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答：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致可分为四条渠道：一是外交渠道。据白寿彝先生《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引《旧唐书》、《册府元龟》载，唐与“大食”交往最早见于记载者，为“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由此之后１４７年中，阿中通使３６次，主要是大食遣使来唐朝贡。有时一次来朝者达２５人之多，随行押运贡品的兵丁人役自然也不会少。据说，当时从阿拉伯到中国往返一次约需二年时间，有的还要逗留游览很长时间才能返回。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绝不可能不与沿途唐人接触，在所到之处留下伊斯兰教的影响和足迹。就外交活动本身而言，大食使臣也必须要向唐皇介绍本国风土国貌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不失为传播、扩大伊斯兰影响的一种形式。因此，史学家多以唐永徽二年（６５１年）阿拉伯使者来华，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二是战争渠道。唐玄宗天宝九年（公元７５０年），镇西节度使高仙芝，突袭西域石国，虏其王及妻子（后押京处斩），悉杀其老弱，掠走大量黄金、马匹和财物。石国王子为报此仇，于天宝十年（７５１）联络诸胡和大食，与高仙芝大战于怛逻斯（中亚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高大败逃回，其部下被俘者众多。这些被俘唐兵，一方面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到了大食，另一方面有的在大食或中驻地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后，幸获生还，将伊斯兰教见闻带回大唐。其中一名叫杜环者，被俘后在大食留居游历了１１年，走遍了大食各地，详见了大食各地的风土人情，到宝应元年（７６２）才从南海由水路回国。回国后，将其在大食的所见所闻著书《经行纪》，准确、真实、详尽地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信仰、风俗和生活习惯，为我国对伊斯兰教最早的较详细的汉文记录。

    唐至德二年（７５７年），大食应唐王邀请与拔汗那、安西合兵，助唐平定安禄山之乱，唐王朝在大食及诸国兵力帮助下，终取胜利。战后，这些大食兵很多被准许留驻皇室御马场陕西大荔县南的沙苑，屯垦牧养。据传，唐皇还为他们敕建了清真寺，以满足其宗教生活需要。这些留居中国的大食军士，就是回回民族军士出身的最早先民。

    三是沿海通商传播。中国与海外水路通商，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唐前四百年的三国时期，域外香料便有从海上运来内地的。至南北朝时期，南海的水路贸易已经比较发达，南海诸国的名香已经誉满中国。入唐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在广州，“江中有波罗门、波斯、昆仑来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见《唐大和上（尚）·东征传》）唐上元元年（６７４）田神功之乱，扬州的波斯、大食商人死者达数千人（见《旧唐书·邓景山传》及《田神功传》）。可见当时留居中国的大食、波斯商人之多，甚至有的已经改为汉姓。如唐朝进士李彦升就是一位大食人，大商人李苏沙系波斯人。这些留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当时被称作“蕃客”，在华所生子女称“土生蕃客”，居处称“蕃坊”。蕃坊内建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和清真寺，具备恪守穆斯林生活习俗的必备条件。蕃坊的领袖称“都蕃长”、“蕃长”，蕃长的办事机构称“蕃长司”。蕃长要经中国政府审批任命，接受中国政府管理，为中国政府服务。事实上“蕃坊”就是一个“穆斯林侨民村”。

    在蕃客中，除阿拉伯、波斯商人外，还有传教士。相传唐时由海路来中国传教的有四大“先贤”，大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据说今广州怀圣寺就是于唐初由大贤艾比·宛葛素主持修建的，其逝后葬地位于今广州市解放北路兰圃北面，称“先贤古墓”，现保存完好，并建有陵园，国内外穆斯林到此赡仰者络绎不绝。

    历五代至宋末，阿拉伯、波斯商人、传教士、工匠越来越多，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海南岛等地，纷纷建起了规模宏伟壮丽的清真寺。蕃客人数达十几万，出现了“五代土生蕃客”。在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兴旺区域。

    四是陆路通商传播。当时，中国通往西域共有两条道路：一是出玉门关，经今新疆中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的通道西行，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葱岭至中亚各地，或取道天山山脉以北伊犁河流域至中亚，通称“北道”；一是出阳关，经新疆塔里木河南和阿尔金斯山脉、昆仑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在莎车以西越葱岭，进入中亚，称“南道”。天山南北二道，皆为西汉以来“丝绸之路”的主道，唐初，此路驼铃声声，商队往来，中国与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贸易交流颇为发达。当时，都城长安穆斯林商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在长安西市、东市都有很多大食人和波斯人开的店铺，当地人谓之“胡店”、“胡邸”。西亚及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珠宝源源进入长安。中国的丝帛、瓷器、茶叶广销阿拉伯各地。透过这一繁华的商贸景象，可见当时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之一斑。但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亚地带各派势力不断发生冲突，兵匪战乱造成通商道路阻隔，中阿旱路贸易逐渐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