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回族传统经济兴衰的思考 (1)
临夏是回族穆斯林心中怀有心结的地方，几百年来，临夏浓郁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氛围，紧紧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并对临夏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临夏，似乎显得很平淡，鲜有令人感知的著述问世。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乃至引发不尽的思索。临夏的总面积8169平方公里，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另一个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之一，生活着近百万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群众。近年来，学术界对临夏也颇为关注，但着眼点和成果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就经济文化发展问题展开研究，仍未显势头。20世纪末，当地学者曾撰文指出，临夏（古称河州）自远古起到中华民国以来的15个世纪中，曾有过三次繁荣时期，其一为灿烂夺目的远古文明，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为代表，昭示远古时期临夏文明的发展程度；其二为“繁华称首”的唐宋盛世，呈现临夏发达的农业、繁盛的交通和多元的文化；其三为“遂为乐土”的文明，表现出屯田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水利的修建、交通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兴起。①但这三次繁荣的时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只能说是明代，而且回族人也并非是这三次繁荣的主角。自明代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回族人在商业经济领域逐渐显露身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临夏经济的发展，并以回藏贸易为特点，开拓出一片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回族人的心，催生了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使临夏走在了当时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沿。充分发挥临夏民族商品集聚地的优势，以流通为先导，以专业市场起步，突出民族特色，走以贸促工，以贸促农和贸工农一体化建设的路子，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临夏发展经济的主要思路和决策。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临夏回族传统的经济模式面临转折或者是转型的十字路口。发展的路在何方，困扰着在传统经济生活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回族人。回顾、探讨临夏回族传统经济过去的得失，并展望未来的发展之路，便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基本内容。
一、曾经的辉煌
临夏回族传统经济生活中，商业活动无疑排在首位，这与临夏所处的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即农业生态环境不佳，耕地少，处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度地带，连接安多藏区，是农牧经济区跳板的位置莫不相关。此外，也明显地受到伊斯兰教文化中鼓励和赞同穆斯林从事商业活动的影响。这种商业经济文化在临夏回族传统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回族聚集的临夏就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区，是西北地区茶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有的回族人还成为茶马交易的世家。除茶马交易外，河州的粮食和畜类贸易也很发达。回族集中的临夏城南就有“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②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商业经济活动，对临夏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慕知识，效信义，在为宦者，不但茶马之贡而已”。③清代中期以后，临夏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和最大的聚居之区，临夏回族集聚的八坊一带，为“回族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3万余人，全系回族”。④回藏贸易仍是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河州回民一向善贾，不少回商因经商而家累万金。他们组成专赴草地（泛指藏族牧区）的商团，往返路途常达千余里，并以赊销粮食布匹等方式，向所经游牧番部交易马、牛及畜产品……”⑤销往藏区的商品一般是茶、粮、布匹、瓷器、铜壶等日用品和宗教用品，换回的是藏区出产的砂金、皮革、鹿茸和药材等。这种以实物交易的方式，说明商品经营方式仍然很落后，沿袭传统而发展不大。但这种以本地经济地理条件为基础，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与藏区进行的贸易，是回族人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必然结果，也是临夏回族传统经济生活的一个明显标志。
从民国初年开始，依托回藏贸易，临夏回族的皮毛业兴起，跃居商业经营的第一位。当地出现了一批专营皮毛的回族大户富商。他们将从藏区收购到的羊毛运往天津出售，然后采购布匹、丝绸、百货、瓷器等商品，运回临夏销售或转手藏区换取皮毛。临夏回族商人为了获取更多物美价廉的皮毛，减少中间环节，加强与藏族牧民多方面的联系，在藏区的商业中心夏河设立了“同心盛”、“同心马”、“德兴元”、“天顺祥”等商行，直接派精通藏语的人员深入安多藏区，收购或以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及鹿茸等。这不仅促进了羊毛生意的进一步扩大，也加深了回藏之间的经济来往和相互了解。临夏繁盛的皮毛市场，在当时还引起国外驻华商业金融机构的重视，外国资本也开始进入临夏。驻天津的英、美、德等国洋行，纷纷前来临夏，开办了“新泰兴洋行”、“聚利洋行”、“高林洋行”、“天长仁洋行”等,并派经纪人来临夏设庄,销售洋货,收购羊毛。外国资本的介入,使羊毛、皮革市场有了更迅速的发展,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与之相关的皮毛运输业、皮革加工业、肠衣加工业等也在临夏兴起并发展起来。临夏加工的皮货,经皮货商的推销,走向北京、天津、成都等各大城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临夏皮货业的发展，提高了商品对外知名度。临夏的皮货商还在以上的大城市建立了经常性的营销机构,掌握市场的行情,扩大皮货销售,采购适合西北地区生活需要的各种工业品和有特色的百货。在当时的年代,临夏回族商业经济,无疑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脉搏跳动,有着超前的务实性和预见性,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智慧和才干。临夏回族商人“足迹遍西北……北边跑到蒙古草原,天山峰顶,西边远到西藏、印度。”⑥商业的繁盛使临夏声名远扬,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临夏城关镇实际上就是南关，比城内还大些，是全县的精华，居民大多数是回胞。他们在这里做很大的生意，不仅有土产的褐衫和皮毛，舶来品的洋货，种类比省会兰州还齐全。这些货物有的来自北草地，有的甚至从遥远的印度转贩来。”⑦
从历史的角度看，临夏回族传统经济中，回藏贸易占据主要地位，它的发展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对临夏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并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点。首先，回藏贸易是以传统的“茶马互市”为中心的农牧产品为其主要商品，有牧区产的牛皮、羊皮、羊毛、马匹、鹿茸、药材等；有农区产的茶叶、布匹、面粉、百货等，其中皮毛生意一直占据着回藏贸易的首位。其次，流通方式以互通有无的自然性以物易物为主，这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但都是在双方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不等价交换关系。再次，大多组成商队，运输靠马或牛驮，然后进入藏区。从以上特点而言，历史上的回藏贸易基本上以自然的商品经济为主体，在本地区经济地理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性商业经济的初级形式。这一民族间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尽管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它加强了回藏民族间的相互沟通，对临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改革中的奋起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确立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的经济体制。临夏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先后制定出台了“六个允许”、“八个支持”等政策，为搞活经济松绑。1987又提出了“强化基础，开放劳资，以商促工，以工兴农”的经济发展思路。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鼓励支持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此后，又相继出台《临夏州建设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法》、《临夏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全省民营经济示范区若干优惠政策》等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从而给临夏回族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临夏回族凭借历史上与藏族有着长期的经济往来，既熟悉藏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又适应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极能吃苦，还会讲藏语的特质优势，成为青藏牧区同中原农区物质、能量交换的最佳二传手。他们重开回藏贸易的大道，使传统经济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青藏高原经商搞劳务的临夏回族人逐年增加，从古城西宁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脚的樟木，一路上都可见到一批批临夏人在收购皮张、羊毛，搞各种经营活动。在拉萨，临夏回族开的商店和摊点，在90年代中后期占整个拉萨市的60%，达1000多家。拉萨的“藏青”、“冲赛康”等大商场，有百余户临夏回族人租货柜台经营。到2000年，在拉萨八角街一带的上千家店铺和饭馆中，临夏回族开的占一半以上。在日喀则地区，临夏商品不仅占领日喀则市场，而且辐射到周围10多个县。在那曲接近无人区的双湖班戈不足千人的偏僻小城，也有临夏回族人经商的足迹。在国家对外开放的二级口岸——樟木，临夏回族从1986年开始搞边贸活动，并设点经营百货，销往尼泊尔。在海拔3000多米的亚东口岸，也有临夏回族人在那里经营百货和开饭馆。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上，临夏回族经商者通过各种渠道把内地生产的暖水瓶、胶鞋、针线品等日用百货和民族特需商品送上高原，满足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的需要，一部分商品还转销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同时，他们又深入牧区，把皮、毛、蹄、角等畜产品和印度等国的毛料、香、头油、玛瑙项链等，收购运回临夏，销往内地东部市场。临夏回藏贸易的特点还充分表现在自治州首府临夏市的市场上，私营的“民族”、“毓茂”、“友谊”等大型商场，都经营藏区用的商品，满城的大小商店里，藏族特需的礼帽、藏靴、氆氇、腰刀、奶钩，回族特需的白号帽、盖头巾、伊斯兰经典，以及高级绸缎、毛料、瓷器、首饰、珍珠、玛瑙、珊瑚等民族特需品，就达1000余种。为了促进回藏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临夏的部分大中型商业相继组建的联合体，以拥有进货、运输、销售批发一条龙的服务体系优势，将商贸活动从青海、西藏的几个大中城市，延伸辐射到青藏高原的100多个县城集镇。临夏市还组建了民营和个体的汽车队，常年翻越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活跃在青藏线上，为回藏贸易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
临夏回族商业界的有识之士，还曾组团对新疆巴克图口岸、阿拉山口口岸和霍尔果斯口岸进行经贸考察，并与塔城、博乐、伊宁3市达成相关合作协议，架起了临夏通向边境远程贸易的桥梁。在广州、上海、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等地，临夏回族经商者开辟出一个个新的市场基地：云南的临夏茶叶收购市场、新疆的临夏皮毛转运市场、拉萨的临夏商业一条街、兰州小西湖的临夏清真饮食市场……这些东西部地区间的众多小市场，以临夏市场为依托，以商贸“加油站”的形式，铺垫着集团化经营和各行业类型的起步之路。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生前曾数次前往临夏考察，并对临夏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重视。在他的牵线搭桥推动下，1989年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两省两自治区还曾共同建立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以及甘肃临夏、青海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对临夏回族传统的回藏贸易，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临夏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陇西走廊”上，经济角度上介于青藏地区和内地农区之间，在古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上，从民族方面看正处在藏、汉两大民族之间。藏族一向在青藏高原上经营牧业。在历史上虽曾扩张到平原地区，但是很少能适应海拔低地区生活，久住下来。汉族自古以农为本，擅长精耕细作，尽管有些汉人上了高原而且生存下来，但为数不多，更说不上大规模移民。这条陇西走廊可以说是汉、藏两族的分界，也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桥梁。藏族牧民历史上很少有商品意识，汉人又大多不习惯上高原去活动。而两者之间的商品流通，便由生长在陇西走廊里的回族来完成。⑧
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还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回藏贸易给临夏回族带来的巨大变化。他在《瞭望》杂志上撰文指出：“我这次访问中所见到的大批回族同胞争先恐后的‘东引西进’是以民族历史为基础的，他们这种传统的民族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了种种限制和束缚，捆住了手脚。直到三中全会松绑之后，这股绝大的能量得到了释放的机会。”⑨
他对临夏回族当时活跃的回藏贸易，用文字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上西藏，下江南，钻帐房，进商店，足迹遍及大江南北，7天一趟广州，10天一趟拉萨已成为常事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终年活跃在青藏高原，把各种工业品送到牧民手中，又从一座座帐篷中收购农牧产品运往临夏市场，形成了收购、运输、销售一条龙的流通体系，正在西部少数民族中开辟着一条新的‘丝绸之路’”。⑩
改革开放后临夏回族的回藏贸易，不仅使临夏的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对藏族地区的影响也很深刻。“夏河藏族原来并不经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受临夏商人的影响，才逐渐开始经商”。⑾
藏族牧民从单纯的牧业生产领域走向流通领域，走向加工和其它领域，传统的思想观念逐步改变。如今的藏区，商品经济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回藏贸易影响的功劳。为此10世班禅副委员长生前于1987年10月视察青海时专门提到“各民族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点和长处。诸如藏族要学习撒拉族、回族善于经营，会搞生产的优良传统，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勇于开拓，想方设法走出去，请进来，发展经济，勤劳致富。”⑿回藏贸易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不单纯的表现在经济层面，而是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民族关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临夏回族伴随回藏贸易的数百年，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有与时俱进的烙印。如果说回藏贸易中临夏回族以“东引西进”的方式，起着二传手的作用，那么，临夏经济在未来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中，立足点在何处，费孝通先生早在1987年，就提出了慎重思考后的建议：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这条陆路上的国际商道就从长安通过，包括现在的临夏和海东（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引者）的河州向西延伸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商道是经过许多伊斯兰教徒的聚居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商道上的临夏在伊斯兰教世界里被称为东方麦加。这在许多伊斯兰地区和国家正是一个待开发的市场。举例来说，如果临夏的食品工业能以青藏高原的牧业为基础得到发展，这就要具有在伊斯兰世界市场上的特殊地位。
(一·未完待续)
注释：
⑴马志勇：《河州民族论集》第2集，1—9页。
⑵明《河州志》卷一。
⑶《明经史文编》卷11。
⑷《河州采访事迹》卷1。
⑸《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第54页。
⑹《西北日报》1949年1月14日。
⑺《西北时报》1949年1月16日。
⑻《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13—124页。
⑼⑽费孝通：《临夏行》，《瞭望》1987年第23期。
⑾《临夏商贾在河州》，《民族报》1987年2月9日。
⑿《青海日报》1987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