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在中国传播的前提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伊斯兰作为一个天启的普世宗教和生活方式，它应该在任何一个地方经得起考验，不仅在复兴之本土繁荣，而且它被传入域外也应成为一朵瑰丽的奇葩。其实，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历史也同时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斯兰教被带入到中国后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是一块融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东方圣土，在这里自古至今已有好多的民族取得过胜利，他们在历史上疯狂过，也辉煌过，其中满族与蒙古族就是铁的事实。也有很多的文化和宗教被移植过并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看看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我们就能惊奇地发现，佛教和马克思主义从其本土印度和欧洲先后移植到中国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佛教自汉末恒帝时开始入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裂变，先后融入中国文化，几乎颠覆了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全称问文化：儒释道的主流文化之一，一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自近代进入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主宰中国近半个多世纪，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对其信仰、价值、体制和社会结构普遍认同与接受。更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西方的基督教伴随着西方的崛起作为进入中国社会最年轻的宗教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大有不挡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冲击波使中国文化不得不改变其傲慢与鲁莽的态度转而从否弃与离异走向兼容和认同的中体西用。可是伊斯兰呢？伊斯兰晚于佛教，比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先几个世纪进入中国，今天他还不被别人认同和接受。非但如此，它还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普世化走向民族化的狭隘低谷，这是一种可怕的畸形的发展，原因何在？
世纪的晚钟在午夜敲响了，在这里东方的黎明不再是那么静悄悄了。为了谁拥有的明天，这里已成了信仰角逐的斗地。此刻，当我回过头来凝视胜利者的足迹时，我们不难发现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他们进入中国无非是以着两种姿态：关怀与挑战——解救中国人民走出其民族理念文化控制下的精神苦难，颠覆汉民族精神文化谱系中的非理性和价值虚无，打破天朝大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理性积淀的给定工艺——单一专横的封建专制统治，揭穿皇帝取代造物主的荒谬诱奸。他们的这种精神用十六世纪明万历年间始入中国的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士利玛窦自己的话来说最具有代表性了：“中国的偶像崇拜这个莽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可怕和恐怖，它数千年以来不遭反抗地暴虐统治着亿万人民的灵魂，动辄就要把他们打入地狱的深渊。而我耶酥会本着自身的宗旨奋起与之战斗，跨越千山万水，穿越诸多王国，从遥远的国度来此拯救不幸的灵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谴。我们耶酥教会坚信上帝的慈悲和承诺，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我们进入这个帝国原本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对外封闭，人口众多，并且他们个个都要维护自身的错误。其实，没有任何尘世力量或地域力量抵挡得住十字架的王国和武器。”这是如此的精神，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心灵的震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暂且论到此为止，在这里我们只考察佛教与基督教。
佛教与基督教东渐到胜利无非采用一种方法：即“本土化”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在解释他们如何“本土化”时，我们有必要在先来探讨一下佛教与基督教的关怀实质与挑战性质，因为“本土化”进程本身就是以关怀和挑战为基本动力因素而展开的如何取得成功的方法问题，所以，理解关怀和挑战姿态是至关重要的。关怀是佛教与基督教的使命必然。佛教与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普世宗教就是因为佛教与基督教他们都是以普渡与救赎为己任的使命来关爱世人的，这种关爱精神使他们相信有责任有信心能够普渡或救赎每一个陷入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难的个体生命，他们在一切非已的阻碍面前都用必胜的心态去关爱、去挑战，进攻意识极度强烈，非我即彼——你没有理由去不信，没有理由去拒绝接受我的关怀，所以不论“佛教东渐”还是“基督东渐”都是以文化上的学术挑战或武力挑战进入中国，学术文化上的挑战尤为突出，因为文化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底蕴和保障。这里可以推为首列的两位学术大师要算鸠摩罗什和当代的刘小枫，在他们从事的整个学术活动过程中，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都有惊人的相似：即“本土化”。他们如何使其宗教“本土化”了呢？下面我们就介入这个话题。
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在异域移植成功，特别是在有古老的传统文化积淀和有模式极深的历史理性积淀的国家移植成功，那是让其使徒和传教者们费尽苦思的事情。为了使佛教成功地移植于这块有极深的传统文化积淀和历史积淀的东方圣土取得成功，姚秦时鸠摩罗什来华付出了他的毕生精力。他先后较为明确地译介了大量的佛教大小乘的经、律、论，使人们尽可能最好地了解印度佛教文化的意愿。其次，努力解决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引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问题，如：“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与有无”、“空有关系”等问题。后来佛教其他学者在这一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不少的。而当代在基督教学术界最具权威和代表的要算刘小枫，他在其学术著述中使用频率颇高的是“本土语境”，他确凿地说“本土语境”就是指在基督教东渐背景下发生的和正在经历世纪性转型的中国大陆思想文化格局里所产生的基督教如何被移植成功并被中国大陆普遍接受的基本方法问题，这一问题使得刘小枫用心良苦，费了好大一番周折。首先他从中国人一贯排斥和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字开始，从解“神话”到解“神性”再到解“神学家”一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人着实对基督教感到不那么惊讶和陌生了。综上所述，如果说关怀与挑战是一颗研制成的极具杀伤力的炸弹，那么“本土化”就是如何运载、投掷炸弹和命准目标让其发挥效力和功能的方法与措施问题，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成功的事实并非确实如此。在这里伊斯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惜的是它今天还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它太累、太痛苦了，让我们对其失去了耐心，原因何在？考究于斯，还是让我们对他的传入的历史背景一客观而正确的考察与剖析。
在剖析与考察它的历史背景时，我们不能有曲解和误昧的观念，那样做永远都是徒劳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伊斯兰的精神实质，它不是导致失败的任何原因，伊斯兰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被公认的普世宗教而非民族宗教，它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佛教与基督教更为艰巨和神圣，真主的慈爱的新月下的圣战就是关怀与挑战的例证和实质。新月下的挑战是针对一切非己的世俗、民族、宗教和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务必关切世人在其管制、主宰和左右下的心理状态、精神苦难、社会现实、生存状况和情感。所以伊斯兰就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进攻意识、宽容精神、吸纳和颠覆功能以及自我消解和适应过程。中世纪伊斯兰对待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切都能证明伊斯兰就其本质和性质都不是一个没有关怀、挑战和使命感的宗教，失败之因素不是在其本身而是在其传入的过程。
伊斯兰自七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以至后来多次的进入中国，首先它都是通过商业渠道进入中国，伴随着商业活动带来了宗教教律和表层仪式，而它却丢弃了其思想精髓，它过多关怀的是商业而没有出自关怀人的精神苦难的主动意识去关怀人，所以它的传入只是一个必然的不在意，谈不上主动的进攻和关怀。籍于此，它所造就的只能是一个具有极其浓厚的小商意识和小农意识的民族——他们几乎把葡萄干和拉面卖遍了全国，并卖出了名，但却没有把伊斯兰带到全国，难怪他们为那些宗教仪式和教律打得不可开交，搞的四分五裂，夹着烟卷提着酒瓶子捍卫着自己的教派。
其次，在伊斯兰进入中国到后来屡次入中国的特别时期，正是由于穆斯林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上的不满所采取的生活态度是悲观厌世、消极避世、丧失信心和希望、明哲保身，关注个体灵魂自我拯救的独善其身的苏菲主义由此进入。正因如此，穆斯林对中国社会参与甚少，更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没有构成威胁和冲击，相反显得默默无闻，逐渐转入地下，走向民族化不被别人认同。和尚不吃葱是不足为奇的，而穆斯林不食猪肉就要遭到大肆的攻击，这就很正常了。可以说，伊斯兰传入中国一千多年以来，在承载它的十多个民族之间只有传承而没有传播。
第三，语言的障碍和周折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伊斯兰传入中国之后，它不像佛教在翻译事业中那么得心应手，很快就消除了语言的障碍，取得了“本土化”进程的成功。而伊斯兰却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语言痛苦，直到近代在翻译和学术领域才艰难地迈出第一步。伊斯兰更不像基督教那样一开始就以绝对的实力优势进入中国，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和磨难。当然伊斯兰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因素还很多，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教派的等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该如何做起呢？
一、普世和一化。普世是伊斯兰使命的精神特质，要完成它需要我们重新找回这种精神特质的思想精髓，每一个体都要必备关怀意识来完成自己的信仰过程。伊斯兰是普世的宗教，而非哪个民族的专利，每一个信奉伊斯兰的人都有责任使宗教普世化。《古兰经》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我派遣你只是为了慈爱世人”。从当代伊斯兰在中国的基本现状和处境来看，普世和一化，面临着很多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挑战首先需要我们重释教义，找回伊斯兰在新月下的关怀和普世的思想精髓。其次，通过对话来沟通和化解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分裂的基本矛盾，使普世之真理明朗化，走向整合。外部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和近代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简言之就是无神论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再次就是在现代化世界中和其它宗教的挑战，诸如：佛教、儒教、基督教等。
二、宗教本土化。要想完成伊斯兰在中国的普世挑战务必本土化。任何一种宗教一旦进入异域它不可避免地要和其本土文化相遇，发生冲突和矛盾，转而进行相互交流与认同，从而找到其共同点，它不可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就被其认同和接受，反之则被排斥和否弃。移植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本土化。事实证明，伊斯兰在中国欲取得成功务必本土化。
我在此提到的“本土化”并非指汉化，亦非不顾原则而假惺惺地宽容，更非不顾身份去合并，也不是有些人狭隘的理解不要阿语了——《古兰经》汉诵、拜词汉读。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本土化”重要的不仅仅指语言领域，而是指学术、文化和思想领域。其工作至少经历三个阶段性转换：1、从阿语到汉语的译解阶段，这是理解伊斯兰原本意义的必经阶段，这一阶段虽多已告完成，但尚未全面完成。2、从伊斯兰早期经学院式认主学神学语式到汉语的逻辑思辨语式始与汉文化相遇。这一转换看来是多余的，但目前很有必要，因为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主学的发展和研究还很落后，尚未成熟、系统和深化，旧的经学院式认主学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抄体。3、建立新的认主学体系架构的文化关怀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参照，即建立新的认主学，其内容必关设价值基础，对传统文化的若干个案进行追问和考察来颠覆其传统文化的价值伪真性，始与汉文化挑战。宗教“本土化”是宗教本身在异域完成其自身使命的过程和立法，但它需要人来完成。
中国是一块融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东方圣土，在这里自古至今已有好多的民族取得过胜利，他们在历史上疯狂过，也辉煌过，其中满族与蒙古族就是铁的事实。也有很多的文化和宗教被移植过并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看看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我们就能惊奇地发现，佛教和马克思主义从其本土印度和欧洲先后移植到中国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佛教自汉末恒帝时开始入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裂变，先后融入中国文化，几乎颠覆了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全称问文化：儒释道的主流文化之一，一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自近代进入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主宰中国近半个多世纪，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对其信仰、价值、体制和社会结构普遍认同与接受。更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西方的基督教伴随着西方的崛起作为进入中国社会最年轻的宗教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大有不挡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冲击波使中国文化不得不改变其傲慢与鲁莽的态度转而从否弃与离异走向兼容和认同的中体西用。可是伊斯兰呢？伊斯兰晚于佛教，比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先几个世纪进入中国，今天他还不被别人认同和接受。非但如此，它还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普世化走向民族化的狭隘低谷，这是一种可怕的畸形的发展，原因何在？
世纪的晚钟在午夜敲响了，在这里东方的黎明不再是那么静悄悄了。为了谁拥有的明天，这里已成了信仰角逐的斗地。此刻，当我回过头来凝视胜利者的足迹时，我们不难发现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他们进入中国无非是以着两种姿态：关怀与挑战——解救中国人民走出其民族理念文化控制下的精神苦难，颠覆汉民族精神文化谱系中的非理性和价值虚无，打破天朝大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理性积淀的给定工艺——单一专横的封建专制统治，揭穿皇帝取代造物主的荒谬诱奸。他们的这种精神用十六世纪明万历年间始入中国的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士利玛窦自己的话来说最具有代表性了：“中国的偶像崇拜这个莽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可怕和恐怖，它数千年以来不遭反抗地暴虐统治着亿万人民的灵魂，动辄就要把他们打入地狱的深渊。而我耶酥会本着自身的宗旨奋起与之战斗，跨越千山万水，穿越诸多王国，从遥远的国度来此拯救不幸的灵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谴。我们耶酥教会坚信上帝的慈悲和承诺，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我们进入这个帝国原本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对外封闭，人口众多，并且他们个个都要维护自身的错误。其实，没有任何尘世力量或地域力量抵挡得住十字架的王国和武器。”这是如此的精神，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心灵的震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暂且论到此为止，在这里我们只考察佛教与基督教。
佛教与基督教东渐到胜利无非采用一种方法：即“本土化”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在解释他们如何“本土化”时，我们有必要在先来探讨一下佛教与基督教的关怀实质与挑战性质，因为“本土化”进程本身就是以关怀和挑战为基本动力因素而展开的如何取得成功的方法问题，所以，理解关怀和挑战姿态是至关重要的。关怀是佛教与基督教的使命必然。佛教与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普世宗教就是因为佛教与基督教他们都是以普渡与救赎为己任的使命来关爱世人的，这种关爱精神使他们相信有责任有信心能够普渡或救赎每一个陷入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难的个体生命，他们在一切非已的阻碍面前都用必胜的心态去关爱、去挑战，进攻意识极度强烈，非我即彼——你没有理由去不信，没有理由去拒绝接受我的关怀，所以不论“佛教东渐”还是“基督东渐”都是以文化上的学术挑战或武力挑战进入中国，学术文化上的挑战尤为突出，因为文化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底蕴和保障。这里可以推为首列的两位学术大师要算鸠摩罗什和当代的刘小枫，在他们从事的整个学术活动过程中，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都有惊人的相似：即“本土化”。他们如何使其宗教“本土化”了呢？下面我们就介入这个话题。
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在异域移植成功，特别是在有古老的传统文化积淀和有模式极深的历史理性积淀的国家移植成功，那是让其使徒和传教者们费尽苦思的事情。为了使佛教成功地移植于这块有极深的传统文化积淀和历史积淀的东方圣土取得成功，姚秦时鸠摩罗什来华付出了他的毕生精力。他先后较为明确地译介了大量的佛教大小乘的经、律、论，使人们尽可能最好地了解印度佛教文化的意愿。其次，努力解决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引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问题，如：“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与有无”、“空有关系”等问题。后来佛教其他学者在这一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不少的。而当代在基督教学术界最具权威和代表的要算刘小枫，他在其学术著述中使用频率颇高的是“本土语境”，他确凿地说“本土语境”就是指在基督教东渐背景下发生的和正在经历世纪性转型的中国大陆思想文化格局里所产生的基督教如何被移植成功并被中国大陆普遍接受的基本方法问题，这一问题使得刘小枫用心良苦，费了好大一番周折。首先他从中国人一贯排斥和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字开始，从解“神话”到解“神性”再到解“神学家”一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人着实对基督教感到不那么惊讶和陌生了。综上所述，如果说关怀与挑战是一颗研制成的极具杀伤力的炸弹，那么“本土化”就是如何运载、投掷炸弹和命准目标让其发挥效力和功能的方法与措施问题，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成功的事实并非确实如此。在这里伊斯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惜的是它今天还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它太累、太痛苦了，让我们对其失去了耐心，原因何在？考究于斯，还是让我们对他的传入的历史背景一客观而正确的考察与剖析。
在剖析与考察它的历史背景时，我们不能有曲解和误昧的观念，那样做永远都是徒劳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伊斯兰的精神实质，它不是导致失败的任何原因，伊斯兰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被公认的普世宗教而非民族宗教，它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佛教与基督教更为艰巨和神圣，真主的慈爱的新月下的圣战就是关怀与挑战的例证和实质。新月下的挑战是针对一切非己的世俗、民族、宗教和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务必关切世人在其管制、主宰和左右下的心理状态、精神苦难、社会现实、生存状况和情感。所以伊斯兰就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进攻意识、宽容精神、吸纳和颠覆功能以及自我消解和适应过程。中世纪伊斯兰对待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切都能证明伊斯兰就其本质和性质都不是一个没有关怀、挑战和使命感的宗教，失败之因素不是在其本身而是在其传入的过程。
伊斯兰自七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以至后来多次的进入中国，首先它都是通过商业渠道进入中国，伴随着商业活动带来了宗教教律和表层仪式，而它却丢弃了其思想精髓，它过多关怀的是商业而没有出自关怀人的精神苦难的主动意识去关怀人，所以它的传入只是一个必然的不在意，谈不上主动的进攻和关怀。籍于此，它所造就的只能是一个具有极其浓厚的小商意识和小农意识的民族——他们几乎把葡萄干和拉面卖遍了全国，并卖出了名，但却没有把伊斯兰带到全国，难怪他们为那些宗教仪式和教律打得不可开交，搞的四分五裂，夹着烟卷提着酒瓶子捍卫着自己的教派。
其次，在伊斯兰进入中国到后来屡次入中国的特别时期，正是由于穆斯林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上的不满所采取的生活态度是悲观厌世、消极避世、丧失信心和希望、明哲保身，关注个体灵魂自我拯救的独善其身的苏菲主义由此进入。正因如此，穆斯林对中国社会参与甚少，更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没有构成威胁和冲击，相反显得默默无闻，逐渐转入地下，走向民族化不被别人认同。和尚不吃葱是不足为奇的，而穆斯林不食猪肉就要遭到大肆的攻击，这就很正常了。可以说，伊斯兰传入中国一千多年以来，在承载它的十多个民族之间只有传承而没有传播。
第三，语言的障碍和周折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伊斯兰传入中国之后，它不像佛教在翻译事业中那么得心应手，很快就消除了语言的障碍，取得了“本土化”进程的成功。而伊斯兰却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语言痛苦，直到近代在翻译和学术领域才艰难地迈出第一步。伊斯兰更不像基督教那样一开始就以绝对的实力优势进入中国，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和磨难。当然伊斯兰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因素还很多，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教派的等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该如何做起呢？
一、普世和一化。普世是伊斯兰使命的精神特质，要完成它需要我们重新找回这种精神特质的思想精髓，每一个体都要必备关怀意识来完成自己的信仰过程。伊斯兰是普世的宗教，而非哪个民族的专利，每一个信奉伊斯兰的人都有责任使宗教普世化。《古兰经》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我派遣你只是为了慈爱世人”。从当代伊斯兰在中国的基本现状和处境来看，普世和一化，面临着很多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挑战首先需要我们重释教义，找回伊斯兰在新月下的关怀和普世的思想精髓。其次，通过对话来沟通和化解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分裂的基本矛盾，使普世之真理明朗化，走向整合。外部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和近代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简言之就是无神论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再次就是在现代化世界中和其它宗教的挑战，诸如：佛教、儒教、基督教等。
二、宗教本土化。要想完成伊斯兰在中国的普世挑战务必本土化。任何一种宗教一旦进入异域它不可避免地要和其本土文化相遇，发生冲突和矛盾，转而进行相互交流与认同，从而找到其共同点，它不可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就被其认同和接受，反之则被排斥和否弃。移植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本土化。事实证明，伊斯兰在中国欲取得成功务必本土化。
我在此提到的“本土化”并非指汉化，亦非不顾原则而假惺惺地宽容，更非不顾身份去合并，也不是有些人狭隘的理解不要阿语了——《古兰经》汉诵、拜词汉读。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本土化”重要的不仅仅指语言领域，而是指学术、文化和思想领域。其工作至少经历三个阶段性转换：1、从阿语到汉语的译解阶段，这是理解伊斯兰原本意义的必经阶段，这一阶段虽多已告完成，但尚未全面完成。2、从伊斯兰早期经学院式认主学神学语式到汉语的逻辑思辨语式始与汉文化相遇。这一转换看来是多余的，但目前很有必要，因为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主学的发展和研究还很落后，尚未成熟、系统和深化，旧的经学院式认主学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抄体。3、建立新的认主学体系架构的文化关怀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参照，即建立新的认主学，其内容必关设价值基础，对传统文化的若干个案进行追问和考察来颠覆其传统文化的价值伪真性，始与汉文化挑战。宗教“本土化”是宗教本身在异域完成其自身使命的过程和立法，但它需要人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