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我被选择做一个“信仰的中国人”

         张承志：我被选择做一个“信仰的中国人”

        著名作家张承志于1948年秋出生于一个回民家族， 在以《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小说力作蜚声文坛之后，一边创作小说，一边致力于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考察、研究。曾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几度赴日本讲学、做学术研究，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学者型作家”之一。

        1991年，张承志出版了小说《心灵史》，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中国回民中最具殉教传统的一支——哲合忍耶派7代人前仆后继用生命捍卫宗教的历史，堪称一部哲合忍耶的民族史诗。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震动，有人奉张承志为“精神圣徒”，也有人称之为“宣教者”。近年来，张承志不断发表激昂文字，抨击大陆文坛堕落，批评知识界中存在着严重的“媚西”倾向，更引起各界激烈反响。

        日前，张承志在北京自己寓所中接受了笔者专访，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及其选择发表了独到看法，并对几年来《心灵史》引发的一些敏感性议论，做出正面回答。

        以下是专访内容摘要：

        问：你近一段时期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撕了你的签证回家》、《日本留言》、《无援的思想》等。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你的观点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由衷共鸣，但也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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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五?四”先驱在70年前提出从西方引进“德先生”、“赛先生”，这到今天也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怀疑。但是，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分清：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民主、科学思想，与全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包括从文化源流上都认为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后一种倾向目前在中国十分严重。

        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一种新体制，应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即“以英美的原则为原则”的世界体制。我在日本生活4年，也到过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深深体会到，西方已把文化扩张作为一种不加掩饰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向西方学习其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同时，难道也要肯定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体制吗？这个体制是以你的贫穷、它的富饶为原则。当它的富饶受到威胁时，它是什么人道主义也不讲的。最近，美国对古巴难民的做法就是一例。并且，从历史上讲，还有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难道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要肯定它的殖民侵略以及那些渗透着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吗？

        从全世界知识分子的状况来考察，对这种歧视穷国、压制穷国、以穷国的穷保障富国的富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认识，在许多国家已是常识。西方知识界早就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在拉美和伊斯兰世界，这个问题也已讨论多年。如果“第三世界”可以分作几大部分，拉美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彻底地“媚西”。可以说，在如此明显的国际背景和文化现实面前，“媚西”成为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文化姿态主流的，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这简直令人不可容忍。

        不过尽管他们目前居于主流，但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被中国正义的知识分子击败，这不仅指我一个人，我发觉这样的人正逐渐多起来，尤其是那些有生命力的年轻人。

        但我现在希望能让那些“媚西”的知识分子在“死”之前明白，他们的学术生涯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可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过真知灼见。他们的学术从来没有和沾着泥巴的人道主义结合过，只是一味地尾随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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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为什么“媚西”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主流倾向呢？
        答：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时提出一种分析，也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境遇的切身理解。

        中国知识界普遍出现这种“媚西”倾向，实际上与长期以来“左倾”的恐怖历史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生怕再现那段不人道的、文化专制的历史。因为记忆太恐怖，所以在现实中就片面地强调向西方学习。不能否认这种心有余悸是真实的，这里可能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他父母妻儿的遭遇。但是，我希望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思考，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中肩负着一柄双刃的宝剑：一方面，如果你忘记过去，昨天高唱某种理想的人可能再用专制的思想来压制你；另一方面如果你矫枉过正，又可能招来一个帝国主义的阴魂。我在写那些文章时，知道别人会把我说成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其实，正是在“文革”时我反对过“极左”。正是我们知道“文革”时的残酷，才渴望铲除那罪恶的土壤。哪怕背负误解和咒骂，思想仍然必须讲出它要讲出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悲剧性命运，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被多少知识分子嘲笑？他也和知识分子整体翻了脸，但他坚持自己的道路，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我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双刃剑的命运面前，做出正义的选择。不要因过去确实曾有过的一部分个人遭遇，而丧失分析今天和今后形势的能力。

        问：有人认为，你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对这种说法你作何感想？
        答：我憎恶这种说法。

        “五?四”先驱在倡导从西方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也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应持冷静的分析态度，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和儒学中体制的、伪善的、压制人民、不人道的成分分开，对后者进行更尖锐的批评。

         从“文革”中闹剧般的“批林批孔”，到今天对封建思想传统的全面讴歌，这两者都是极其危险的。

         最近兴起的所谓“国学热”，同样是对“五?四”传统的背叛。“国学”本身就 一个极腐朽的词，令人想起穿着西服的年轻人，再罩上一层旧马褂。这些人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一定是崇洋媚外的，与那些“媚西”的知识分子有本质上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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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近年来，文学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商品化倾向”。你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未介入任何商业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请谈谈你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
         答：我认为中国的作家以前有两种，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政治的”和“艺术的”。现在又出现新的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盈利的”。作为个人选择，没有必要评判谁高谁低。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只讲艺术。

         我认为艺术的作家只凭大地赋与我们的感觉来说话，这种感觉从生活的母体中来。中国的母体足够大，只要我们能准确地触摸到她的脉搏，而且感觉到其中的意义，创作的道路就可以永远走下去。

         文学的使命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为大多数人，特别是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绝大多数穷人说话。如果真像国外某些经济学家分析的那样，在下一个世纪全世界大约每年都要有1亿人死于爆发的饥饿灾难的话，贫富将是未来世界对立的主题。在这种的情形下，要不要站到那些沾满了泥巴和眼泪的穷人中去，应不应把自己的文学变成他们的呼声，这对我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也许很多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知识分子曾提出过很多肤浅的人道主义，我觉得在今天，人道主义的概念才逐渐清晰起来。我相信这一部分作家也会选择与我同样的道路。这样写出的文章一定有人想看，写这样文章的人也一定同样是有饭吃的。

         尽管当前中国拜金主义横行，但我感到追求纯粹文学的趋势不是愈来愈弱，而是愈来愈强。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作家在艺术道路上的选择是极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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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的《心灵史》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围绕这部书有种种议论和猜疑。在其他一些地方，你曾谈到，现在有些人对你误解很深。你是否愿意在此针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答：关于《心灵史》我确实有许多重要的话要说。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在日本出版了2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中国出版了《心灵史》，此外，还有不少文章都论及伊斯兰问题。在所有这些文字中，我都强调一个概念，即中国的穆斯林是被中国文化养大的儿子。是“信仰的中国人”。他是中国母亲一个最贫穷的、周身褴褛的儿子，但我们今天必须意识到，他们为母亲贡献了一股新鲜的血液，这种血液同母血是一致的，这就是信仰。遗憾的是，这个我一再强调的概念，被许多人忽视了。

         我写《心灵史》的目标不是为了宣教，更不是让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希望在中国赞美信仰的精神。我认为，中国回民以伊斯兰教的仪礼形式几乎坚守了中国文化中所有优秀的范畴，如“知耻”、“禁忌”、“信义”、“忠诚”、“孝”，这些文化精粹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的财富。他们对这些范畴重视的程度，说句一点也不夸张的话，远远超过了中国一般的汉族同胞。因为他们是用仪礼来坚守的，所以，他们同时也是在坚守一种文化传统。

         我是一个回民，《心灵史》描写的是我的母族。但是，这里丝毫没有狭隘，我厌恶狭隘。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拥有殉教史的派别，是因为，如果不如此，我就无法更清楚地写出一个信仰的集团；不选择一个在信仰上如此彻底的回族团体，我就无法写出在中国未来文化前进中也许会愈加重要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边疆文明和深植于其中的信仰精神。简言之，不做这样的选择，我就无法写出我热爱的概念——“信仰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否会逐渐多起来壮大起来，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前途绝对重要的因素。我绝不相信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会有前途。

         这些意思我在《心灵史》中多次表达过。在前言中，我曾这样写道：“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你们一块寻找人道。”这里的“你们”主要指的就是广大的汉族同胞。我觉得我用《心灵史》做出的一件事是，仅仅因为我的呼喊，中国回答了一种质问。中国可以向世界说：我们也有信仰。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我的话很狂妄。

         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出现歧视少数民族，特别是歧视回族的现象。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不信仰或假信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基督教、佛教，还是共产主义，尤其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绝不会歧视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他既然铁一样地坚守自己的信仰，也会对铁一样地坚守另一种信仰的人有特殊的理解；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内容之外，也体味他人信仰的心情。

         我的这条道路是让自己的作品和底层民众结合起来，这令人介入了一种危险：你既然想为一个底层社会代言，那么这个底层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将直接关系到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对《心灵史》的议论现在才刚刚开始，将来随着它描写主体，即中国穆斯林各种命运变化——包括宗教世界的世俗化现象，人们对《心灵史》还会有种新的议论，也会有新的理解。我只能不断接受考验和审视。我坚信，我在写作之前已考虑到了多种未来的可能，尽可能地做了伏笔。也许未来真正想评价这本书的人，会对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晦涩的部分有更深的体会。当然，我写得不对的地方，也活该受到批评。

         《心灵史》是否能禁得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是否是一部在历史中站得住的作品，我现在不知道。但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把他的作品推向一种永远被检验、讨论的命运，和它描写的人民一道接受历史的审视，总比高高在上、欺世盗名的作家更需要勇气。

         在西北，回族人民对这本书喜爱珍视，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书。作为一个作家能得到一批民众如此爱护，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