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回族文学的文化成因
纵观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中国各少数民族普遍劳动生产率不高,生产力不发达,文化教育也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文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各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当代回族文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新时期以来,随着张承志、霍达等一批回族作家的崛起,回族文学便引起了中外文坛广泛的关注。
分析中国当代回族文学的文化成因,梳理其审美特征,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入理解与研究。中国回族的形成,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它主要由阿拉伯半岛、古波斯来华的异域穆斯林与华人通婚后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回族兼具异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碰撞、交融,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下,形成了回族稳固的民族心理,当然也影响和制约着其审美意识。这也就自然引出了回族文学的文化成因问题,作为个案,中国当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得益于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背景。
一、回族作家复合型文化结构形成了回族文学博大而繁杂的文化特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诸多原因,回族从沿海广东、福建呈扇形状渐次向前推进、迁徙,发
展到今天,形成了散布于全国各地“大分散,小聚居”的生存状态。另外沿南、北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古
波斯及阿拉伯商旅,他们沿路进发,并向四周延伸,也逐渐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这种生存状况势必使回族在保持、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接受不同的多元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在汉文化的大氛围中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当然在不同的区域对不同作家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些则深谙汉文化的真髓;
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域,必然要接受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交叉现象十分突出,但在许多作家身上又非常普遍。“若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回族既凭借着操汉语‘大分散’的先天优势,始终置身于各民族文化之林,沉浮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以开放、主动的姿态汲取着除伊斯兰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因‘小聚居’而执着、持久的抱有伊斯兰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西北地区,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回族外,还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土族、撒拉族等,由于生存环境的相对艰难,这里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是全民信教,他们在各自所构筑的神性世界里寻找依托、慰籍与生存发展的勇气和力量。这里既沐浴着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光芒,也沐浴着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光辉。同时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和变化,既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也受游牧文化和商业都市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回族作家,其文化成因必然是多元的。当然就具体而言,它从三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回族文学的审美品质。
一是从创作主体来说,由于接受文化信息方式与渠道的不同,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文化审美观,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生活、对事物的价值判断。
二是从作品文本来说,由于作家多元文化观的影响,他们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也就出现了开放的特性,这里既有本民族的生活,也有他民族的生活,这是回族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在分析与评论中应当仔细研究,充分挖掘出它深刻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独特的审美视角。
三是从文学创作的载体来说,回族文学的话语系统就是汉语。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浓缩,一个作家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过程,而回族作家在创作中的复杂恰恰在于这种选择既是回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交流过程,也是与其它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过程。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回族作家创作语言上的独特鲜明个性。
二、植根于伊斯兰文化内核的创作本质
虽然在上面我们重点分析了中国当代回族文学作家复合型的文化结构,但从本质上讲,深刻影响并决定回族文学审美本质的还是其传统的民族文化,回族传统文化是回族当代文学创作的源泉。“传统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精神形态包容了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它以其巨大的能动性影响并作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任何形态的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文化,它是在民族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民族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因此,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点和形态的总体表征。”
回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文化。它在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决定作用,成为维系回族兴起的一个根本点。从一开始,伊斯兰文化就制约着回族人的思想行为,并伴随历史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回族比较稳固的生活习俗、积淀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对回族社会伦理、道德、经济、价值观念及其审美取向有着一定的规范。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取向,中国当代回族文学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新时期以来,一批回族作家自觉匍匐于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处,进行刻意的开掘,从而使回族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从回族深层的文化内核入手,敢于直面回回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一个作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张承志、王延辉等作家的民族意识的回归,更使他们徜徉于回族社会与生活的河流中,截取了许多重大而有益的题材,创作了像《黄泥小屋》、《心灵史》等一大批力作,成就了回族文学的辉煌。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聚焦在西部回族作家身上,那么这种植根于血脉深处的思想就更加突出,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某种程度上讲是处于一种本能、一种自觉的意识。这主要在于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就是一个自律的回族社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印记,在长期的积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居住相对集中的回族社会,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使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从而体现了浓烈的伊斯兰文化的创作本质。宁夏青年回族作家查舜,从小生活在浓烈的伊斯兰文化氛围中,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他文化价值观的当数本民族文化,因此,在他出道以后创作的多部作品中无不透溢出这种选择。在他的《月照梨花弯》、《穆斯林的儿女们》等小说中,题材选自自己非常熟悉的家乡回族生活,在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在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的打造上,无不以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予以审美关照。而青海的许多回族作家如朱刚、马有福、苏成贵、韩玉成、马文卫等,从选材到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观都深深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印记。有不少评论者在评论张承志宗教题材作品时或多或少感到疑惑,甚至发出诘问,也有许多读者对其作品人物不甚理解。笔者以为这里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这些人不太了解回族文化的内核,往往用汉文化的审美价值去衡量这些作品,因此,才会常常出现不必要的误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回族文学深刻的民族内涵。
三、民族文化艺术的滋养与借鉴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回族以其坚定的信仰为基础,形成了刚毅、果敢、勇猛而又善良、宽厚、平和的民族性格,他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念,敢于直面生活中所有的苦与乐,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民间艺术形式,如回族宴席曲,回族“花儿”,回族民间传说、故事等,或鞭挞、或赞美,反映了回族人民的情感世界。而许多回族作家对此却情有独钟,他们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巧妙地运用这种艺术形式,传达他们特有的民族意识。
具体而言,有些作家直接将回族民间传说与故事的内容作为引子,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营构成自己的文学作品内容;有些作家则把“花儿”、“宴席曲”串接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作为推演作品情节发展的链条,一方面又作为演示作品中人物命运、表达深刻思想内涵的点睛之笔而加以浓墨重彩,无论是何种方式,给读者带来的总是一种全新而又鲜明的审美世界。“花儿”作为西北回族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高兴的时候,用它来抒发内心的喜悦之情,痛苦的时候,则用它表达自己内心的愁怨与悲愤。也就是说,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深深融入回族群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许多回族作家总是巧妙地将其引入到作品中,如张承志、马文卫、韩玉成等作家作品中的“花儿”从一个更深、更细的层面体现了回族文学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回族长诗《回族英雄马和福》、《阿依舍》就采用了“花儿”的形式,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建国以来,在青海、宁夏、甘肃、新疆曾先后出现了多种版本的表现马五哥和尕豆妹题材的歌剧、歌舞剧、叙事长诗等,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最初创作时作家都取材于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另外,曾获殊荣的回族花儿歌舞剧《蔓苏尔》,编剧就是根据回族同名民间故事改编的。
四、中外文艺思潮的冲击与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经受了空前的冲击与洗礼,特别是五四时期一浪接一浪的文学运动,使得现代文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许多著名作家走出国门,在西方接受了多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归国后,他们的创作不断冲击着中国文坛,使得文艺创作思想表现出强大的丰富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丰富性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文坛,特别是70年代末以后的文坛。回族文学恰恰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不断成长、壮大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回族作家群体中,许多人自觉继承了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以鲁迅等为榜样,沿袭了多样的创作方法,秉承了不同的文学风格;二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回族作家与其他民族作家一起,也经受了由于政治因素而出现的文艺思想斗争以及不同的文艺运动,回族文学也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中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三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加强,作家的艺术视野更加开放,加之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步伐的加快,我国与外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我国,象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对作家的创作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许多回族作家相继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象征主义手法、后现代主义方法都成为他们使用的基本创作手段。正是这种思想深处的文化碰撞,从而使新时期以来的回族文学也是异彩纷呈;四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现代派潮流、新写实主义等,而这众多的文艺思潮在回族文学中同样激起了波澜,一大批作家用他们睿智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用他们感知的世界营构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许多回族作家及其作品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坛所争论和关注的焦点;五是随着当今世界网络信息业的巨大变革,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更加便捷,加之许多回族作家不断地出国访问、求学、研究,客观上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成为可能,他们的这种认知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构成他们文学的一部分。显然,正是回族作家艺术视野的开阔,以开放的态势吸纳中外文艺思潮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才使得当代回族文学无论诗歌、小说,还是随笔散文、影视文学都呈现出绚烂的光芒。其实,只要我们细细梳理一下中国当代回族文学发展的进程,无不为回族文学的迅猛发展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像老一辈作家木斧、高深、穆青、沙叶新等以他们厚重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当代回族文学的先河。而张承志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他犀利的笔锋和开阔的视野,代表着当代回族文学的文化走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的实验特征,引领着当时文坛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作家广博而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关,特别与他将自己的创作放置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有关。霍达的创作以史学家的眼光,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事件渲染在厚重的历史进程中,并通过凝重的语言使其熠熠生辉。马瑞芳则以家世散文为主,在幽默俏皮的语言里,用激越的情感、清新明朗的色调抒写了回族人民在文化、思想上的发展。而马知遥、王延辉、白练、查舜、朱刚、王度、韩玉成等又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和风格影响着当代文坛,并不断丰富和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