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的成功实践

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的成功实践
        纪念成达师范学校创建80周年       

           伊斯兰教育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基础,它在中国穆斯林形成、壮大和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传承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回族的伊斯兰教育而言,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口传心授”教育,到明朝中叶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再到20世纪初开始的以学校为重要阵地的现代伊斯兰教育,莫不显示出中国伊斯兰教育随着回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的适应社会进步所迸发出的顽强生命力,从而也对回族社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其卓越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及留下的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至今仍然影响着回族社会,并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如果说明朝中叶经堂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宗教教育,从家庭教育转化到回族社会经堂教育的一次飞跃,那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建于山东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内的成达师范学校,则是集宗教教育、民族教育和国民教育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一座丰碑的树立。成达师范从济南迁北京,再迁广西桂林,继迁四川重庆,后返北京的历史,也见证了现代中国多难的国事和伊斯兰教育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说成达师范是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的一面旗帜,不仅仅是它在教书育人、弘扬正道方面的成就,还有在该校的成长史上面对重重困难,不屈不挠,适应社会发展,培养时代人才的勇往直前精神。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成达师范建校80周年的意义所在,是我们追忆“成达”往事,立志未来发展的坚强信念。
                              
　　    一、成达师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唤醒民族意识为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相继兴起。一批回族穆斯林中的知识分子,目睹和感受国家危亡的现状、民族不振的现象,以及宗教日渐衰退的实际情况,从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必须普及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其中振兴回族穆斯林教育被视为首要任务,1906年在江苏镇江成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称“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提出,成立此会的目的“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回族学生创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1912年王浩然阿洪在北平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教促进会”本部通告中提出:“世界大势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当时在各地成立的回族文化团体也纷纷提出重视回民教育,启发回民知识,克服过去那种“多读书即远教门”的陈旧思想。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支配下,一股办校热潮在回族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兴起。
   
　　    1906年,童琮在江苏镇江创办“穆源学堂”,1907年,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1908年,王浩然与马邻翼 等在北平牛街创办“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后又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甸镇各设小学一所。所聘教师,“皆南北知名人士”,其影响逐渐扩大至各地。在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新的回民教育模式也逐渐兴起。湖南回族人马邻翼到甘肃任职后,联络了在甘的回族穆斯林知名人士,于1913年筹办了以促进和发展甘肃回族教育为宗旨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并在兰州回族聚居区开办了5所回民小学,在兰州毗邻的皋兰县也成立了“回民劝学所”,兴办回族教育,使甘肃回民以念书为当差、“富家子弟觅代读”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在宁夏,张禹川于1913年在固原县城设立“固原清真第一高初两年学校”,马福祥于1918年前后创办49所回民小学和1所“蒙回师范”。青海于1922年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回族、撒拉族聚居地区,创办新式的穆斯林学校。而成达师范的创建,则开中国伊斯兰现代教育中创办中等学校的先河。此后,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相对集中的地方,先后创办了山西晋城的崇实中学(1926年),浙江杭州的穆兴中学(1926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1928年),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1928年),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1929年),北平的西北公学(1929年),湖南邵阳的偕进中学(1931年),青海西宁的昆仑中学(1932年),宁夏的中阿师范(1934年),北平的新月女中(1934年),青海西宁的宁海回教促进会第一附中(1934年)等。这些中等教育的学校中,既有宗教知识与普通文化知识兼学的师范教育,也有争取回族妇女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月女中和具有回族职业教育雏形的崇实中学。
  
　　    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经历数百年的经堂教育后,以适应社会进步与发展而出现的这些现代伊斯兰教育的中等学校,无疑对推进回族的现代教育,促进回族社会与时俱进,起到了空谷足音的作用。
  
　　    成达师范作为中国回族社会现代伊斯兰教育中等学校的开拓者,其创建和发展也是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出现的。成达的创办者们当时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成达兴办的必要性。成达早期创办人之一的马松亭先生,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撰文《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专门谈到了成达创办的时代原因。在外部环境上他认为:“回族文化的静止,国家意识的薄弱,对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汉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强特性的结果。这种现象,消极方面减削中华民族整个的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汉的反感,影响所及,真不是楮墨所能形容的了。……基于这种教训,我们知道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国民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是怎样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洪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我们夙夜匪懈的天职。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

　　    就内部环境和回族本身的原因,马松亭先生认为:“中国回教也凭着经堂教育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家意识,无形以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这些认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从自己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必须普及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全民族的向前发展,与各民族立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的新天地。成达师范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肩负着振兴社会和民族的双重重任应运而生。
                             
　　    二、成达师范爱国兴教的时代特征
   
　　    成达师范自创建至民国结束的24年,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内忧外患不断,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时期。因此,成达师范也如一叶小舟,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跋涉。但成达师范一直坚持高扬爱国的旗帜,坚持办学理念,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走出了一条以教育兴国兴教,培养穆斯林可用之材的崭新之路。在24年的办学中,以适应时代需要,适应弘扬伊斯兰文化需要的特征贯穿始终。
   
　　    成达师范的创建,“以造就健全师资,发展回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该校总章第二条中明确写道:“本校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这里把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列在首位。迁到桂林后招考阿洪专修班学生简章中也写明招收专修班的目的在于“应时代之需求,以造就经汉兼通阿洪之目的”。以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培养专门人才。在成达师范建校10周年纪念时,《月华》杂志记者在“时事述评”栏目中,也谈到成达建校的缘由与国家振兴息息相关。述评中写道:“欧洲人势力东来之后,数千年来之中华古国,竟沦为次殖民地国家;文明社会悉遭崩溃,以致中国回教,亦随之而江河日下,不可终日;此情斯境,识者莫不痛首,故数十年来,吾教志士,奔走呐喊,以谋挽此危急;虽各人见地不同,途径殊异,而强半咸以为举办回民教育,振兴宗教,巩固国基,挽救民族为要,此即成校之所由设立也。”
   
　　    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时刻,成达师范的决策者们和广大师生,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气节。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失守后,时已迁往北平的成达师范,不堪忍受日军的血腥统治,密商外迁,“避免做文化的俘虏”。日本北平当局“令人示意,愿助以经费,俾早开学。后又易利诱为威胁,危词恐吓,敝校始终不为之所动”。师生们化装出北平,分两批转道湖南衡阳到广西桂林,继续坚持办学。由成达师范主要负责人参与创办的《月华》杂志,也一直坚持爱国兴教的立场。王梦扬在《月华十年回溯》一文中写道:“《月华》本来是个主张兴教建国的刊物,自‘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环境日非,立论极感困难,既不能显触当道之忌,又不能违背本身立场,致使这纯洁的刊物,在愚劣的氛围里,勉强的过了几年,及至‘七?七’事变发生,《月华》不能不自动停顿,而敌人方面,迭次派人促使复 刊,但主持人迄不为动,于万分艰困之中,又随着成达师范学校迁到桂林,重与教胞见面。”从一份民间的刊物办刊立场和原则,不难看出当时回族穆斯林万众一心,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参与抗战的信念和决心。时为成达师范校长的唐柯三,对学校爱国兴教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在桂林清真古寺欢迎成达师范学校迁桂林大会答词中,以“成达师范学校之缘起及迁桂之经过与意识”为内容,比较系统地谈到了成达师范的办学经历和主张。他谈到迁往桂林的意义,“简言之,就是服从教义,保全人格,不甘在敌人的利诱威胁下苟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线曙光,树立回民抗敌的风声”。对培养经汉双兼的宗教专门人才,他认为:“回教本义,本重求知,穆圣有云‘求学在穆民男女上是天命’!所谓求学者,系知一切学问而言。若生为中华国民,而不识中华国文,已违圣训之旨,乃反谓读书为违背教义,有理乎?”关键在于“应时代之需要,惟有速谋造就开明阿洪之一法耳”。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精神,他慨然而言:“我国回民不下五千万(原文如此——引者)众,实为中华民国之重要成分。穆圣云‘爱护国家,属于信仰’。吾人既知爱国为信德之一,即应尽我国民之两重责任。当此全面抗战之时,凡我回民,既不能悉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应如何遵奉教义,努力教育,以激发爱国思想,充实救国力量,为国家后盾。”唐柯三的讲话不但表达了成达师生的爱国之情,亦反映了回族穆斯林对抗战的立场和决心。所以,在成达师范的历史中,教育成就固然令人称道,但其始终坚持爱国兴教的精神和与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的气节,更被后人所敬重,尤其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三、成达师范适应社会进步的教育实践
  
　　    成达师范在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对回族穆斯林的影响可载入史册。究其根由,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成达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勇敢地对旧有的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改革,开拓出伊斯兰教育的新天地;二是根据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实际状况需要,培养穆斯林社会的可用人才,并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作用。1938年4月在桂林《月华》复刊号“月华论坛”栏目中,谈到成达师范的特点时就指出:“成达师范不仅是造就经汉兼通的宗教及教育人才,并且应当是造就在三民主义领导下富有国家意识的有为有守的人才。”而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主要是在清真寺里招收满拉(学生),由阿洪专门讲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单纯的习经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宗教职业者,延续穆斯林的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发展,但对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用甚微。这种教育只拘泥于教义的讲解,囿于清真寺里进行,一般群众既不懂经文,也不懂汉文,回族文化也仅仅体现在伊斯兰宗教文化上。马松亭阿洪曾感叹地说:“回民……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有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而成达等学校所倡导的现代伊斯兰教育,提倡中阿文并授的教育方式,培养兼通中阿文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用汉文讲解伊斯兰教,翻译《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经典,极力做到通俗易懂,以阐扬伊斯兰教的真谛,丰富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以往“学习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的旧观念也予以很大的冲击和改变,使宗教教育开始向民族宗教结合的教育,乃至社会普及教育发展。对于接受现代伊斯兰教育的年轻一代回族穆斯林来说,在学校里不但学习阿拉伯文、汉文和伊斯兰教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汉文,学习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使其视野开阔了,接触的领域宽广了,头脑中思索的问题也就深化了,进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民族团结思想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