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作家：我们的世界像个石榴
我们被困在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打开它，但假如它突然被打开，里面会流出血一样的东西。——敦雅·米卡埃尔
我不是巴解组织的诗人，我是一个诗人
加桑·察滩是巴勒斯坦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现任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文化部文学及出版总监。
在喜来登酒店浸会大学的欢迎茶会暨作品朗诵会上，察滩朗诵了他的诗歌。浑厚而具有磁力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和音响覆盖大厅，在听众中间弥漫，主持人形容察滩是“最具魅力的男人”。
察滩现居拉马拉，在1994年他40岁时回到巴勒斯坦以前一直处在流亡之中。
“我在4岁的时候举家离开巴勒斯坦，住在约旦的难民营里。父亲是一个诗人，他有一个图书室。在难民营里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父亲总是带着他的书和孩子流亡。”
察滩在难民营里开始自己的学习生活，辗转到过安曼、也门、贝鲁特，在流亡之中长大，在流亡中参加了巴解组织。
察滩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不是巴解组织的诗人，我是一个诗人。”
在成为一个诗人以前，察滩并没有对于写作的具体想法：“我只是想做些什么。生活在难民营里，让你感觉有什么东西不完整，你的生活缺点什么。在难民营里你只有漫长的等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为什么要写作，也许只是为了学习父亲，为了重操父亲的旧业。”
除了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察滩还制作纪录片，资金来源是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和欧洲的民间组织。他的第一个电影主题是加沙地带的移民。在媒体中加沙地带是狭窄的街道，一些孩子在扔石头。察滩试图改变世界对加沙的印象，他走进了渔民之家。电影的片名叫《狭窄的海》，“为什么叫《狭窄的海》？因为以色列人在加沙设置了墙，渔民不能自由出海捕鱼，只能在狭窄的海里捕鱼。”《狭窄的海》在1995年开罗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我必须重建自己与祖国的关系。我们在流亡中也有自己祖国的形象。但这种形象和现实是不同的。”
“巴勒斯坦曾经有很好的戏剧传统，可在1994年以前，所有的剧院、影院全部被摧毁。但是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上演戏剧。比如在学校里演出戏剧。1994年以后，15万人口的拉马拉有了自己的剧院。每天都会有戏剧上演。观众和演员的关系在长达20年没有戏剧表演之后变得疏远，我们重建了戏剧和观众的关系。我不是剧作家，但是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作上演。我为巴勒斯坦和德国的剧团写的剧作在日内瓦和欧洲的城市上演。我的戏剧主题也是流亡的主题。有时候我甚至喜欢上了流亡的状态。”
察滩是巴勒斯坦作家协会下属“诗之家”的创始人之一。
察滩现在参与巴勒斯坦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作家协会有500名会员。察滩说，作家协会的作家并没有按照指令写作，作家的写作是自由的。
“我的写作更加关注内心的问题，这样一种看待事物和描写事物的方式能够给作品带来鲜活的生命。但是在我的写作里一直有政治的因素在里边，这中间一直有一个沟，你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还是作为一个诗人面对写作？这是我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难民，想不陷入政治里面是件奢侈的事情。流放生活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我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寻回我自己，这是我能够为读者带来的信息。”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巴解组织不仅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带给我们希望和梦想。”
我的故事，就是整个中东的故事
穆罕默德·舒卡尔是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家。
在抵达香港之前一直麻烦不断。舒卡尔不断被人要求解释他的身份。
“我的护照是以色列签发，可我是巴勒斯坦人。我1941年出生，可为我签发护照的以色列1948年才建国。”
“我的故事，就是整个中东的故事。1948年，我只有7岁，因为加沙河岸不断的战争和枪声，父亲只好带领我们全家离开故乡。”
舒卡尔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关于那个被迫离开家园的晚上。
舒卡尔热爱他的同胞——思想家萨义德：“他来自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但他是美国公民。在1967年前他是远离政治的，1967年以色列发动战争，那一天开始他变成了政治家。他开始深切感受到他是巴勒斯坦人。他既在美国又不在美国，既在巴勒斯坦又不在巴勒斯坦。但是对自己这种犹疑不定的身份，他是很满意的。他觉得人的身份并不是不变的，身份认同不断在发生变化，你能够不断丰富你的身份认同。萨义德相信美国的民主，但同时他强烈反对美国所领导的暴行，他赞同中东的和平，他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太阳与人》是舒卡尔阅读过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被他看成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寓言。故事讲述三个巴勒斯坦人藏在一辆坦克车里偷渡。这三个没有护照、没有身份的人，在通过科威特的时候躲在坦克车里，驾驶员因为中途害怕而逃掉。三个没有身份的人躲在闷热的坦克车里，进退两难，不敢出声，因为一发出声音，就会被人发现，如果被逮住就会马上遭枪毙。结果是那三个人闷死在坦克车里。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有人质疑他们死的意义：他们为什么不敲坦克？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发声？
舒卡尔说：“他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身份，他们也说不出声音来。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湮没掉了。”
没有身份的焦虑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焦虑，也是巴勒斯坦民族的焦虑。舒卡尔是一个优雅的老人，待人接物礼貌诚恳，他的面孔坚毅，目光深邃柔和，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一个生活在战乱之地的老人。
“我的创伤在内心，不在外部。”舒卡尔说。
“我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一直生活在被占的领土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巴勒斯坦的人民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和痛苦。这样的痛苦太多了，以前的不讲，只讲最近这五年，整个加沙地区每天都会有枪战。巴勒斯坦人要离开被占的领土，到别的地方，从城与城之间，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都要检查。这种检查包括车辆检查，包括身体检查。每个过境的人都会被检查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炸弹。有一个巴勒斯坦的画家，为了应付检查就把自己的衣服挖出很多洞，因为从衣服的洞就能看到肚皮，那样就不用检查了。”
舒卡尔有很多作品是表现难民营生活的，在巴勒斯坦有两代人几乎都是在难民营中长大的。舒卡尔有两次被以色列士兵关到牢里，一次是1969年，关了一年。一次是1974年到1975年，他被押解出境。出境之后，舒卡尔流亡了18年。
很多巴勒斯坦作家都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很多人被关进监狱，作品很难发表，因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仍然在以色列的占领下，也不容易把书带进来。巴勒斯坦作家不能够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他们必须另找其他生计，做教师，做记者，还有的做巴勒斯坦当局的雇员。
“我们日常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过好日常生活。当然我们也会感到很多焦虑，缺乏安全感，但是我们要坚持写作，表达我们自己。”
“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通过写作我能够发现我自己。写作使我感到内心很满足。不写作我的生活反而会很困难。我写作已经有45年了。现在想停下来也不容易，停下来后我的生命怎么办？”
现在舒卡尔大部分时间都是写作和阅读，每天坐在电脑旁写作一到两个小时，然后阅读两到三个小时。
他的小说被译成数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2004年在约旦的安曼和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举行的第六届和第十届书展中获得荣誉。2004年舒卡尔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笔会做驻会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舒卡尔积极参加巴勒斯坦的社会公共活动，他是巴勒斯坦人民党的党员，这是一个左倾的党派，他是这个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舒卡尔的作品除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政治问题外，还包括乡村生活和农民问题。最近五年开始写一些讽刺小说，作品有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在这些小说里面有一些政治、体育、音乐界的明星开始进入巴勒斯坦问题，比如麦克尔。杰克逊、拉姆斯菲尔德，还有安南和黎巴嫩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
“在苦难生活中怎么产生黑色幽默的风格？事实上这是我们困境的一个反映。我们阿拉伯有一句谚语———更糟糕的事情反而会让你发笑。我们把幽默作为武器，比如受到统治者的压迫时候，我们会用幽默加以反击，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以幽默面对以色列的暴行，告诉他们尽管面对暴行，我们仍然可以微笑。”
舒卡尔自认为是一个世俗的作家。“我们有基督徒作家，也有穆斯林作家，比如我是穆斯林，但我是世俗作家，很多现代阿拉伯知识分子都是世俗作家，有的作家甚至是左倾的，有些作家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现代伊斯兰文化在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宗教式的作家反而比较少。”
“我们的社会有许多冲突和矛盾，我们有很多保守主义者，也有另外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促使了中东保守主义的产生，但同时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人，他们赞成现代化，支持现代思想。”
“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人们都到清真寺祈祷，这是一个习惯和传统问题，和我们通常说的原教旨主义不是一样。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政治观点，原教旨主义只是把宗教当作政治武器，普通人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祈祷但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很多观点和原教旨主义是冲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