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代的回族

    唐代主要因商务活动，以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南海登陆的海上航线称“香料之路”，从此海路进入中国的阿拉伯与波斯穆斯林，多在广州、杨州、泉州、长安等地。公元７５７年唐肃宗借调大食兵，经波斯陆行长安、洛阳，平定了“安禄山之乱”，大大转变了朝庭的观点，大大有利于穆斯林在中国的留居与伊斯兰教的传播。经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帕米尔高原、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入华的穆斯林，始居西北的阿克苏、库车、和田、河州一带；显而易见中阿友谊由来已久。唐初政治与外交关系甚密，唐代许可大食人与中国女子通婚，娶屯荫子，安居乐业，有的大食人当时因归路不通，有的商务缠绵，个别传教者又随遇而安。唐朝开始后的数百年，热情对待阿拉伯人与波斯商人及使者；清真寺许建，方便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促使他们逐渐以华土为家，他们世居华夏成为中国籍民。大食人的足遍大江上下与中国南北，但其任何方面，都必与中国原有的汉、蒙等民族发生关系，年长日久，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和平共处。穆圣指示：“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当以求之”，大大鼓励了居中国的穆斯林学习的积极性，伊斯兰教在中国扎根是中阿友谊之象征与结晶。唐时起，大食人攻读汉学者日多，随汉俗取姓名，应试中榜者与日俱增，《南部新书》云：“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色目人，变谓曰榜花。”色目人即西域人，用阿语称名者不习用于汉人，故“姓氏稀僻者”指大食人。

　　宋代，与阿拉伯友好往来不断，奖外贸增税收，来华穆民愈多，促进国家收入，官府乘西域客商每年回家时机欢送，“常因墒设，蕃人大集”。我国沿海久居许多巨富蕃商，掌握那里的经济命脉。中亚伊斯兰文化名城布哈拉王卡达尔为避邻国侵害，率五千多男女来开封（汴京），后来自愿迁安徽、江苏落居，传播圣教，得宋神宗的厚待，始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等分布各地的清真寺。穆斯林立寺学经，保持宗教修养，过着愉快生活，传宗接代，生根开花。在沿海及西北“已有云游四方而带有神秘色彩的苏菲学者的足迹”，应试者层出不穷，不少人当官参政。

　　元朝建立前后，蒙古人屡次西征，成吉思汉征调大批阿拉伯人、中亚人组成“西域亲军”进入我国，参加灭宋战争的“多达数十万人”。据《元史》载，“西域亲军”中的许多工匠、军士，按战争需要，分配全国各地从事屯、垦、牧、养等活动，他们是穆民又是伊斯兰教宣传者。由于成吉思汗“自率军渡河攻积石州”，“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河州成为蒙古军屯戌重地，自然也成为西域人久居的新故乡。元代安西王阿兰达皈依伊斯兰教，“所部士卒１５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其中的工匠、商人、军经师、农民、士、达官贵人、学术之士，后来多散居西北，宋朝把这些人作为“回回人”，这些人首先与皈圣教的汉、蒙妇人结婚安家，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州）境内以签军氏地、工匠命名的村庄许多。《明史．西域传》中谓：“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时居甘肃省尤多。”“香料之路”上，云帆御风百舸争流，西方穆斯林蕃商胡贾远涉重洋来华贸易，多居沿海近地，从事物资交流，互通有无，引进奇珍异物，同时发展着伊斯兰文化，周密《癸辛杂积续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到边疆，从农村到成镇，到处都有穆斯林，伊斯兰教发展到全国各地，据估计有２００万人。元时穆斯林助蒙灭宋，功劳显赫，在科学、仕宦、荫叙等方面得以优待，政治地位仅次于统治民族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及其他民族，许多穆斯林享受官禄。同时涌现出卓有历史贡献的穆斯林，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介绍，元时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文学家扎马鲁丁、建筑工程家亦尔丁、设计与建造北京的马合马沙父子，文坛名人有萨都刺、高克恭、丁鹤年、马九皋、忽辛、溥博、勖实戴、亦都忽立、瞻思、古雅谟丁、爱理沙、鲁至道、仉机沙、别里沙、习阊、荣僧、丁野春、察罕、可里与丁。《明史》中有元代穆斯林传教者３０多人。这些穆斯林誉满全国，名垂青史，其才智与成就，为壮大祖国文化事业有不可泯灭的作用。

　　到了明代，对伊斯兰教的对待比较优惠，褒多于贬，这与一大批穆斯林的累累战功，卓著政绩分不开。历代传诵、家喻户晓的开国大将常遇春、沐英、兰玉、冯刖、胡大海、汤和、邓愈，勋建明朝以后成为皇上心腹，文武兼治，号称“十回保朱”（朱——朱元璋）；开国虎将常遇春官至鄂国公、功封开平王；武将沐英讨吐蕃、镇云南、垦地修渠，为民谋利，追封为默宁王。闻名世界的伊斯兰教徒郑和，敢于为天下先，２８年之内，率领举世无匹的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游访亚、非等地，开辟海上般线３００余条，沟通了中亚、中非国家的友好往来，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是“哈吉”，对郑和之宗教陶冶根深蒂固；所以他在远向世界的队伍中聘请一些经师阿訇，无非适应旅途生涯中的宗教活动及礼仪，必然对国内外产生伊斯兰教　的作用与影响；郑和下西洋在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宣宗据他奏章下敕谕由国家开支，重建被焚的“南京成内三山街礼拜寺”，完工后定名净觉寺。可以说，那时高级阶层的穆斯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为发展宗教起了不少的作用。明代优待穆斯林的措施相当具体，如：１、洪武初，在西安、南京、滇南、闽、奥，敕修礼拜寺，一则安抚穆民，二则作为穆斯林建国立功的酬谢。洪武道君朱元璋御书《至圣百字赞》，热忱歌颂伊斯兰教“降邪归一”，穆圣“至贵圣人”，五时礼拜“默祝太平”，中国帝五如此仰赞，前所未有。2、永乐五年，宋成祖给米里哈吉敕云：“早以马合麻（穆罕默德）之教……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否则“以罪罪之”，明令保护伊斯兰教。公元1450年，代宗亲笔题北京东四寺为“清真寺”。1519年武宗明令“禁民间畜猪”，若故犯喂养宰杀猪，当全家“发极边永远充军”；还说“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重教万世，与天壤久也”；武宗注意儒道佛教，时面访更研讨“天经”30卷，《古兰经》的徵言妙义感动下吟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皇上赞至；穆斯林仰首阔步，呼朋引类，使伊斯兰教长足发展。明初以来，伊斯兰教中的苏菲神秘主义者，活动顺势活跃，在西北河州长眠者不少，其中穆乎隐吉尼等人，为后来的四大门宦在中国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明朝宽待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有严格限制，如：1、政教分离。要求穆民传教布道，“敬天事上”，不许阿訇按教义管民间诉讼，但对穆斯林实无防碍。2、汉化。禁“胡服胡语”与“胡姓”；只能仿效汉族衣着；变穆民之姓为汉姓；令禁色目人互相配偶，只许与汉人通婚，加快了汉化过程，逐步通用汉语汉文。这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地位，比元时一落千丈，终于使不少穆斯林开国功勋被朝迁残害。加之其他防范，外国人来华经商和传教者相应减少，于是产于了经堂教育及伊斯兰教的汉文释著，又打开了新的另一页局面。

清朝300年，冷酷的对待伊斯兰教，充许存在，但只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清政府为了镇压穆斯林，支持汉族地主、绅士组织反动武装“团练”，大肆斥杀穆民、焚毁清真寺。陕西团练公开散发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传帖所到之处“汉人先行攻打烧杀，倘遇回民，噍类不留”（7）。甘肃省由杀回屠夫左宗棠正是令洮河以东不许住回民；全国形成 “教门与清朝势不两立”。在残酷的压迫与歧视下，各族穆斯林“俱行激变”，举旗反抗，动摇了统治地位，推进了社会发展。穆斯林起义队伍中“领兵无帅都有是阿訇”（8），铭于史册的有：1648年（顺治五年）米喇印、丁国栋率领“反清复明”，迅速攻占凉州、巩昌、兰州、锹道、明州（临潭）等地，又控制陕西藏自治区地区，同年东乡族闯踏天领众响应，处死官吏，占据河州成域。1781年（乾隆46年），者赫忍耶教派的阿訇苏四十三、田五领导拉族、回族东乡族人民，在循化起义，攻占河州，杀死罪官，释放“罪犯”，经唐汪挥师东进，在东乡族与汉族群众的协助下，攻下兰州西关，破关斩将，杀敌累累，打得清军“兵不顾将，将不顾兵”，抱头鼠窜，两千多义军官兵对付两万余清军，虽寡不敌众，白刃格头而没一人投降，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叹曰：“办理如此棘手，实非臣意料所及”（9）。云南回族杜文秀（杜大元帅，1823～１８７２，字云焕、号白香，永昌金鸡村人，１４风中秀才，１６岁补意开，兼通阿文，著《古兰释义八千题》）在咸丰六年于蒙化（今魏山）领导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攻占府城大理，建立　大理政权，坚持斗争１８年，历史影响之大，已著刊于云南省民族学会回族研究会等单位１９９０年出版式的《杜文秀起义论集》，杜大元帅墓已列为省级文化重点保护单位（１０）。咸丰七年易卜拉罕、习迈铁里在新疆发动维吾尔族穆斯林起义；咸丰八年，张凌翔、马河图领导者贵州穆斯林起义，坚持１４年，咸丰九年马荣先领四川会理地区穆斯林，展开反清运动；咸丰十一年山东张鲁集组织“西域回回大队”，参加了黑旗军起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陕甘宁青新五省，由白彦虎、河州二阿訇、赫明堂、任老五、邹玉龙、洪信关阿訇、马义、白六、于振奎、马得为、崔伟、杨文治、兰明泰、孙玉宝、余彦禄、禹德彦、马生秀、净兴春、陈林、冯均福、毕大才、郭二阿訇等穆斯林中的阿訇经师（大多数）他们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席卷西北，西北各省建立了根据地，历时１６年；其中陕西回民以教坊（者玛提）联合宗教界人士，组织起十八大营，大兴反清风暴；“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教主）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１１），乌鲁木齐妥维明率众响应。光绪２１年，河泊地区暴发了回、撒拉、东乡族穆斯林起义；光绪３２年哈密地区扎加甫弟兄，率领农民包围王府，声讨徭役制度。清朝此起彼伏的穆斯林反抗运动，轰轰烈烈地反对阶段压迫与民族歧视，伊斯兰教起了组织、发动其教众武装斗争的莫大作用，这与伊斯兰教爱到高压有密切关系。有些反抗起义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严惩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及春走狗汉族地主的武装团练，从而对辛亥革命给予了良好的影响。各族伊斯兰教徒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宏扬伊斯兰教的贡献，在中国甚至世界宗教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这些正义的起义终致失败，原因何在？众寡悬殊，指挥战略失误是失败的主因。这个问题涉及宗教的深刻影响，明显的引起近代史学界与学术界的关注。具体点分析，在历史发展的大道上，大批穆斯林挺身勇往，参加革命斗争，但几乎与宗教必要的公共场所、精神寄托、政治经济文体的中心——清真寺分不开。清真寺像强烈吸性的磁铁一样，激动着广大穆民的内向力，把各族信教弟兄凝聚在一起，教坊（者玛提）的联合很可能成为反搞压迫与侵犯的基本组织形式；接洽民们相信阿訇经师传经布道，也信任选贤产生的教坊头人，服从其领导，听其指挥；穆斯林跟着阿訇把捍卫民族自下而上的反清起义，陕隘的看为保教的斗争，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把个人行动纳入反清的集体活动中，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纳与远大的斗争目标，不具备太平天国那样以推翻清为己任，也不像杜文秀大元帅的云南回族起义那样响亮的反清口号，所以束缚了革命力量的发挥。许多穆斯林南征北战时仍带家眷，一面打仗一面履行五功，领导义军的阿訇在指挥战斗时又负宗教职责，尤其对烈士（舍黑吉）仍按宗教仪式安葬，逢开斋等节日仍“内营育经”、“众咸伏地庄听”，往往使适度人乘虚而入。
穆斯林起义军，缺乏永久性的广泛真诚的革命联合，也是一个与经师们有关的原因。有了《古兰经》以后穆民认为基督教的“新约”（引支勒）、天主教的“旧约”（则布若）已作废了，但仍承认为“有经人”、“迷路的弟兄”，所以对信有名无实天主教的太平天国大军，与尊奉基督教的捻军的态度时热时冷，离合反常。学者们有较多的撰文，阐述1862年太平天国嫌合捻军西征入陕，促进了穆斯林反清起义，“四月二十三日，渭南回民联络太平军攻克渭南县”同治五年十月，捻军“前进甘陕，往边回众，成为犄角之势”。在《关陇思危录》、《赖文光自述》、《平定关陇纪略》、《平回志》等到不少资料中，较详的记述了穆斯林起义军同捻军配合作战一年余的史实，如《平定关陇纪转户口》卷三云：“回捻合谋，欲以捻逆窜拢同朝回逆扑犯省城。”“自回匪猖獗，不杀从教之人，是从者日众。”凡是信教汉人都“末受到回民扰害”，还互相送礼往来，足证宗教感情起了协和作用，这些不同民族的联谊反清，打击了共同的敌人，证明阶级利益与反清目标是一致的。然而，穆斯林们总把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看作外道，又衔清政府及汉族地方武装团练屠杀穆民错为汉族的行经，恰好上了清统治者“护汉制回”的骗局，怀疑汉族起义军甚至仇视汉人，削弱了反清力量，这种伊斯兰教在阶级斗争中的消极因素，当为反清失败的一个原因。
“堡垒最易从内内部攻破”，导致穆斯林起义的反清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统治者们绞尽脑汁施行“以回制回”的策略，一方面以政治地位与经济实惠拉拢各族穆斯林宗教上层人士，用这些人统治穆民；另一方面坚决镇压反抗起义；上层有个别阿訇们恰恰利用在起义军中的大权，迎合“剿抚兼施”政策，大步向敌人胺协退让，严重涣散军心；他们以数百万各族穆斯林及汉人的牺牲为赌注，无耻的投怀于镇压捻军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刽子手左宗棠，加强“剿抚兼施”，残酷的分裂 了革命队伍，葬送了胜利果实。他们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了官禄，反脸镇压和屠杀人民，做出了离经判道，认贼作父的罪恶勾当；在历史舞台上这伙人然披着阿訇的外衣，但掩盖不了从英雄变为狗熊的可耻角色。
在清代，伊斯兰教严惩地被摧残，就连穆斯林学中文也受到歧视，应举中榜者仅有“嘉庆年间伍长华中甲戌科探华”，但出现了一些业余搞汉文的释著学者与汉字经（汉克塔布），较出名的有：伍遵契著释《修真蒙引》、马注《清真指南》、常志美《哈控依米诺哈志》（波斯文）、马德新（复初）《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与天方大化历史》等百余卷、马德新（复初）《天方历源》等30多部，政治家“纪来迟、马化龙、祁静一、马果园、马良俊、马明心都有著释的苏菲派、格底目、依黑瓦尼学者”；苏菲派的四大门宦相继独立形成；他们的大著与影响，给克困制胜地保持、挽救、宏扬伊斯兰教，起了承先继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中国伊斯兰教增加了光彩。另一个面，清朝开放通商口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长驱直入，商品经济应运而起，善于经商的穆斯林正中下怀，喜出望外，中外穆斯林向各大城市捷足先登，凭着宗教感情，互相帮助，买卖红火，北方的穆民饮食，南方的水产，中国的丝绸、外国的珠宝，经营享通，发展了商品经济，殷实富足穆斯林日益增多，他们便迎合宗教的需要，在上海、汉口、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市兴建了较多的清真寺，促进了伊斯兰教文化。

民国时期（1912～１９４９）我国伊斯兰教的状况，略有好转，但仍处于被侮辰的地位。军阔混战，争权夺利；起义逐多，急于镇压；所以对于宗教似乎无暇顾及。孙中山“五族共和”的主张，缓和了民族矛盾，可是汉满蒙回藏中的“回”指维吾尔族，尚遗了人数较多的回族。国民党维护统治权利，巧妙利用宗教上层人士制造教派纠纷，转移穆斯林斗争的矛头；却对于清朝形成的“大汉族主义”路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别有用心的人借电影、戏剧、报章杂志，肆意教唆发生的侮教案达３４次，不断激起各族穆斯林的无比愤怒，不但罢市罢工，而且齐心协力派代表团向伪政府请愿、抗义，迫使国民党追纠有关责任。
　　民国初期，只有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地方，穆斯林享受着与汉族同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与生活风俗尤受尊重；革命根据地在延安，特为穆斯林兴建清真寺，党政中央要人亲临庆贺。现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新中华报》的《延安清真寺隆重举行落成典礼择抄如下，可见一斑。文曰：“延安清真寺于十月七日落成，踏上步入云天的阶石可见石牌上刻着毛泽东亲笔赠“清真寺”三个大字，寺前悬有边区政府送贺的“众志成城”的匾额。七日下午延安回民同胞，边区各地回民代表、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在文化沟举行了落成典礼朱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曹秘书长、谢老、罗迈、李卓然、吴亮平、艾思奇等同志亲临参加，定边马阿訇身着黑长衣，头戴门拉帽，英毅气概现于容表。延安马阿訇身着黑长衣，头戴白德司嗒勒（译音），领导全体回民礼拜，他还朗诵《古兰经》，严肃动人，各位非回族代表肃立寺外以致敬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各族穆斯林获得了自由，我国伊斯兰教有新的发展。从中央到县市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许多地方创立了经学院、中阿文学校，开放与新建许多清真寺；创办了为穆斯林服务的种类书刊绘画；出版发行了阿文、波斯文及汉文翻释的经典；新著也出版陆续问世；著名的清真寺、先贤墓被列为文物保护；组织朝觐的人数逐年增加；与国际伊斯兰教组织的友好往来与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各级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均有穆斯林代表；还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于民族平等、不受歧视和压迫的权利，以及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都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障。虽然１９５８年平叛扩大化，“文革”十年动乱中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大量的“破四旧立四新”，伊斯兰教遭灾严惩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予了纠正和补尝。１９９２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广播电台发生了侮教事件，激起了全国穆斯林游行声讨，上级即时给予了严肃处理。１９９２年临夏回族自治州 白し 藏　清真寺问题，被子错定为反革命性质，后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派出了有能力有政策水平有威望的干部，经认真调查研究，给予了纠正和安排，维护了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加强党群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安定了社会秩序。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发扬了各行各得、互不干涉、相互尊重，有利团结、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精神，通过疏导与落实政策等工作，及时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使广大穆斯林为祖国繁荣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