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坊”名称由来的解读

“八坊”的名称从何而来？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这里在最初只建了8个寺，每个寺所属的教民自称一坊，故称“八坊”。也有一种说法是最初迁到这里的穆斯林只有苏、喇、丁、金、王、马、祁、铁这“八大姓”，故称“八坊”。另外，也有说河州南关，回民聚居，往时商业繁盛，市肆骈阗,地名“八坊”，有清真寺十二。而研究者对“八坊”的名称来源有自己的研究解读。

　　一、“八坊”中“坊”的概念——对古代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坊”的沿用

　　“坊”在古代也称“里”，二者并称“里坊”。所谓“里，居也。”“里”的含义主要是指居民聚居的地方，《汉书·食货志》记载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也就是说，在汉代，里是指城市的社区而言，但在名称的使用上，里的概念却并非城市专属。如秦汉时期“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至唐代实行邻保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明清时期实行里甲、保甲制度：“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所以，“里”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它曾经是对中国古代广大农村按地缘进行社区划分的一种行政措施。

　　而后，与“里”相应出现了“坊”。“坊”更近于城市化，或者说专就城市而言。有关“坊”的记载，较早见于唐代的文献。如《唐六典》曰：“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食货志》曰：“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里坊制，或者称“坊制”，将城市划分出若干方形的空间，而且对每个空间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而且“坊制”在隋唐代已经趋于成熟，隋唐城市中的“坊”是城市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各坊置坊正，掌管开启坊门的钥匙，处理坊内事务。

　　宋代以后，随着坊墙的毁坏，坊制已不复存在，但“坊”仍是一个有效的行政社区，有一定的地界。“坊制”的崩溃，作为唐宋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然而，作为制度的“坊”解体之后，自晚唐五代以至于来元明清，在城市中仍一直存在着“坊”，惟其意义已迥异于盛唐。明代作为“地域实体”的“坊”，其规模与形态较之唐宋有明显的变化。明代“坊”不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而是开放式的条形街区。坊的中心不再是居民居住区，而是街巷。人们也逐渐不再使用“坊”作为地理标识名词，明代城市中某某坊的地名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某某街、某某巷。而且，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下经济繁荣，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规模较小。但坊的数量与城市行政等级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同时，“坊”虽不再具有城市行政管理功能，但依然在编制里甲时发挥着某种基础作用。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布局中，除了“坊”外，还有“厢”。在城市的规划中，它们的区别在于“凡置之城市之内曰‘坊’，附城郭之外者曰‘厢’，……”到清代，这种“坊、厢、乡”的城乡划分方式依然被沿袭了下来，在地方府、州、县各大小城市之中，仍以“坊”为纲进行社区的规划。

　　图1--1（临夏县城市地形一览图）为民国30（1941年）年绘制，图中所示方形城池为明代所建。此城池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截元城一半，向南扩展一里，原南城门作钟鼓楼修筑而成。城周长九里三分，南北二里半，东西长二里又百步，四门城楼相对。明隆庆年间（1567—1570）知州聂守中在南城门外建关厢，长五里，护以重城，……南门修楼。城南关厢一带又称“八坊”。在历史上，临夏市回族聚居区在此城池的南边，具体是指现在临夏市广场洪水河以南，三道桥以北，东至上二社以西，西至西巷以东的这片居民辐射的地方（如：图1--1中方形城池南边区域）。这块区域也被称为“八坊”。“八坊”不在过去的临夏城内，而在城外，这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八坊中的“坊”不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而是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且“坊”中某某坊的地名没有，有的是“花寺街”、“王寺街”、“大南巷”、“小南巷”等街巷的名称。以上的这些“八坊“的“坊”的状况和明代作为“地域实体” 的“坊”的特点相同，所以“八坊”的中“坊”的概念至少在明代已经存在，而且它是古代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坊”，特别是明代的作为“地域实体”的“坊”的沿用。  

　　二、“八坊”—— 八个“哲麻尔提”(Jam‘at)组成的一个“坊”

　　为什么临夏市这块广场洪水河以南，三道桥以北，东至上二社以西，西至西巷以东的这片居民辐射的地方被称为“八”坊呢？要探寻“八”的含义和来历，就要联系到历史上这块地区的回族生活中较早形成的宗教组织单位——“哲麻尔提”。“哲麻尔提”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包括附近穆斯林，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宗教组织单位。每个“哲麻尔提”清真寺内设有开学阿訇、掌教主持本“哲麻尔提”的宗教事务，并为“哲麻尔提”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包括料理宗教事务，诵经作善事等。每个“哲麻尔提”教坊设有“学董”、“乡老”的管理组织，管理本“哲麻尔提”和清真寺的宗教收入、开支，管理清真寺的财产，操持清真寺的修缮事宜，筹办宗教节日活动，决定阿訇的选聘等事项。研究者认为：“八坊”就是八个“哲麻尔提”组成的一个“坊”，简称“八坊”，支持此论断的论据为以上关于“坊”的历史考察和以下“八坊”中“哲麻尔提”尤其是清真寺的形成历史。

　　在临夏市的南部形成众多“哲麻尔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穆斯林在此处的定居及伊斯兰教在该地的发展。在唐代，大食或波斯商人“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有的也留居河州。据《甘宁青史略》记载：“伊斯兰教徒在唐天宝后，从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他们有的便在河州城外南郊定居下来。据民间传说：从西域来的“十大上人”，逝世于河州，埋葬在河州城外南郊哈家坟（在今临夏市南关清真大寺西侧）。这“十大上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一屠户马三保负责搬迁至今州博物馆背后，据有的目击老人说，坟坑是穆斯林式的，挖开后芳香扑鼻。所以，早在唐代，“八坊”地区已经有域外穆斯林活动了。

　　到了宋代，在丝绸之路沿途各地滞留的外来穆斯林甚多，特别是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北路之后，河湟空前繁盛，这条路上穆斯林活动就相当活跃。蒙古统治者占据河州后，把河州作为重要的屯戍地之一，他们西征时带来的大批西域各地的工匠和军士留居河州“屯垦牧养”，以后诏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那时候穆斯林已经定居在了“八坊”，并有了一定规模的聚居。凡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有数十户人家，就要建起礼拜寺。南关清真大寺（现解放路67号），便是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创建起来的。当时因经济条件较差，礼拜殿搭在几棵松树桩上，人称“连根柱寺”。围绕这座清真寺，来定居的穆斯林逐渐增多。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哲麻尔提”逐渐形成。

　　明代统治者对回族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回回“自有明以来，日渐繁盛”，“甘肃回族，以河州为总汇之区”。而聚居于河州城外南关、西南城角一带的回回，从事茶盐贩运，经营牛羊肉，皮毛、日用品、饮食业、鲜货业者日多，使南关成为茶马、皮毛的集散地之一，甘青边界商业中心。经济条件的逐步提高，各地回族便向这里集中，随之聚居区也逐步扩大。回民的每个聚居区要创建礼拜寺，于洪武十年（1377年）“八坊”建起王寺（今老王寺，现王寺街73号）。明成化年间在今新西路、华寺街十字路口西南建起华寺（今老华寺，现新西路85号），在城外西北隅建起城角寺（现北大街21号）。明末，又在今北巷建起北寺（现北巷3号）。

　　清中叶以后，陕西等地回族多次举行反清斗争，战后避居和强迁至河州者甚多，河州回族人口有了一次非自然的增长。清代在“八坊”又建立了祁寺（清顺治年建，现大南巷64号）在清康熙年间建了西寺（现小南巷24号）和上二社清真寺。所以，八坊最早以八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哲麻尔提”为：南关大寺、王寺、华寺、城角寺、北寺、祁寺、西寺和上二社“哲麻尔提”。从这些清真寺的修建时间来看，“八坊”的名称在清代前期已经形成。清朝后期，八坊地区又新建了下二社寺、水泉寺、铁家寺、大西关寺。各寺都有自己的“哲麻尔提”，但习惯上仍称“八坊十二寺”。

　　经过对“坊”的历史考察和“八坊”中“哲麻尔提”中心——清真寺的形成历史的探寻。研究者认为“八坊”中“坊”的概念是对古代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坊”的沿用，而“八坊”中的“八”就意味着八坊地区最初形成了八个“哲麻尔提”。所以，研究者认为：“八坊”不是八个回族教坊的简称，而是八个回族“者麻体”组成的“坊”（地域实体），简称“八坊”。

　　三、八坊的历史沿革及人口

　　八坊所在的临夏市历史悠久，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该地区就有人类定居，生息繁衍。临夏市建制，历代不同，辖境各异，名称多次改换。禹夏时为雍州之域。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是西羌等古代民族居住的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二级制，在今临夏市西部双城一带置枹（fu）罕县,属陇西郡。西汉、东汉、三国和东晋时期，临夏市地区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归属不同的郡县，却一直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内。东晋十六国时期，临夏地区成为了北方各族争夺统治权的战场。其中前凉太和二十年（公元344年），前凉张俊分凉州地六郡置河州，河州之名自此开始。而且枹（fu）罕曾经为西秦的都城达19年。隋唐时期，枹（fu）罕郡或者河州又接替出现在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中。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统治河州，前后长达300年。北宋熙宁六年，宋吏王韶发兵攻克河州，河州吐蕃首领木征败走，其部众仍留守河州。宋朝时期，临夏也一度也曾被金所占领和管辖。金正大四年（1227年）蒙古占领河州。元朝，河州建制未变动。明于洪武三年（1370年），占领河州，次年置河州卫，属陕西都司西安行都卫管辖。清朝（1644——1911年）于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统河州。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政府改河州为导河县（包括临夏市）。民国18年（1929年），改导河县为临夏县至解放。1949年8月22日临夏解放后，本市行政区域和名称又几经反复。1958年底将永靖、临夏县并入临夏市。1961年复分为永靖、临夏县和临夏市。1973年12月临夏县、市合并为临夏县。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再次将临夏县、市分设，恢复了临夏市。

　　临夏地区秦汉以前的户口无考，西汉以后虽有史料记载，但历代建置不同，辖属范围不一。唐、宋、明各代虽建置为州，但名同实异，特别是人口的计量标准也不同。还有河州为西北“河湟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历代赋役苛重，农民流亡隐匿，官僚和豪强勾结，大量瞒报户口，因而历代户口史料不能准确反映临夏人口变化消长的真实情况，仅可从中窥视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概貌。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河州有5782户36,886人，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发展为147,585人，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03年中，人口增加68%，民国时期，人口则由民国六年(1917年)的315,672人，增加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459,941人，在31年中增加144,269人，年均增加4653人。但人口的减少和消亡也十分惊人。如：安史之乱后，吐蕃人据陇右，造成“河湟没尽空遗丘”的惨淡局面。同治元年，河州人口为347,825人，在连年反清斗争和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至同治十三年,减为153,456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逐步提高，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增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形成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截至2003年9月30日,临夏州总户数为397,110户，190.79万人，而临夏市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余万人。

　　八坊作为临夏市所辖的一个区域，它的历史沿革在一些时段和临夏市的历史沿革是相重叠的，但是八坊作为临夏市的一个回族聚居区域，它还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把握八坊的历史脉络，必须探悉回族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和“八坊”作为回族聚居区的形成。

　　八坊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穆斯林（以后主要形成了回、东乡、保安、撒拉族）在河州的定居及伊斯兰教在河州的发展。在唐代，大食或波斯商人“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有的也留居河州。到了宋代，在丝绸之路沿途各地滞留的外来穆斯林甚多，特别是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北路之后，河湟空前繁盛，这条路上穆斯林活动就相当活跃。

　　（一·未完待续）

　　图1--1 临夏县城市地形一览图（民国30年（1941年）绘制）

　　编前

　　作为城镇回族社区，临夏八坊因为它的伊斯兰民俗文化和特有的商贸文化而闻名中外。八坊回族先民早在千年前带着伊斯兰文化落脚此地，历经千年，最终在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塑造了自己仍然带有鲜明伊斯兰文化特质的八坊民俗文化。而且从目前来看，八坊的伊斯兰文化特质的民俗文化仍然是鲜活的文化，八坊人们赖以生活的生命力很强的文化；临夏八坊回族社区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中原农区向高原牧区、中温带气候向寒带气候的“三过渡”地带，西南部接广袤的藏区牧场，东面接中原腹地，两者在经济类型、民族背景、文化特征、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恰恰是这种显著的差异，造就了临夏八坊人的最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商贸经济生产方式。所以，作为临夏出生的马东平博士选择这么一个既传承了先民文化基因，又在具体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催生出独特文化景象的区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使研究者在关注研究具体的民俗事象的同时，更能抽离出覆盖众多民俗事象的民俗文化本质特征，并根据个案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态环境等因素，解构这种民俗文化本质特征形成机制。所以，本刊《民族苑》栏目将从即日起刊登马东平博士的《八坊民俗志——对甘肃临夏回族城镇社区民俗的描述与阐释》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敬请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