，他们被称为藏回、傣回、白回，又使精神的因素与物质的因素达到统一。法国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 Maurice Duverger）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人的要素和文化的要素。“这两种要素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实体，而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任何集体、团体、社会都不仅可以确定为一种有互动作用的人类集合体，而且可以看做是一种价值、准则、信仰、习惯、技术、方法、行为的集合体，这些恰好构成一种文化。人类集合体之间的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共同点” ⑹。散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回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长期与藏族、傣族、白族、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并与之通婚联姻，在体质上、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文化共同点又使他们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到民族的认同。2，大量的回族集中迁往一个地方，后来成为回族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清同治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把几千陕西渭南地区的回族，整个乡庄、整个村庄的迁往化平（今宁夏泾原县），他们本来就是虔诚的穆斯林，由陕西迁往宁夏，在一个小地方人口集中，面对残酷的现实，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抵制儒化教育，他们首先是将简易的清真寺盖起来，在荒芜人烟的化平，披星戴月，筚路蓝缕，默默坚守心中的伊斯兰教信仰，使其变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宗教的认同强化了泾原回族的民族认同。今天的泾原县是我国回族人口最多的县。他们形成了本土化特色很浓的西北回族伊斯兰文化。所以说“宗教是民族文明的根源和生机，宗教文化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之中，往往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与区别的一个文化标志” ⑺。3，迁移的时间比较早，人口少，迁移的地方是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最后同化到汉族中，陈埭丁氏和百崎郭氏最为典型。张承志曾说：“致使中国史上的回族人物孤独的原因，还不仅是血统的、前定的因素。除开步入中国文明的上层---中国文化界之后必然遭遇的融化、自卑，以及与中国文化界并立争雄之后的远离家乡之外，回族优秀人物处境艰难的原因，正来自于回族内部”（8）。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我们返观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发展历程，丁氏族人在明清两朝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物，但是，他们挤入封建上层的代价是远离自己的民族和信仰，这也是他们开始时十分痛苦的选择。由此就会感到回族人尤其是优秀人物自身肩膀上承担多么大的责任。明清时期以来统治阶层及知识阶层不理解伊斯兰文化，歧视回族风俗习惯，尤其是西南、西北回族起义失败后，大量的清真寺被拆毁，宗教人士被流放到边荒地带，强迫回民养猪吃猪肉。这些历史记忆铭刻在回族大众（底层）的心灵深处无法舍去。所以，回族往往拿是否守俗看坚守宗教。守俗意味守教，背俗便是背教。吴鉴在《清净寺记》称“虽适异城，传子孙，累世不替”。伊斯兰教植根于中国回族穆斯林日常生活，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使他们相望相守，“宗教及其信仰成为民族文化或民族亚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9）。
陈埭丁氏和百崎郭氏从明代中期开始，失去伊斯兰教信仰和回族的风俗习惯，信仰佛教及闽南汉族的民间宗教，用闽南汉族的风俗习惯替代回族的风俗习惯。例如，迁移到台湾的丁氏族人，只知道他们来自大陆的陈江，完全遗忘了自己是陈埭的“回丁”，加入了“汉丁”的全台丁姓宗亲会。亨廷顿在谈到伊斯兰教复兴时说“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20世纪80年代初，在陈埭有识之士的活动下，开始了恢复民族的本来面貌，得到了政府的确认，并在1990年新建了陈埭清真寺，聘请了开学阿訇，民族宗教意识开始了回归。由于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积重难返，陈埭大部分丁氏族人，无论从信仰上，尤其是生活习俗上全部汉化，虽然他们一再讲自己是回族，但族与教是分离的。有信佛教、基督教、民间宗教、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呈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埭丁氏部分青年到内地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然后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留学，还有民国时期到成达师范上学的老人。正是这批丁氏青年才俊与清真寺（1990年以来，聘请的阿訇都比较年轻）阿訇一起，在民族中学、在清真寺内举办伊斯兰文化讲座、阿语班，主持每年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使许多丁氏族人恢复对祖教的记忆，开始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埭丁氏人口增长很快已超过了2万多人，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成为我国鞋业原材料的集散中心，我国体育用品许多名牌产品都出自这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联系，重视教育，兴办民族中学，落实回族高考生加20分和回族可生两胎的政策，派丁氏子弟到阿拉伯国家留学，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伊斯兰教作为共同信仰和共同文化，无论与阿拉伯国家还是与内地的回族穆斯林，大家作为认同、发展、希望的标志。十几年来许多阿拉伯国家、内地回族自治地方的领导、回族知名人士和宗教人士、新闻媒体、企业界、群众团体到陈埭参观考察。并与国外的、台湾的丁氏族人，与菲律宾聚书丁氏宗亲会、菲律宾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加强联系，扩大交往。例如，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四十多位阿拉伯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及国内的回族界的专家学者、国外的丁氏宗亲会代表到陈埭丁氏宗祠考察。这些活动扩大了陈埭的知名度，促进陈埭回族伊斯兰教的发展，强化了丁氏族人对回族伊斯兰教的认同与回归。“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各文明的人民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0）。丁氏对祖教记忆的回归，是多种文化平等相处的历史回应。
第二，一神崇拜、教主崇拜、祖先崇拜。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安拉本体论，论定安拉造化了天地万物人类，安拉的大用显示在他的创造物之中，人在造物主面前最终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做一个“自觉的顺服者”（穆斯林）。所以，《古兰经》言“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也给予同样的理解。陆容《菽圆杂记》中说“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伊斯兰教拥有一神教的世界观，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论真理之一。从宋元开始经历明清到现在，在中国的县级建制的地方有二万多座清真寺，清真寺成为宣传教义，团结穆斯林的中心，将穆斯林凝聚在安拉的名下，为了回族穆斯林的事业而奋斗。中国历史上有摩尼教、犹太教、祆教传入后先后消亡，只有伊斯兰教在今天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教主崇拜来源于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我国西北地区的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族穆斯林，元明以来遵行中国伊斯兰教格底木教派。自清初以来，随着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传人，苏非派的教理在西北地区得到广大穆斯林的崇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库布忍耶四大苏非派别（即四大门宦）。苏非派宣传一般的教众要靠近真主，求得解救，来世进入天堂，就必须有导师（穆勒什德）的引导。世俗社会的发展使导师制演变为门宦制，门宦的掌门人集导师与教主为一体。教主归真后要建拱北、教主生前讲经办教门的地方修建道堂，供教徒们朝拜。教主崇拜之所以在西北地区盛行，是因为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来，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起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的镇压，辈辈教主不是流血牺牲就是被流放到荒芜烟瘴之地，哲赫忍耶大量的信徒被杀害，许多清真寺被拆毁，剩下的老弱病残被迁赶到不适宜人生存的蛮荒之地自生自灭。因此，哲赫忍耶的教主崇拜更为突出。例如，在他们看来马明心被承认为“穆勒什德”（导师、引领者），是“替主扬法，替圣传道”的人，他是“寻道者的方向，善人的克尔白，殉道者的首领，替安拉行道的革新者”。只要他走到那里都可以把散居四方、素不相识的的教众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为共同目标而战斗的集体，大家彼此以“多斯梯”（兄弟）相称，群以相称为“多斯达尼”（弟兄们）。在今天的西北、东北地区有许多哲赫忍耶教主的拱北，供教众参拜。每年哲赫忍耶的马明心、马化龙、马进西、马元章等“老人家”的忌日，都要举行有好几万教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尔麦里”活动，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给后辈的“多斯达尼”留下永久的纪念。
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一文中阐述：“祖先崇拜是鬼魂崇拜的产物，是鬼魂崇拜的一种形式。祖先崇拜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也是鬼魂，但它与崇拜者之间被认为具有血缘关系，崇拜者对鬼魂有祭祀的义务，鬼魂被当作保护本族或本家庭的神秘力量而崇拜”。祖先崇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作为一种民俗被传承下来，特别是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民族尤为重视。在宋明理学盛行的闽南汉族中对祖先崇拜更是重视无比。宗祠，亦称家庙、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之所在。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关乎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丁氏宗祠始建于明永乐初（1403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对宗祠进行了扩建，奠定了今天的雏形。在清朝分别在1685年、1704年、1723年、1859年、1889年进行了重修。1984年和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大修。根据丁氏祖谱记载，在16世纪初丁氏宗族还保持着伊斯兰教的礼拜方式，同时祭祀祖先的活动仍然进行。不同的是“祭不列品”。明朝中期后丁氏祭祀开始“祭列品矣”，祭祖仪式向着“渐变以合于礼”发展然后彻底的汉化。祭祀活动曾经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丁氏祠堂重修后恢复原设在中堂的列祖列宗考妣木主牌位（颜色是绿色的），制定了祠堂舂、冬祀祖的“规例”，恢复了春冬二祭。在祠堂的回字型的院子内，有“陈埭回族史馆”，用多种图片、史料介绍陈埭回族的发展历程。“人文蔚起，代有簪缨”，“举科名者，复踵相接”，正是陈埭丁氏宗族历史上的一大靓点。丁氏祠堂功能之一就是“荣宗耀族”，陈列着明清时期进士14人、举人24人的名录，高挂着“六子簪缨”、“父子进士”、“兄弟科第”的匾额。丁氏祠堂实现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唤醒大多数丁氏族人对“祖教”的记忆。
“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11）。伊斯兰教传人我国后尤其到了清朝，各种伊斯兰思潮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环境，加之各种自然灾害，回族大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就为各门宦教主崇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教主崇拜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产物，而祖先崇拜则是典型的汉文化的结晶，它已经脱离了伊斯兰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伊斯兰文化并存，发展到近现代在祖先崇拜的祭祀仪式上只是存留了伊斯兰教习俗的遗迹，实则是一种“使不泥于其教，亦不背于其教，变而通之，与时宜焉”的无奈之举，这是实践理性的灵活表现，完全偏离了一神教思维路径，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丁氏族人越来越来融入世俗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创立辉煌的成就。
第三，文化融和、文化冲突、文化和谐。“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12）当一种文化随着特定的人群进入另一个文化圈内，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要想得到发展，必须有一定的人口、识字率、经济实力、意识形态能力。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就要主动吸收融和主体文化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体系。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发生文化冲突。例如，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儒家文化体系是一种伦理型的实践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将政教相分离。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它保存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科学、哲学的精华。而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两种文化在博弈的过程中冲突在所难免。中国回族穆斯林比较成功的吸收融合了汉文化的精华，在与主流的汉文化的博弈中，没有被汉文化同化，形成了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体系。“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13）。
第四，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从晋江丁氏、百崎郭氏宗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实际存在着历史认同、民族（种族）认同、宗教认同的过程。“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承认民族内部族类、文化、语言、习俗的多样性，认同民族间的同质性，才能达到文化的和谐。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14）。一般来讲，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为历史，“历史认同”实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15）。因此，“历史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民族是人类的一种群体分类，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础，一个民族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是历史的认同，强烈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和凝聚力。丁氏、郭氏宗族经过600年的发展，至今仍然认同和保留着自己宗族的“历史记忆”，他们修家谱、族谱、建陈埭回族史馆、举办“陈埭回族历史学术讨论会”、赴昆明拜谒赛典赤．赡思丁墓。历史记忆的回归与强化，使丁氏、郭氏加深了对自己民族的无限热爱。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文化也是其存在的根基， 认同的归结点常常指向血统渊源，在民族构成要素中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现代民族的血缘溯源指向是对血缘民族时代的一种历史记忆，在这种记忆下，民族认同也比其他认同有了更强的聚合性。民族认同有其传统的认同方式，大都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丁氏与郭氏在民族认同上多以宗族血缘、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为主要方式。1985年成立了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1990年正式成立了百崎回族乡（福建省唯一的回族乡）。陈埭丁氏族人新修了以“回”字型的建筑形式寓意回回民族特点的丁氏宗祠，恢复了冬舂两祭，75位列祖神主牌晋入神主龛（以绿色为主），祀不列品。诵祝文、上清香、献鲜花。重修泉州灵山的陈埭丁氏一、二、三世祖墓，广泛联系菲律宾、泰国、台湾地区的丁姓族人。百崎郭氏重修了开基祖墓和“回”字型的“接官厅”，他们现在仍然保持着星期五（主麻日）不食猪肉、家中老人去世不供猪肉制品的遗俗。丁氏、郭氏的民族认同强化族人间的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现在他们对外都称回族，广泛地与全国各地的回族联系，扩大陈埭、百崎回族的影响。宗教对民族尤其是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宗教是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宗教还是民族分合的特定因素，一个民族因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发生分离，不同的民族也因信奉同一种宗教而聚合为新的民族。在构建族源认同中，不同来源的民族因信仰某种宗教而重构相应的族源，形成相同的族类。宗教在族际认同中表现的最为强烈。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过600年的发展，佛教、基督教、闽南民间杂神信仰代替了大部分丁氏、郭氏族人祖教即伊斯兰教的信仰。但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丁氏中许多老人与赴中东伊斯兰国家留学的青年一代发起共鸣，回归祖教，增强族人的宗教认同感。1990年新建陈埭清真寺，1991年晋江伊斯兰教协会在丁氏宗祠挂牌成立，清真寺的阿訇组织西北、陈埭的回族穆斯林与在晋江经商中东穆斯林，过好一年一度的圣忌、开斋节、古尔邦节，举办《古兰经》诵颂比赛。对宗教的认同使年青一代的丁氏回归于伊斯兰教，同时由于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使得陈埭丁氏扩大了与世界穆斯林国家的文化交流，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了陈埭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晋江丁氏、百崎郭氏族人经历数十代的发展，现在大部分已经不信仰伊斯兰教、吃猪肉、以闽南汉族礼教习俗替代回族穆斯林的习俗。但是，他们仍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回回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里如何看待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在民族认同中，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语，历史的失忆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的在自我意识中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记忆，使陈埭丁氏、白崎郭氏倾向于民族认同，首先他们采取国家认同，在得到国家认可的前提下，促进民族认同。对民族认同“采用国家认同方式，并以公民身份、现代政治认同的前提，特别是后一种民族认同方式，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尤其显得重要”。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陈埭、百崎经济发展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回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民族的存在，更增强了陈埭丁氏、百崎郭氏与全国回族的认同感。宗教是一种文化，他沉浸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意识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用一种宗教替代另一种宗教。陈埭丁氏族人先易后难 ，先从青年人抓起，进行宗教的回归，对伊斯兰教的认同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加强。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如何看待这里的回族，回族究尽如何构成、如何定义，如何区分。这些都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五，对外交流的加强，对外贸易的扩大 ，东南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有回归与复兴的趋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交流的加强，对外贸易的扩大，综合国力的增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客商，包括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商人，还有中国中部、西部的回族穆斯林商人，他们纷纷进入东南沿海经贸发达的地区，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伊斯兰教的传播，使东南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有了回归与复兴的趋势。有下列三种形式：1，古老的大都市。如广州、泉州、杭州。这些城市在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就已经传人，并建有古老悠久的清真寺。广东省的回族穆斯林2000年人口普查时有28727人，目前上升到14万人，有10万是外省来的。广州光塔清真大寺所在的光塔街显然成为了一条穆斯林街区。泉州清净寺所在的涂门街周围以青海、甘肃穆斯林为主。2007年12月阿曼苏丹卡布斯陛下出资50万美元修建清净寺新礼拜堂，新礼拜堂的建成使这座千年古寺大放光彩。杭州、嘉兴在年内要 新建扩建清真寺。青海的回族穆斯林在上海市开3万个清真饭馆。2，新兴的工业、商贸城市。如浙江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目前有2万多穆斯林，外国的有13000多人，中国西部的近万人，义乌清真大寺是政府批准兴建，可同时容纳5000人礼拜。柯桥是“中国轻纺城”，是绍兴县的一个镇。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回族穆斯林，近年来外国穆斯林有3000人，回族穆斯林6000人。绍兴县政协委员在2007年的提案中要求政府兴建清真寺，满足回族穆斯林的宗教需求。浙江台州市民族宗教局许可在市经济开发区设立首个伊斯兰教礼拜活动点，结束了台州没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历史。3，新兴的鞋业城市。福建晋江的陈埭镇是“中国鞋业原料基地”。1990年新建清真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穆斯林来到这里进行鞋类、运动服装的贸易，世居陈埭的丁氏回族穆斯林的后代，从阿拉伯国家留学回来，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举办各类学习班，宣讲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为陈埭伊斯兰文化的回归做贡献。
中外穆斯林涌入东南沿海许多城镇，随着他们的定居，与回族穆斯林、汉族的通婚，形成了围绕清真寺的居住、礼拜、饮食、学习、医疗卫生、公共墓地为一体的穆斯林社区。我们可以预见经过数年的发展，中外穆斯林经济实力的增强，人口的增加，东南沿海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将会有一个回归和复兴。
注释
⑴引自《陈埭回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此文凡注丁氏族人的资料都出该书，不再注页码。
⑵引自《百崎回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文凡注郭氏族人的资料都出该书，不再注页码。
⑶ （8）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⑷《政治因素依然是民族问题的首要原因》《中国民族报》2007年6月22日第六版
⑸（10）（11）（12）（1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5、111、370、298、369
(7)(9)《宗教、民族认同及其与社会和谐之辨证关系》学术中国网
（14）《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1期
参考书目
①庄景辉《陈埭丁氏宗祠》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周传斌《回族文化与历史论集》宁夏2004年版
④陈国强《福建回族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⑤许在全《泉州文史研究》第1、2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⑥陈埭回委会编《陈埭回族史馆》2002年
⑦丁显操《2007年陈埭回委会工作回顾》晋江政务网
⑧《陈埭回委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事记1984—2004年》晋江政务网
⑨郭成美《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宁夏穆斯林》2007年第2期第20页。
⑩《再谈当代“蕃坊”的崛起》《伊斯兰文化研究》2007年第4期
后记：对陈埭丁氏和百崎郭氏伊斯兰教文化的变迁，15年前笔者就有了解和关注。因当时资料有限，信息不畅，又无条件实地考察，难以成文。没想到十几年后能到福建挂职，业余时间到陈埭和百崎实地考察，静下心来，整理出这篇文字。也是这段时间在福建工作和学习的记忆。于2007年8月20日晚。
（作者：李仁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办公厅 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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