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各民族一道,为国家的统一和振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政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军政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尖锐的云南。他发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为国为民，治理并开发云南，为维护祖西南边陲的稳定、国家政令的畅通，建立了卓越功勋。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率领由近3万人和208艘船组成的庞大般队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航行10万公里，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传播了和平，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20世纪末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东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他为国家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敢于对强权和腐败势力说“不”，他有胆有识，犯颜直谏，撰写的《治安疏》，洋洋洒洒，矛头直指嘉靖皇帝的过失，史称“天下第一疏”，成为千古美谈。“五四”时期，早其中国共产党人马俊以其赤诚的爱国心、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他组织、领导了天津的罢市、罢课运动，并作为天津代表赴京参加新华门总统府前的请愿，当面指责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们的要求——拒绝签署增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他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回族在国家危险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在官涌、东涌和攀石洋战役中，奋力剿防，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称赞。郑国鸿以浙江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他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6昼夜，负伤数十次而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道光帝“览奏为之坠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元春以天津镇标右营游击的身份率领士兵进行大沽保卫战，身先士卒，亲燃巨炮，痛击敌舰，击伤敌军百余人，后为敌方炮弹击中，英通就义。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阳市，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 ——北京时，清记名总兵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参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驱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是不是悬殊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及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一起为国捐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而窃据了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置国家主权于不顾，已然草签了条约。而当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的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敬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休？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沥胆，沥血以告。”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公裂祖国的行为，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时，东北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英雄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东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作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的率领下，在平汉铁路沿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冀晋鲁豫边区，在6年的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共歼敌3.6万，攻克敌堡、据点数百处，冀中军区曾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铁军”锦旗一面。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爱国将士。如著名抗日爱国将军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抗战期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等身份，参与制订淞沪战役作战计划，协助李宗仁指挥：代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责，指挥武汉保卫战，击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航过百，击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的我方人员与物资也得以西运；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白崇禧在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万多人，虏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台儿庄大捷”被认为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士气，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同时，白崇禧还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响，出面组织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动员全国回族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高级将领叶剑英等保持联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和其它进步人士。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令日本兵闻风丧胆。若知详情如何，请看本书政治篇相关章节。
在和平时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财才能和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早在南宋时期，回族的先民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就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泉州为南宋最大、最繁忙的外贸港口，长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寿庚，因理财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关长或港务局局长），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书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乌马儿继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回回财政高官，理财有道，管理有方，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珠宝玉器业是唐宋以来回族先民的主要传统行业之一，直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贾多操此业，素有“识宝回回”之美誉，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回族珠宝行业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珠宝店为北京回族常子春所开设。创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药是回族传统医学中的眼科良药，20世纪初建立药厂，进入规模化经营，生产红灵丹、明目丸、牛黄解毒丸等90多种药品，产品远销国内外，1947年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20世纪初，上海回族马晋卿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协兴公司，经营牛羊皮张、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的出口业务和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物资的进口业务，其分号遍布全国，并在香港设有中转站，在科伦坡设有分公司。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在农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的“轮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回族还促进了各民族间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如在藏区发展了蔬菜种植业，为彝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疆发展了苹果和葡萄等艺业，在傣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回族还搞多种经营，清代陕西回族很多以牧羊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甘肃的回族向来有兼营畜牧业的传统。经商是回族的强项。回族先民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把两大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丝绸之路也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业不断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临夏、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吴忠等地回族商业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饭店经营为多；兰州、西宁、河州、银川多皮毛商、百货商；乌鲁木齐则多玉石、盐米商。西北回族商业不但活跃了当地市场，而且还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发挥其善于经商和理财的传统优势，并吸收现代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政策，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在经济领域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受到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的时候，当人们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问题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时候，回族却没有瞻前顾后，畏畏缩缩，而是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率先垂范，抢占了先机，开启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先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观望、犹豫、争论的人们。这些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我们绝不应简单以回族的经济规模和回族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回族的经济贡献；相反，应该充分估计到回族在当时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所起到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不能单纯以经济眼光来判断，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该把它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框架下考量，要分析它所产生的辐射，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涌现了大批个体工商户，有的甚至办各种企业和公司，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这些企业和公司还吸纳了城乡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您若读到本书经济篇相关章节就会对回族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改革开放带给回族人民新的机遇有新的了解。
在科技文化领域，回族建树更多，文化大师代不乏人；学术大家，丰碑如林。宋代，回回先民马依泽，精于历法，深受宋太宗赏识，授钦天监正。他计算预报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为准确，并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扎马鲁丁还主持编撰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在建筑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回回建筑大师亦黑迭儿丁。他以其才华和人品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元至元元年（1264年），奉命设计修建元大都宫城，历时8年完工。为了充分体现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他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调，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想象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这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真正体现了中国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有三座城门；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这种设计为故都北京以后驰名于世奠定了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 这部“历史”时，不应忘记它的第一作者。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出众的表现，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其诗作《雁门集》文笔清新，堪称一部“诗史”。而其词流传更广，其中《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一首传诵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像“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样的词句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另一位诗人###贤的诗很有个性，其中《南城咏古?黄金台》中“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成为千古咏诵的佳句。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博古通今，是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方志学家、思想家、藏书家，被誉为“天下奇才”。回族书画家高克恭（元）、马守贞（明）、改琦（清）等在当时均享有盛誉。其中高克恭名气最大，善画山水竹墨。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既熟谙伊斯兰文化，又有深厚国学根底、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家，如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德新等。其中刘智成就最高，将伊儒释道四教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境界，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说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刘智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马坚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坚作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不但将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的阿拉伯语引入中国的高校，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常识，毛泽东爱读他的文章，周恩来还把他当作中东问题与国际政治的顾问，时常征求他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以史学界泰斗闻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作为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问世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全国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
回族当中还有不少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已故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至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曾任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1966年他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发表后，引起轰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回族当中还有艺术大师和两院院士，如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和京剧大师马连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伦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其雕像与聂耳、冼星海等著名艺术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乐厅。马连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与菊坛名家如梅兰芳、周信芳等合作演出，声明赫赫，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他不但才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获得“德艺双馨”艺术大师称号。喜爱京剧的人，无人不知马连良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传世之作。
在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们把自己超人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是著名化学家蒋锡夔、核工程物理学家刘广均、昆虫学家张广学、医学家王士雯。
2005年，中国“神舟”6号升空，中国人又一次感到扬眉吐气，而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中也有回族的身影，中国航天长城集团及其核心企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被评为全国航天优秀企业家，连年荣获航天创业荣誉奖、航天奖、航天基金奖。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对此，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各族各界所公认。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汉族学者李兴华研究员在对回族的贡献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出：“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
