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奥运期间，北京市开放的涉奥宗教场所有32家，花市清真寺就是其中之一。原本只是想去采访这里的奥运接待情况，不经意间却追寻到了另一段精彩的历史。
为穆斯林服务，
是其第一功能
8月15日星期五，是伊斯兰教每周一次的主麻日，夏日的阳光洒满了花市清真寺的院子。因为是在百年一遇的奥运期间，又因为花市清真寺是此次涉奥场所，因此前来礼拜的人比以往要多，从肤色、面孔和服饰可以看出，这些神情庄重的穆斯林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此时，他们汇聚于花市清真寺的礼拜大殿，主持聚礼的阿訇李昌辉正诵读《古兰经》。
面对这一切，记者的心中只有感动，为他们的虔诚而感动。
花市清真寺位于热闹的西花市大街上，这里是北京回族聚居区之一，与繁华的崇文门外大街仅一站之遥。站在寺院大门的台阶上，就能看见时尚的购物中心新世界。花市大街是一条古老的商业街，自清末以来至民国年间“每月逢四（即农历初四、十四、二十四）有市，以售纸花、鲜花、绢花为主”，街名亦因此而得。今天的西花市道路两旁仍然店铺林立，花市清真寺坐落在商业街的南侧，牛羊肉铺、清真茶行、清真超市将它包围着，各种口音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经营这些店铺的以京东和山东的回族较多。
相传，花市清真寺是明代开国功臣、回族将领常遇春所建。但记者在礼拜大殿外北墙随墙石上发现了文字记载，花市清真寺最初建于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崇祯、清康熙及乾隆年间均有重修，尤其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经过大规模整修，“宏敞壮丽，极一时之盛”。为了迎接奥运，2006年，花市清真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翻新了一遍。
站在礼拜大殿前，呈现在眼前的是古香古色的庭院和雄伟壮观的殿宇。庭院布局严谨，而且清幽雅静，常青的松柏、盛开的紫罗兰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清真寺的庭院为中国宫廷式四合院建筑，大小约300平方米。庭院的中心建筑是碑亭，碑亭颇为古老壮观，亭顶为重檐绿琉璃瓦，四周装以窗牖，门西直对大殿。在朝西的庭檐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认主独一”4个大字遒劲有力。
回望大殿，殿门上方悬挂着的一块蓝地儿金字阿拉伯文匾额庄严肃穆，意为“真主确实是唯一的主宰”。大殿北面墙壁匾额上有“洁净精微”4个大字，为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马新贻所书，南面墙壁则有“清真无二”匾额，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马福祥将军所题。两块匾额虽然是珍品，遗憾的是由于重新刷漆，匾额上面的题记已经无法辨认。
原本以为这座有着500多年的清真寺也就一直安安静静地站立着，迎接着四方穆斯林来此朝拜。没想到，这里除了是穆斯林的聚礼之地，还是当年辛亥革命志士仁人秘密集会的地方。“90多年前，我国近代第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穆斯林进步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曾在这里成立。” 经李昌辉阿訇介绍，记者找到了线索提供人——1912年时任职花市清真寺的张子文大阿訇之子——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回族史研究专家张巨龄老先生。在张老家，记者目睹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也从中读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参政议事，中国回教俱进会在此诞生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到参议院解临时大总统职，随即，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些都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民众命运未定、前程未卜。此时，虔诚的穆斯林们再也不能平静地呆在清真寺里了，他们走向社会，“唤醒回教同仁”，实行“宗教改良及教育普及”，“启自强之思想，振爱国之精神”。1912年7月，在著名大阿訇王浩然、张子文等的发动下，一些回族优秀分子同武昌起义的黄兴派人士，以及宋教仁、蔡元培等在花市清真寺内秘密议事，继续支持孙中山，商议如何维护他的“五族共和，振兴中华”思想，揭露袁世凯的分裂和倒退阴谋。当时，37岁的张子文阿訇正在花市清真寺任职。每当聚会时，他都安排学生马松亭、杨明远等为大家放哨，一有情况，大家便从寺院后门撤出，经手帕胡同散去。
经过计划筹备，1912年7月7日，中国回教俱进会在花市清真寺成立了。这一天，坐落在北京崇文门花市大街的清真寺，一反以往的肃静静谧，一下子沸腾了。刚刚摆脱了封建桎梏的中国回族群众，从京城、从全国各地向这里聚拢，参加这个回族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它宣布“本会联合国内回教人民，协赞共和，坚持统一，偕同进化，以期巩固国基”；它提倡“回文学堂内兼授汉文及他必要之学科”；它欢迎“无论国内、国外、同教，异教，凡与本会表同情者而能有所协助者，得推为本会赞成员”。
回教俱进会在成立之前，就拟定出了一个“赞成人”名单，而在俱进会成立之后，这个名单的人员一直在增加。这里边包括参与辛亥革命的黄兴、宋教仁等要员，以及各地区首领，不仅有回族，还有汉族、蒙古族、满族等。“这个多民族集合的‘赞成人’名单，充分说明了在96年前，回族先贤及其广大回族群众就有着宽广的民族团结的胸怀。”张巨龄先生激动地说。
1912年8月24日，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孙中山抵京。9月15日，中国回教俱进会召集回族群众500多名齐聚崇文门外“织云公所”（今北京东三里河路北“北京市劳动保护用品公司”所在地址）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他们亲聆孙中山关于“五族共和，振兴中华”的教诲。会后，孙中山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回教俱进会的相关领导人，其中包括时任花市清真寺教长、同时兼任俱进会评议长的张子文阿訇，并合影留念。
对于中国回教俱进会筹备和成立的全过程，一份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宗爱国报》曾连续报道，其中包括“借花儿市第五学堂开茶话会”，“借花儿市礼拜寺开成立大会”以及投票公举的领导任职情况等内容。与此同时，《北京新报》、《大自由报》、《民兴报》以及著名的《大公报》和远在上海的《申报》都有详细记录。张巨龄先生将这些材料的原件一一摆放在记者的面前，竖排繁体的版面看起来虽然有些麻烦，但在张老先生的耐心指引下，记者还是很仔细地读了一遍，回味间，那段历史中已经远去模糊的人物印记似乎渐渐清晰起来。
联络社会，《回文白话报》力促边疆稳定
在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回教俱进会的领导者及主要干事，一方面利用出席各地支部成立大会的机会，发表演说，宣传民族共和，揭露封建专制，一方面直接从事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为主要对象的宣传工作。由于千百年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的镇压和民族屠杀政策，使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备受迫害，加之“英俄等国窥伺”，并用多种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煽动，人们对辛亥革命、共和政体等存有疑惑。为了“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向内，以杜外人觊觎之渐”，1912年末，一份阿汉合璧的《回文白话报》正式筹备并于次年1月份创刊。它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维护祖国统一为宗旨，并期望能够集合其他民族力量，合力并进。
由于丰富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文笔，很快，这份报纸受到了边疆各少数民族读者的欢迎。当时很多其他的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外界对《回文白话报》的反应，《新中国报》就曾在一期内容中报道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
这份备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喜爱的读物的主笔和编辑主任，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回教俱进会的领导者王浩然和张子文，他们一面担任会务和阿訇之职，一面积极投身社会，宣扬共和，很多思路和工作就是在当时的花市清真寺完成的。王浩然和张子文阿訇也因此更为回族群众所敬重，并双双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最高奖赏——嘉禾奖。
正如张巨龄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从历史上来说，花市清真寺，不，在我看来，不只‘花市’，中国的清真寺，她们曾经不只既是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们的议事场所和与社会相互沟通的社会活动场所。花市清真寺，她是一个开放的、紧跟时代前进的、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场所。”
当记者随着张巨龄先生的讲述体味花市清真寺这一段不平凡的往事，并浏览面前一幅幅记载历史的照片和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涌起的是对曾在此任职的众多开明的宗教人士的敬佩之情。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成立，《回文白话报》的发行，以及其创办者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所做出的努力，为花市清真寺的史志添加了精彩的一笔，使其在北京众多清真寺中彰显独特，也因而让更多后来者有更多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