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一北京牛街今昔谈
牛街，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广安门大街，南至南横西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所在地)，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街道。这条街道的面积仅有1.41平方公里，汇集了回、汉、满、朝鲜、维吾尔、蒙古等23个民族，共有5.4万余人。其中回族有1.2万人，是北京市最大、最集中的回族居住区之一。因为是“首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牛街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大凡听说过牛街的人，特别是国内外的穆斯林，都希望有机会上牛街看一看，想透过这个并不大的回族聚居的街道，了解回族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他们保持了怎样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又是如何融入到北京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的。也有人想了解一下牛街的过去，想通过历史这面镜子，看看牛街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足迹。鉴于此，本文拟就牛街回族社区文化的过去与现在作一平面的阐述，使人们对牛街这个大都市回族人居住、生活的地方，有一客观的审视。
一、牛街回族的历史文化
牛街，曾名柳河村、冈上、牛肉胡同、礼拜寺街等，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1949年以前的牛街，包括牛街、教子胡同、糖房胡同三大纵巷，及麻刀胡同、寿刘胡同、王老师傅胡同、沙栏胡同、羊肉胡同、吴家桥头条(共计四条)、老君地等多条横巷。牛街地名的来历，主要说法有二：一为牛街旧名牛肉胡同演绎而来；二为牛街也曾名榴街(因当时这一带很多人喜欢种养从西域引种的石榴)，牛街是榴街的音转。牛街之名见之于史籍，则为刊行于清康熙二十五年的《日下旧闻》。自此至今，沿袭了牛街这一称谓。
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当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回族的先民们在经商贸易中大展身手的时候，当伊斯兰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北大地进行传播时，北京尚没有回族先民留下的足迹。据传辽代曾有回族先民流居北京之说，但鲜有记载佐证。比较可信的是，蒙古军队攻下中都(今北京)后，曾任命回回人阿刺浅为中都地区的行政长官——达鲁花赤(断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属)。后人推言，此人为中都第一任回回行政长官。
另有一说认为：牛街礼拜寺初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重修。按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如果牛街礼拜寺初建于北宋至道二年，那么当时在牛街已有不少回族先民落居于此。牛街及北京回族先民的历史，也应追溯到宋代。
元代是回回人比较多地进入北京的时期。当时元政府新修的大都城内，集中了回回人中的官宦人家和富商大贾。相传当年大都城内有清真寺30多座，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东四清真寺和西四的锦什坊街清真寺，便为当时大都城内所建的清真寺。而包括牛街在内的中都旧城，仍是普通回回人的聚居处。明代有部分来自江南的回回也迁居北京牛街。成书于清朝雍正初期的牛街地方志书《冈志》中载称：“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东等省份分派来者。”主要指随燕王朱棣自南京等地来北京的回回人。牛街民间流传的“祖先是随燕王扫北，揪着龙尾巴来的”的传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一事实。牛街也从这一时期起，成为北京回族最集中的居住地，直至今日。
清代以来，各地回族因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原因，迁居北京者亦为数不少，部分落居牛街，使牛街的回族人数不断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北京已有穆斯林人口l7万多，约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牛街回民就业源的增大，不少人到各工厂、机关工作，人们不断迁出牛街。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牛街地区的危房改造和拆迁，使牛街不少回民迁居他处，未能再回到牛街，使牛街回民从拆迁前的2万多人，减少为1万多人。但到目前，牛街仍然是北京回族最聚居的社区之一。北京回族人口也已达25万之多，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二、牛街回族的社会经济
牛街回族的传统经济模式，《冈志》中有一句不敬之词：“居民多屠贩之流。”此语虽指出了牛街回唉以屠宰贩运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方式，但不是全部。民国以前，牛街回族的经济状况常被人们以“两把刀、八根绳”来概括。“两把刀”指卖牛羊肉和卖切糕的。因为牛羊肉和切糕要用刀切开来卖，故称“两把刀”。“八根绳”是对挑担行商小贩的泛称。一根扁担，两个筐，前后各以四根绳系起来，俗称“八根绳”。此外，也有不少牛街回族人从事牙行(即买卖双方的中间人)、菜行、果行、骡马行、驼行、羊栈业、饮食业等行当。其中牛街一半以上的小商贩在饮食领域，多为经营清真小食品，如卖烧饼、麻花、切糕、白薯等。饮食业中牛街回民创办的“同和轩”、“西来顺”、“元兴堂”、“两益轩”等饭庄，享誉京城。
整体上来看，牛街回族传统的经济活动，多为赖以谋生的小本经营，主要服务于北京回族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牛街回族经济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分散的个体或家族经营，转入回民消费合作社，回民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联营或手工业合作社，使他们成为国家职工。但经济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牛街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进入21世纪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牛街回族的经济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集体经济和个体工商业日益发展，回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当时，牛街街道集体经济主要由城南民族实业公司(即牛街联社)、劳动服务公司和企业办公室等组成。城南民族实业公司是街道的骨干企业，集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为一体。其中具有百年老字号的老店“宝世斋”，以开发生产伊斯兰宗教民族系列工艺品为主，所生产的景泰蓝民用系列产品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宣武玉器厂是该公司所属的以生产玉器产品为主的工艺美术企业，工厂继承和发展了回族独特的传统工艺，以其精湛的技艺和可靠的信誉，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好评。在1993年的北京国际穆斯林经贸洽谈会上，该厂的产品备受青睐，被有关部门确定为民族特需用品厂家。劳动服务公司是为解决待业青年就业而于1980年举办的，到l994年已拥有固定资产900多万元。以微利便民为宗旨的第三产业，在90年代的牛街已建成商业网点l60多个，极大地方便了回族群众的生活。
到1993年，牛街街道各经济部门共实现利润548万元。街道经济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事业的发展。牛街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先后办起了牛街民族养老院、清真食品小市场、牛街民族文化站、回民托儿所等公益事业。据在牛街地区的调查，l953年，牛街回族的人均月收入只有6.12元，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到1994年，人均月收入达265．5元，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后，牛街的经济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牛街的改造，牛街地区建起了北起广安门大街，南至南横西街、枣林前街，西起白广路，东至教子胡同，占地35．9公顷的民族特色街区。今天步入牛街，清真超市和各种清真老字号食品店、餐馆林立在街道两侧。经过旧城改造的牛街在规整中依旧散发出浓浓的老北京味儿。牛街着重在民族特色上做文章，尤其是清真食品的经营，相继开办了清真超市、清真美食餐厅、清真牛羊肉市场。牛街的清真食品经营涉及加工、销售、餐饮等方面。目前，牛街建有大型清真超市1个，农贸市场l个；老字号经营者8户。他们大多继承了传统的一家一户门店式的经营模式，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口味，成为今天牛街地区食品经营单位的特点，起到了繁荣牛街地区经济的作用。根据牛街工商所统计，2005年牛街财政收入超过1．9亿元，牛街地区回族等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和发展。牛街在发展以清真餐饮业为龙头的经济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路子，成为国内家喻户晓的商业品牌，在清真产业发展历史上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牛街清真超市在牛街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中起着典型的示范作用。这座由北京市特优细菜中心投资兴办的清真超市，开业于2003年1月17日，是北京市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清真食品、用品专营超市。创办这个超市的目的，就是为在北京这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居住的广大穆斯林提供方便、放心的购物场所，解决清而不真、清真不便的问题，满足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购物需求。超市现已引进l0多个省市200余家知名企业及品牌商品7000多种，其中既有北京清真食品公司、正兴德茶庄、北京年糕杨的年糕和冲调系列，北京天成祥的清真面包，北京华特食品的清真香油、麻酱，北京时代百乐的“艾米”清真膨化食品系列等北京当地的知名企业和商品；也有内蒙古大草原的牛羊肉食品，西安老孙家牛羊肉泡馍，唐山伊家包装熟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跃华包装熟食，山东周村清真烧饼，宁夏夏进乳品的清真牛奶，河南王守义清真十三香调味品，以及山西长治回民化学公司的清真香皂、牙膏和洗涤用品等。2004年，为满足穆斯林群众生活的进一步的需要，为给清真老字号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位于超市二层1400平方米的清真美食城正式开业。又一次拓宽了清真超市为穆斯林群众服务的领域，为清真餐饮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新天地。
从牛街清真超市开业至2005年7月的统计，超市接纳购物人数已达300多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1.05亿元，上交各项税收325．5万元。牛街超市的发展已呈现出清真超市、清真美食城、清真便利店并进连锁态势，牛街清真超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清真商品销售平台。清真超市“清纯至真，顾客至上，诚信至高”的经营宗旨，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发扬。作为大都市里的清真商品超市，企业的生死线在于保证商品的清真性，否则在大都市里决无立足之地。牛街清真超市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他们十分重视商品的清真性息息相关。牛街超市采购部的员工，都是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在牛街多年从事清真副食业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采购人员。超市所进的商品，都由超市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与采购人员
一起到清真食品供应商的厂家进行实地考察，并察看厂家的生产流程，察验当地民委或伊斯兰教协会的证明。对每一件商品都要看清配料，确保符合穆斯林群众的饮食习惯。并要求厂家出示食品的分析报告，征求礼拜寺阿洪、乡老的意见，合格后才能在超市出售，以障超市出售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真正的清真商品或无违犯穆斯林饮食的任何禁忌。
牛街人在发展清真商品经营方面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路子，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品牌。“牛街”作为一个以北京街道名注册的商业品牌，越来越受到国内众多商家的关注，也反映出牛街人注重商业品牌价值，谋求持久发展的现代化商业意识。
三、牛街回族的教育文化
历史上，牛街回族的教育经历了经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普通国民教育，乃至当代全民教育等阶段。
辛亥革命前夕，回族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当时“兴学堂，普及教育”社会思想的影响，想通过提倡文化，改革经堂教育来振兴本民族。世代为北京牛街清真寺“札付冠带住持”的牛街回族人王宽(字浩然，行五，经名阿布杜·拉合曼)阿洪，自赴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并游学亚非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及土耳其回国后，“乃锐意兴学”，于1907年在牛街清真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其弟子达浦生主持教务，学堂 “改良教法增订课本，经学中兼习政文及科学。”1908年，王宽经多方努力，并联合了在京的回族知名人士马邻翼等，在牛街创办“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是7年一贯制的小学，初小4年，高小3年。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格致(自然科学知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高小还有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星期五下午不上课，以方便师生到清真寺参加聚礼(主麻)。每周加授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堵阿”共5课时，小学堂讲授的阿文与宗教课程取代了过去清真寺的启蒙经学(小学儿)，既有启蒙的宗教课程，又以主要精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深受回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纷纷送子弟入学。而小学堂所规定的讲授伊斯兰教知识和星期五下午放假礼“主麻”，也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所有回民中小学所效仿的定制，一直沿袭到解放后的50年代。这所学校在1912年改为官办，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十一两等国民小学校，l918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二十小学校，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二十小学校，l937年“七七”事变后改名为牛街小学。l946年到l948年间，学校曾改名为北平第十一区第十五保第一国民小学校，1949年又恢复为牛街小学名，l987年牛街小学改名为牛街民族小学。后因生源不足，并入牛街回民小学。
两等小学堂的创办，开回民新式教育的先河，启迪了回民随社会发展兴办教育的思想，开创了回民教育新的发展之路，意义十分深远。
在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创办后，为了适应更多回民儿童要求入学的需要，回族人刘伯余、索廷弼、王梦扬等又克服各种困难，在麻刀胡同兴办了“中才小学”。他们为回民教育竭尽全力，教学认真成绩显著，得到了牛街地区回族群众的普遍好评，并得到京剧界马连良、雪艳琴、侯喜瑞、马春樵、马连昆、蒋少奎等回族著名演员的义演资助，在京城引起广泛关注。l930年该校还经回族珠宝商人赵璞华资助，建立起了牛街第一个图书馆——“淑贤图书馆”。后该校并入西北中学第一附属小学。
在牛街地区还曾办过一些短期的回民小学，如由驼行同业公会在糖房胡同主办的“振育小学校”：由北平市回民义务教育协进会在牛街礼拜寺、丁家胡同、老君地、小寺街、教子胡同兴办的短期小学。回民小学的兴办，促进了牛街乃至北京地区回民教育的提高。但没有中等教育的学习园地，仍制约着切的需要。l928年，时任北平市政府参事的牛街回民孙绳武与牛街回民马天英及牛街小学校长王桂照
等，深感回民教育的低下和落后，遂发起成立北平清真中学，推举白崇禧为董事长，马福祥、马邻翼为副董事长，孙绳武为常务董事兼校长。校址为牛街30号原清朝“南营守备署”衙门旧址。1929年1月，举行了学校成立和第一次开学典礼。校董事长自崇禧、北平市市长何其巩等要人及各界回族人士与会祝贺。I929年5月，因白崇禧调职离开北平，由马福祥接任清真中学董事长，学校也以私立中学在北平社会局备案。l929年7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来北平，曾在钓鱼台向成达师范、清真中学两所私立回民学校师生训话。l931年，“为造就边地人才起见，就原有清真中学改称西北公学’，这次改校名与当时民国政府提倡开发西北、巩固边陲的大背景有关。当时的校歌中也突出了这一点：“西北大地茫茫万里无疆，山河势壮禹甸号雍凉，虎视龙兴历秦汉唐，统御诸夏声威震远荒，中世递降士民风教渐被天方，贤豪出没英雄腾骧，念先民之伟绩，悠然神往，唯我学校，作育多士跻跻跄跄，式展新猷，载启其光，踵武前轨，永奠我家邦。
西北公学(1934年改名为西北中学)在课程上与一般中学基本相同，只是仍沿袭清真第一两等学堂的做法，星期五下午放假半天。每周有两节精神指导课，内容为伊斯兰教教义，汉族学生可不参加，也不进行考试。开斋节、古尔邦节放假。当时庞士谦阿洪、赵振武先生、马自成阿洪、马善亭阿洪都曾任教。马汝邻、陈永祥、闵毓华等进步师生，在回族青年中传播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
1931年到l936年，是西北中学的鼎盛时期，学校的教学水平得到社会的认可，赢得社会的赞扬，更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各地回民来校报考者络绎不绝。学校内部各种规章制度齐全，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初三学生组织的“励进学会”办有《励进》刊物，校学生自治会办有《西北》校刊，教师领导办的《回族青年》，高中学生办的《跋涉》等校内刊物，使学校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充满生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北中学学生都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活动十分活跃。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西北中学在艰难的困境中维持，部分教职人员以“抗战内迁”为名义在成都、兰州各办一所西北中学，两校均冠以“北平西北公学主办”的校名，以衔接北平的西北中学。l949年北平解放后，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西北中学与成达师范合并，成立国立回民学院。l958年以后，学校改名为“回民中学”，现为北京市回民学校。
民国时期，在牛街地区还曾兴办过两所女子中学。一为新月女中，是在1935年9月，由杨明德、马松亭、赵振武、王梦杨等发起成立的。学校董事长由马福祥夫人马汝邺担任，董事由孙绳武、马邻翼、唐柯三等多位回族名流担任。校址原设在牛街小寺街民房内，后至牛街沙栏胡同。开学时有女生40名，回族占70％。该校除一般初中课程外，回族学生加授一节阿拉伯文课，另有伊斯兰教常识课，汉族同学自愿选修。该校在抗战爆发后停办，只存在两年。二为实践女子中学，1939年由伪回教总联合会华北联总部主办，校址在牛街地区法源寺后街谢公祠内，学生中部分是原新月女中的学生，学校性质是仿照日本的家政职业学校办的，有缝纫、刺绣、编织等课程。l944年该校改为西北女中，1947年停办。
自清末民国以来，牛街地区的回族教育从经堂教育转化为新式回民教育，并且走在全国回族教育的前列。西北中学具有回族特点的办学模式成为全国回族教育的典范，激发了回族现代教育意识，使回族各阶层的群众都认识到兴办教育与振兴民族、争取平等地位的重要关系。它所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回族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女子回民中学的兴办，开拓了回族女子求学深造的道路，对风气锢蔽的回族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后人在评述总结这些回民学校成功的经验时特别强调：培养目标明确。回民学校有自己的特点，如西北中学具体目标是“开发西北”，为本民族和边疆回族地区服务；新月女中不仅要解决回族女青年就业问题和取得家庭平等地位，而且有提高家庭主妇文化水平、教育子女和改变回族社会精神面貌的长远着想；各小学都以培养回族子女、提高文化程度、升学或立足社会谋生为目的。在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重温和审视这些创业办校的经验、，我们仍然为前辈们为推动回族教育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单一的回民教育已不复存在，各级回民学校已全部纳入国家统一的教育序列，学校管理与教学内容与其他学校并无二致，回族的教育只能以个人行为呈现出来。在牛街地区，l951年在牛街办的“政训班”是牛街教育普及的开始。很多老牛街人就是在那里经过扫盲后，纷纷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牛街就再也没出现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牛街回族人的教育更有了空前的发展。据牛街回民小学上世纪90年代对学生家长的调查，当时的学生家长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2％。而到2005年再次调查时，有近一半的学生家长受过高等教育。20年前，牛街地区每年仅有一两名学生考上大学，而到2004年，牛街就有54名学生考上了大学，9人考上了清华、北大。近l5年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牛街回民较过去增加了近l0倍。正如牛街回族群众所说：“有
车、有钱、有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位于牛街的回民小学，近年来修建了两万平方米的教学楼，操场上铺设了塑胶跑道。教学楼里有15间电脑教室、民族手工艺教室、先进的电教室和完备的师资力量，使学校教育条件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准。现在的回民小学不仅肩负者培养牛街当地学生的任务，很多民族地区学校还与回民小学结成了手拉手学校，他们派老师到这里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回民小学也派教师到当地去授课。新疆和田地区和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都留下了回民小学老师支教的足迹。现在，回民小学不仅坚持每年为民族地区授课和培训教师，还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学校建立了联系。每年都有很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小学生到回民小学短期留学，回民小学也将派学生到这些国家去考察、学习、交流。如今的回民小学已经成为牛街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现在的牛街从幼儿园、回民小学到近邻的回民中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一应俱全，其建设和发展也得益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牛街回族人通过自身的变化和发展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之本，是提高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根本所在。让牛街的回族青少年接受最好的教育，培养孩子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已成为牛街回族人普遍的共识和意
愿，并不断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四、牛街回族的宗教文化
牛街是北京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因此表现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特色。清真寺是牛街伊斯兰教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盛誉。
牛街礼拜寺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建筑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据《北京牛街岗儿上礼拜寺志》和《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记载，该寺始建于宋、辽时期，明宣德二年(1427年)扩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整修。明成化十年(1474年)，都指挥詹升题请命号，奉敕赐命“礼拜寺”，故有“明寺”之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大修，在寺门棚面悬挂横额“敕赐礼拜寺”。解放后的1955年和l979年，由政府拨款对该寺进行了修缮。2003年，北京市投资千万元再次修缮这座名寺。该寺坐东朝西，面积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全寺建筑集中对称，其格局采用中国宫廷式的木制结构形式为主，其细部带有浓厚的阿拉伯建筑的装饰风格。由礼拜殿、望月楼、讲经堂、石碑亭、沐浴室和对厅组成。礼拜殿内可供千人礼拜，殿内梁柱间用尖拱形，天花梁柱上以粉贴金绘成阿拉伯特色的图案，门楣饰以各种文体的《古兰经》文。大殿前部中央穹隆藻井系宋代建筑，两侧用阿拉伯文组成的雕空门窗笔法苍劲，属“库法体”。
大殿门前左右两侧建有两座碑亭，右亭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亭内刻有敕建礼拜寺碑记。左亭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有汉阿两种文字刻的《敕赐礼拜寺记》碑。寺东南角小院内有两座阿拉伯长老的坟墓。据现存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二十年(1283年)两块阿拉伯文墓碑记载，两位长老之一名叫艾哈迈德·布勒塔尼，卒于公元l235年；另一位名叫阿马顿丁·阿里，卒于公元l238年。这两位先贤在距今很遥远的年代不远万里从波斯长途跋涉来华传播伊斯兰文化，最终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寺内还藏有伊斯兰教珍贵的经卷和文本，以及陶瓷、铜铁等制成的伊斯兰文物。自清朝同治以后，先后有王崇明、洪宝兴、刘启、王浩然、高兴、达浦生、李八爷、王友三、李云亭、杨建铭、王瑞兰、王振海、王连钰、张谦、管华庭、金振海、杨明远、安士伟、陈广元、闻省三、石昆宾、王连仲、薛天利等知名阿洪主持教务。
近年来，随着牛街地区危房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牛街礼拜寺周围的环境也焕然一新。牛街礼拜寺周围数百年来首次出现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扩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经过3次修改施工方案，巧妙地矗立在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礼拜寺建筑的完整性，又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位于牛街教子胡同中部的教子胡同清真寺原名为“敕赐永寿清真寺”，由清康熙皇帝敕赐，创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比牛街礼拜寺晚建400多年，其影响仅次于牛街礼拜寺。王静斋、马松亭等大阿洪都曾在该寺任职讲学，办经堂教育。清真两等小学堂也曾在该寺南讲堂设置过教室。停放亡人的右南亭内有一副对联发人深省。横匾为“梦醒”，左右联为：“当初谁解生如寄，到此方知死是归。”1958年，该寺改为福利工厂，主要安排伊斯兰教宗教职业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回族群众就业。“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彻底拆除，后将大殿后院的一部分退还，在小寺街开门，改为牛街回民殡葬服务所至今。
牛街女寺位于牛街寿刘胡同，建于1922年，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清真女寺。西北回族名流马福祥曾为该寺题写“清真女寺”四字，王浩然、达浦生等著名阿洪曾在这里主持过教务。关于这座女寺修建的原因，《清真女寺首创碑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北京之有女清真寺也，在牛街教子胡同中间寿刘胡同首创建立。缘牛街乡老闵工德仁号信权，鉴于牛街聚居的教胞皆经营小商，住室狭小，男人有两寺(牛街礼拜寺和教子胡同清真寺)沐浴礼拜，一般妇女沐浴感觉困难。闵老遂约请北京回民协商，大家均愿襄此善举。马志清乡老在寿刘胡同有空地一块、井一眼，自愿虔诚捐献寺方。在众乡老赞助之下，购料施工。后因经费不济，中途停顿。于民国十一年复又召集各郡阿洪、乡老筹款，经各郡群众努力支持，完成此创建女寺之义举。有此清真女寺，回民妇女教门日有进展。特将建寺始末记载，以为流传，或勒石留念。”(勒石拟稿刘仲泉) 1958年，女寺改为回民幼儿园。2005年，国家投资百万元，移址牛街礼拜
在宣传伊斯兰文化方面，牛街的清真书报社享誉国内。清真书报社的负责人是马明道，先后出版了刘屹夫、杨汝佶合作翻译的《和平的宗教》与《穆罕默德传》等书。清真书报社还出版《正道》刊物，将该书报社收到的国内外伊斯兰报刊上有关世界穆斯林动态的文章翻译后在《正道》上发表。《正道》发行到全国范围内的清真寺，影响颇大。
历史上，牛街回族以虔诚的信仰和为主道奋斗的精神被人们所称道，《冈志》中记载：“(牛街)风俗淳朴，教法精严，广设义学，研究典读，名师硕儒，接踵而至。人皆性刚强而敦礼乐，习武勇而尚义侠，护持同类，不容外侮，仍存西土勇敢之气，饮食则必腆、必洁，虽市肆必不容异教窜入。教规率由典则，即小节亦不敢妄有增损；持斋时，灯火满街，光辉夺目；聚礼日，衣冠盈寺，香气不坠。先圣之规模，中华之西域也。”
社会的发展给牛街传统的宗教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从一个穆斯林的眼光看今天的牛街，与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相比，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种种原因，同全国一些发达的大城市一样，进清真寺礼拜者多为进入暮年的老人，中青年涉足清真寺者已十分罕见；40岁以下的牛街人有经名者亦为数甚少；回族丧葬中受中国文化传统礼俗影响也相当明显。现代化与保持宗教传统文化的矛盾仍困扰着人们，牛街回族人面临的信仰危机依旧呈现出难以扭转的局面!
结束语
21世纪的牛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一条条宽阔的、繁花似锦的街道，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一个个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居住小区。牛街人均住房面积从过去的不足5平方米提高到20平方米，牛街将率先成为北京市没有危旧平房存在的街区。牛街建设了3个社区民族团结文化广场，建造了650平方米的政务服务大厅和300平方米的社保大厅，实行了“一站式”全程办事代理制；建造了3000多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大楼，社区卫生站、图书馆、科普活动室、文体活动室一应俱全；投资3200万元改扩建的回民医院，以一流的医疗条件为回族等各民族群众服务；拨款3000多万元、面积l0000多平方米的民族敬老院已经竣工……如今，当你步入牛街这条既古老又年轻的街道，你就会为它巨大的变化而感叹和振奋!一位名叫艾哈迈德的埃及记者在采访了牛街后，感慨地说：“生活在这个团结、安定、舒适的环境中，是许多国家的穆斯林求之不得的!”说起现在的好日子，牛街人首先会说：“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好!”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从他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起，连续13次来到牛街看望大家，关心牛街的危旧平房改造工程，关注牛街的发展进步；一年内两次到位于牛街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现场办公，解决协会和经学院在改扩建工程中所遇到的悃难。牛街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北京大都市当中，他们比全国各地的其他回族人早一步迈进了和谐共荣的小康社会的门槛!
牛街在变，现代化的乐曲在这块土地上越奏越响，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福气。但到过牛街的一些虔诚的回族人，也发出一缕淡淡的忧思，并用文字表述了他们的心情：“牛街，这个闻名遐迩的教门福地，那人文辉煌而教门兴盛的景象，以及先辈们大写过的空谷大音，似乎只能从老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了........国家在进步，城市在发展，吐故纳新，推陈出新是时代的潮流，无论是首都的牛街，还是各大城市的回民聚居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变革的潮流中有撕裂传统的阵痛，也有物质生活改善带来的喜悦。作为文化上、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怎样在社会变迁的阵痛中把握自己，不使自己迷失在城市的霓虹灯的幻影里，是每一个有识之士深思熟虑的课题。”
作为客居北京和生活在牛街的回族人，我被这段文字深深打动，思绪飞到了遥远的故乡临夏——“中国的小麦加”，那里能寻找到答案吗?（《回族研究》高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