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作家"战斗力"不强引热议 专家:语言不是借口

　　深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在南方作家的创作中却成了“语言表达的瓶颈”？日前揭晓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再度引发了文学圈内对于小说语言方式的讨论。专家指出，语言问题不应成为“南方写作”呈现弱势的借口，因为语言转换的能力是每个优秀作家所必备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不断丰富普通话的语言表达提供了可能。当代作家不应忽视方言叙事尚待挖掘的巨大潜能。而以个性文字来丰富语言表达，也正是作家的职责所在。”

　　“弱势”岂能归咎语言差异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日前颁出，在四部获奖作品中，被圈内归类为“南方写作”的，只有麦家的《暗算》。而在此前历届近三十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南方作家的获奖作品也属凤毛麟角，仅有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代表的几部而已。“南方写作”在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整体屈居弱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圈内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茅盾文学奖之所以冷落“南方写作”，主要原因还在于南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难以突破南方方言带来的“语言表达的瓶颈”。

　　“现在很多作家正尝试用上海方言写作，以方言表现上海的城市感觉。不过，很多外地读者很可能就读不懂。”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表示，“南方文字”并不隶属于更为接近普通话的“北方语系”，因而不能很好地进入北方读者的视野。但是，有许多南方城市文化中独具生命力的东西，和生活中某些微妙的感觉，却有赖于上海方言的表达，一旦以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出现，便成了索然无味的“报告体”。

　　赵长天认为，“北方方言和文字可以一一对应地表达，而南方方言却有很多根本不能找到理想的对应文字。因此，南方作家的创作在语言表达上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语言不应成为“弱势”借口

　　既然“方言焦虑”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非常普遍，那么这一共同面对的问题，又怎能成为某一地域作家为自己的创作弱势进行辩护的理由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生表示，作家不能把所谓的“方言瓶颈”作为写不出优秀作品的借口。“中国古代各地方言就不同，文学写作却统一以文言文表达。吴越江南之地照样出了不少大才子，文学创作并不以说‘官话’的京都独大。而以英语写作的西方作家，各地语言在发音上也有所差异，最为鲜活的生活俚语一样无法共通。”他说，若以方言为理由，西方大文豪博尔赫斯、卡夫卡的作品经过翻译以后，恐怕就没有读者了，“莎士比亚更要抱屈，他以古代英语写作的作品，怎能奢望当代中国有人读呢？”

　　“每一个出色的作家，一定都具备很强的语言转换能力。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南方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把吴语方言转换成普通话的成功例子，他们甚至还奠定了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基石。至于北方作家，王朔如果以纯粹的北京土话来写小说，读者肯定也不能完全读懂。作家对语言的转换有成功也有不成功，但大家在创作中同样遭遇到语言转换的困难性。”张生指出，上海作家不能把“方言问题”当做写不出好作品的“遮羞布”，而不去检讨自己的写作能力。“这样的说法，和中国作家得不了诺奖就抱怨翻译不好，是同一个逻辑。”

　　方言叙事潜能待挖掘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曾评价《秦腔》的拙朴语言很有味道，“用琐碎的细节和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更是一种艺术的冒险，具有重大的价值。”由此可见，茅奖评委会非常看好贾平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叙事和文字风格，并鼓励作家们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尝试。评论家雷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方言叙事的确有巨大的潜能有待挖掘，“方言独特的表现力也有助于作家在创作上进行突破。”

　　但是，评论家们几乎都不看好直接用各地方言来写小说，并批评这种“简单嫁接”的创作。而莫言以山东高密的“猫腔”写作的《檀香刑》，和贾平凹的《秦腔》则被奉为比较成功的范例。华师大中文系杨扬教授认为，像《檀香刑》那样，套用方言或地方戏曲的腔调来写作，远比形式上用方言写作更为可取，“文学创作应更偏重体现地域文化的神韵，而不是在形式上照搬。”

　　雷达则表示，《秦腔》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在写作过程只是积极调动了方言思维，而不是把纯粹的方言落实到小说的文字中，“小说有明显的方言的底子，却不是通过方言呈现出来。”雷达说，现在有很多网络语言时代感很强，但是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民族情感却是有所欠缺的。“而在这方面，方言就独具优势，方言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值得作家们学习、借鉴、模仿，以期通过不断的碰撞和弥合，杂交出成熟的个性语言，写出开放前提下的本土化叙事。”

　　作家有责任丰富语言表现力

　　在有些南方作家眼中，“方言瓶颈”像是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可在评论家们看来，正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为普通话表达提供了进一步丰富的可能性。“作家本来就应该是创造和不断丰富本民族语言的人，他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这一责任。”

　　张生表示，与其一再抱怨“方言瓶颈”，陷入“方言焦虑”中不可自拔，我们的作家不如更多地去深入思考，更努力地去尝试突破，将自己的方言神韵更好地融入到写作当中。“近年来中国作家不断以语言为借口，为自己的写作辩护，这非常不好。普通话写作较之方言表达，可能的确是多了一层束缚，但文学创作‘带着镣铐跳舞’仍能成就精美艺术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有待于中国作家们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