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戈：复兴始于理念--——《走出理解的误区》前言
近现代伊斯兰思想史上，哈桑?班纳（1906-1949）是个分水岭。虽然他的思想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和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改革复兴思潮的延伸，但他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他把复兴思潮从“精英”模式转化为“群众”和“社会”模式，由一种启蒙精神、哲学思想上升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群众运动，既实现穆斯林的普遍身份认同，又对政治和文化上吞噬穆斯林的西方价值作出有力的回应。
这一改革复兴思潮思路、理念和倾向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在呼吁复兴的初期，它主要是一种启蒙哲学，反思哲学，呼吁穆斯林觉醒，反抗殖民主义及其附庸，因此，它在初期的口号是“伊斯兰联盟”(AL- JAMIAT AL-ISLAMIYEH) 。对于落后封闭的穆斯林和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及强势文化，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适逢其时，比起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学者、教法学家，当时的穆斯林更需要阿富汗尼式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到了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时代，这个思潮的理性思辨、学术文化特征日趋明显，原因是穆罕默德?阿布杜本人是功底深厚的爱资哈尔学者，他集艾什尔里派的恪守意识和穆尔泰齐赖派的自由思想于一身，形成富于自己特色的理性主义倾向，用当时西方人所热衷的理性思辨本身去反击对伊斯兰价值的进攻。 较之投身于政治活动的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更青睐于理性启蒙与文化救族。哈桑?班纳的时代，西方的军事占领尚未消失，文化殖民又牢牢植根于穆斯林的国土，殖民者从穆斯林的子弟中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忠实奉行西方价值的“精英”，试图用西方世俗价值将穆斯林千百年来所恪守的伊斯兰价值取而代之。 殖民主义不仅“经常为当代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划分边界和任命领导人，”而且“殖民官员和基督教传教士成为欧洲扩张和帝国主义势力在穆斯林世界的排头兵。” “将伊斯兰教看作是西方的潜在威胁和导致穆斯林落后和衰败的退步力量，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穆斯林内部，无论是宗教上层还是普通群众，依然固守与社会与生活绝缘的“功修”，与时代与理性为敌的“教门”！哈桑?班纳十分清楚，日益强大的内外文化挑战和与之形成对照的应对真空，亟需把“伊斯兰觉醒”或“伊斯兰复兴”从阿、穆二翁时代的“精英”模式过渡到“人民与精英合一”的模式，或曰“信仰共同体”（WUMMAH）模式，由《坚柄》 传播的的启蒙教育和精英文化转向群众与精英融为一体的社会思潮和集体行动，以此去面对空前的挑战。
不管这个改革复兴思潮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如何，它的基本精神一以贯之，这就是体现沙里亚的稳定内容与时代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平衡，正确的经典证据与显见的理性证据之间的平衡，经典个别明文与沙里亚整体宗旨之间的平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借鉴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军事殖民和文化殖民），对内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迷信思想。
哈桑?班纳所看到的宗教团体，一般停留于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明文”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边文”、“旁注”、“评点”与“歧见”，以为这就是全部的伊斯兰，同时对穆斯林独步中古的灿烂文化恍如外人，对现代科技及创新意识不闻不问，甚至视为异端。班纳认为这些被扭曲的认识是“文化衰微”时期的产物，与伊斯兰的原有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他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自己思想的拥护者所从事的是历代改革、复兴运动的一个环节，旨在回归作为整体的伊斯兰，它不是狭隘的“宗教”，不是只向后世负责的僧侣制度：“伊斯兰是无所不及的生活方式，那些认为伊斯兰只关乎精神和功修的人大错特错了。伊斯兰是信仰和功修，祖国和籍贯，宗教和国家，修身和工作……古兰经明确讲述了这一切，把它作为伊斯兰的精髓。古兰经说：‘你借真主赐你的恩典追求后世，但你不要忘了你在今世的定份。你应当善待他人，犹如真主善待你一样。’”
如果说有些宣教组织偏重个人功修、形式化的“出走”，以“不问政治”为由漠视世界穆斯林的现状，以“不贪今世”为由放弃对科技知识的追求；如果说有些思潮偏重于对局部圣行的强调、对“异端”的批判，忽略“思想觉醒”和“文化复兴”；如果说部分苏菲偏重于神秘意境的陶醉，直觉入神的乐趣，而无视对社会对信仰共同体的义务，那么，班纳的运动把穆斯林的思想引向“广泛的无所不及的”伊斯兰，把他们的视野转向决定他们荣辱贵贱的根本事业，这就是实现“全面的复兴”，使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方面自强自立。因此，班纳称自己的思潮是“遵贤宣传，圣行修炼，苏菲真境，政治机构，体育总部，科学协会，经济实体，社会思想。”
对于理性与经典的关系，穆斯林内部有两种各走极端的倾向：传统的乌里玛，囿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认理性为大逆不道，对新问题的判断与创新退避三舍；接受了西方理念的一些知识分子，却无视经典的明文证据，用理想主义去判断一切，甚至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未见领域。哈桑?班纳认为，在断然事物中理性证据与经典证据不存在冲突，换言之，就是确凿的科学事实与教法原则不会矛盾；如果一者是或然的，则要做出解释，以便与断然内容吻合；如果两者都是或然的，则经典证据优先，直到理性证据得到确认，或自行推翻。但是，有时候理性证据和经典证据或许各司其职，互不涉及。 如果说，伊斯兰反对自以为是的理性探索，反对让理性单枪匹马地去研究所有领域，倡导理性与经典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不意味着否定理性的职能。因此，班纳指出，“伊斯兰并不僵化人们的思想，也不禁锢人们的理性，而是致力解放理性，鼓励观察宇宙，提高知识和学者的地位，欢迎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物。‘智慧是信士的遗失物，无论哪里发现，理当收回。’ ”但值得注意的是，班纳的思想与哲、穆二翁相比，更注重经训规范下的理性探索；把理性探索纳入可见世界（ALAM SHAHADAH）的范畴，而不是让它强行探索理性鞭长莫及的未见领域（ALAM AI- GAIB）。受班纳思潮影响的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1903-1966）就对穆罕默德?阿布杜对古兰经中象军遭袭的理性主义解释予以客观批评。认为这与当时西方科技强势和穆斯林衰败落伍双重压力之下盛行于思想界的理性主义不无关系。
哈桑?班纳反对不顾穆斯林历史与现实的西化论。他认为，近代以来，在穆斯林的国土上，西方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其物欲文化在以穆斯林的灵魂、信仰、思想为战场的文化战争中也占据了优势。然而，正如西方的军事入侵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西方的文化、思想侵略引起了伊斯兰思想的复兴（班纳坦言自己复兴意识的产生萌生于英帝国主义对埃及的占领）。班纳认为，西方文化虽然在物质成就方面控制了世界，但它的政治霸权、经济危机、信仰沦丧、社会和家庭的变态，正在使它的价值濒临“自毁”和“破产”。穆斯林应当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意志，依靠伊斯兰的价值观去衡量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像西化论者那样一味地“拿来主义”，结果既丧失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又没能学到西方的优势文化（如科学和民主）。 由否定全盘西化出发，班纳批评把“政治独立”的意义局限于“国旗、国歌”之类的形式化的所谓“独立”，他认为，独立的真正意义在于意志和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在于意识形态到社会秩序由穆斯林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赶走殖民军队，请来殖民思想”式的“独立”。那只能是殖民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在协调穆斯林内部的关系问题上，哈桑?班纳继承并发展了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学生、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求同存异”的思想，认为穆斯林内部的许多纷争，都是无关原则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挥霍时间、浪费精力，削弱穆斯林的力量，帮助穆斯林的敌人，与复兴思想背道而驰。他指出，在细节问题中强求一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悖伊斯兰的本质。因为伊斯兰的源泉是古兰经和圣训，由于知识水平、理解程度、所处环境及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古兰经、圣训（除了一些断然内容）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以早在圣门弟子时代就有了分歧，这种分歧将继续存在，以至永远。著名的四大教法学派，即是这一事实的说明。但是，认可分歧不等于认可分裂，细节中的分歧不应当成为分裂宗教的因素，也不应该导致仇恨和对立；每个演绎者都不失自己的报酬。
既然细节中的分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无法避免，那么，穆斯林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分歧呢？班纳的良方是，在达成一致的原则问题上团结一致，在存在分歧的细节问题上互相谅解。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班纳写出著名的《二十原则》，作为穆斯林的文化认同。这本由埃及学者朱玛?艾敏所写的《走出理解的误区》，旨在对这二十原则做出系统诠释。关于班纳的《二十原则》，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解释，如已故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安萨里写的《穆斯林文化认同纲领》，对这些原则给予解释，并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增补了其他一些原则；当代知名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写出《伊斯兰的广泛性》、《古兰经、圣训是伊斯兰的最高依归》等数部著作，从历史与现实、理性与经典层面，对第一、二等原则给予详细的探讨和阐释，可谓诠释班纳思想方面的力作。而把二十原则集中起来，给予提纲挈领、通俗易懂的分析与说明，据我所知，这本《走出理解的误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朱玛?艾敏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九十年代初在广河创办穆斯林师资培训班时，即把这本书作为信仰和思想方面的教材，教学相长，书中的理念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每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宣传和介绍书中的思想（当然也摒弃自认为欠妥的一些内容）。对于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派系纷争阴影的中国穆斯林，传播团结、和谐、互让、互容思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广河的时候，远在云南昭通任教的撒春奇老师就本书一些疑难问题与我频频联系、交流，始知他已着手翻译这本书。说老实话，由于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带这门课，我深知书中的许多概念和文字不易表达，担心不成熟的译文会损害原著的价值和地位（现实中的很多实例为我的担心提供了依据！），所以没有给撒老师太多的鼓励，只是叮嘱他慎重对待，三思而行。然而，撒老师却没有放弃的意思，数年来一边代课，一边翻译，到纳家营任教时译文已经脱稿，只是在不断的修改和润色之中。其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的精神令人感动，同时看到他博览群书的习惯，独具特色的译笔，以前的顾虑顿时化为乌有。撒老师让我对本书作一下校对，并写个前言。撒老师的辛勤汗水理应支持，加之本书所折射的思想内涵对我国穆斯林尚是空谷足音，于是欣然答应了撒老师，推开一切眼前的工作，对译稿的前半部分及最后一个原则作了比较认真的校对，有些地方作了大量修改，对二十原则明文也作了适当修改和润色。由于正在酝酿一个写作计划（答应这件事后发现已经开始的一些思路已然打断！），其他部分只好让撒老师自己去解决啦。与撒老师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的阿语功底不可小视，并且在学术研究上有一股闯劲，是为数不多的喜好钻研的教师之一。我想，多有一些这样不满足于按部就班上课的老师，是学生的福气，对教师队伍的素质更是一只不可多得的“牛虻”！
那么，班纳提出的二十原则，主要针对哪些人呢？根据当代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的研究，二十原则主要针对两种人：（一）复兴思想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旨在从信仰、思想、品德、行为各方面复兴伊斯兰，在穆斯林的心目中、理念中还原伊斯兰原有的辉煌。这一目标和事业聚集了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中有赛来非耶（遵贤派），也有苏菲派；有坚持教法学派的人，也有不受学派制约的人；有偏爱守旧的保守主义，也有偏爱新生事物的自由主义；有具备伊斯兰系统知识的人，也有受过现代世俗教育的人，等等。这些不同性格和倾向的人群，需要一个思想的“公分母”，来统一他们对整体事业、重大宗教问题的根本理念，即使他们在细节问题上各有所好、各抒己见也罢（如前所述，这些细节很难达成一致）。（二）不同派别的穆斯林群众。正如曾几何时发生于我国西北的教派斗争，班纳时代的情况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派别之间党同伐异，中伤诽谤，甚至妄断对方是“法西格”（坏分子）、“卡非尔”（非信士）！具有赛来非耶倾向的团体与各种苏菲团体之间不共戴天，同时这些派别内部也并非精诚团结，而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唇枪舌战，“战争”不息！班纳认为，正是这些纷争和对立，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入侵，导致了穆斯林的被动挨打！因此，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来统一穆斯林的阵营，努力缩小他们之间宗教分歧和思想分歧的范围，把他们集合于最起码的伊斯兰原则——这些原则教人团结，不要分裂；教人和睦，不要对立；教人在大是大非中协调一致，在细枝末节中宽容豁达。
哈桑?班纳虽然对伊斯兰觉醒运动影响深远，但他没有像一些运动的领袖那样使自己的思潮陷于僵化，没有要求后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他的思想，他在第六个原则中说：“除了先知，每个人的话可以采纳，也可以放弃……”在其他场合他又说：“历史上许多观点和知识既关涉伊斯兰、打有伊斯兰的烙印，同时带有这些观点和知识所处时代、人群的色彩，因此，我们应当由伊斯兰初期的纯洁源泉去汲取伊斯兰的价值和体系，像前辈先贤——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那样理解伊斯兰，我们应当恪守这一主赐圣传的方针；我们不会让自己受制于真主未曾责成我们的内容，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时代强行带上与它不符的另一时代的色彩，因为伊斯兰是全人类的宗教。”正如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民主治学精神激发自己的学生（艾布?优素福和穆罕默德）与自己的一些观点相左，班纳的宽容思想使后来的思想家（尽管他们酷爱班纳）没有因袭班纳的思想，而是继承和发展它，使它在新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班纳之后影响最大的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是班纳思想的捍卫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许多问题（如妇女问题、多党制问题等）中与自己的导师持不同看法。即便是伊斯兰复兴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格尔达威在评论它时说：“伊斯兰复兴运动只是作为人的一个群体的运动，这个群体在努力援助伊斯兰，实现它在生活中的使命；他们采取一切自认为最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最能服务自己宗教的媒介。但他们没有宣称自己的创制和演绎（IJTIHAD）十全十美，不容置疑，也没有宣称他们中某个人的话只能接受而不许放弃。”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班纳提出的二十原则乃至他的思想，我们尽管可以视之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一样，但不必照抄照搬，因袭盲从——这与这些智者的思想背道而驰，更是与伊斯兰的方法论格格不入。惟其如此，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才能健康发展，深入人心。“至于渣滓，则被冲走，至于有益于人的东西，则存留在大地上。”（13：1７）
罕 戈
2008年6月2日于纳家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